金熙德:21世纪日本外交的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01 次 更新时间:2008-08-06 21: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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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熙德  

  

  内容提要:19世纪后期以来,日本经历了四次外交抉择,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欧美和亚洲,曾采纳“脱亚入欧”、“脱亚入美”、“入美入亚”、“挟美制亚”等理念,实现军事崛起和经济崛起,并开始走向新的政治崛起。如今,日本正面临第五次外交抉择。如何为21世纪的对美、对亚外交定位,特别是如何为对美、对华外交定位,是日本面临的新课题。

  关键词:日本外交抉择 中日关系 日美关系 战略论争

  

  21世纪初期,日本处在又一个外交抉择的十字路口。日本外交究竟会做出何种抉择? 本文拟就日本外交抉择的历史轨迹简要做个回顾,然后就其21世纪初期外交政策调整的新动向加以分析,最后就其面向未来的外交战略论争及其前景进行展望。

  

  一、日本外交抉择的历史轨迹

  

  19世纪后期以来,日本已经历了四次外交抉择,目前又面临着第五次外交抉择的历史性课题。

  

  (一) 第一次抉择:“西方冲击”下的主动抉择———“脱亚入欧”

  

  日本的第一次外交抉择以1868年为起点。19世纪中叶,面对英国击败清朝、美国“黑船”来航、俄罗斯日益北上的“西方冲击”,日本发生了以“王政复古”为形态、以维新改制为实质的明治维新。

  1885年3月16日,启蒙学者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脱亚论”一文。其中曰:“国内无论朝野,万事皆采用西洋近代文明,不仅要脱去日本旧习,而且还要在全亚细亚洲中开创出一个新的轴心,其主义所在唯‘脱亚’二字。”“作为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与恶友亲近者也难免成为恶友。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1]

  与“脱亚论”相对立而出现的是各种类型的“亚洲主义”(即“亚细亚主义”) ,其基本类型有“亚洲盟主论”式的亚洲主义和“儒家共同体”式的亚洲一体化论。在这一时期,日本确立了以“亚洲对西方”的两分法模式看世界的思维模式,并选择了以“脱亚入欧”为核心理念、以军事崛起和称霸东亚为目标、以武力扩张为途径的外交路线。这一路线引领日本由弱到强,实现军事崛起,再走向恃强凌弱,直至惨遭战败。[2] 在这一过程中,“亚洲主义”曾沦落为以编造“东方人对西方人战争”的伪逻辑来美化日本侵略亚洲路线的思想工具。

  对第一次外交抉择的过程及其结局,二战后的日本政界主流一直未能真正从深层加以总结而达成共识,日本社会也没有真正从深层进行民族反省而汲取历史教训。这突出地表现在对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的态度上。[3] 如不少日本人认为,那场战争是输给了美国而不是输给亚洲,输在战争能力上而不是输在非正义性上。在这种未能或未来得及进行总体深层反思的情况下,日本匆匆迎来了第二次外交抉择。

  

  (二) 第二次抉择:“美国占领”下的被动抉择———“脱亚入美”

  

  日本的第二次外交抉择是1945年开始的。日本在二战中战败、投降后,曾被美国单独占领约七年。在此期间,日本接受了以非军事化、民主化、地方分权为主要内容的美式战后改造,在被动抉择和主动抉择的合力下确立了以“日美基轴”和“经济外交”为两大支柱的战后外交体系,“脱亚入美”是其理念基础,“经济崛起”是其价值追求。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日本实现了经济崛起,创造了“军事上曾战败,如今却在经济上战胜”的奇迹。

  战后数十年来,日本通过身居“美主日从”的日美同盟框架内而获得了安全和发展。与此同时,日本在外交和理念上却受到美国因素的强烈影响和制约,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外交自主性。对日本而言,“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外交路线显然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有得也有失。

  日本对美国的态度,是现实利益与意识形态重塑相结合的过程,同时也是其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出现了一批为日美关系的正当性进行论证的理论,从而形成了日本人自我束缚而难以自拔的话语体系。“日本是太平洋两岸国家”、“日本是海洋国家”、“日本与大陆势力为伍必然失败”、“日本必须与最强的海洋国家美国结盟”、“当年与德国结盟是选错了对象”、“日美同盟最适合日本利益”等说法,就是其中的一些代表性表现。

  日本地处东亚。二战后,恢复和发展与东亚各国的关系,是其营造真正具有安全感的周边环境和获得地缘经济利益的必由之路。从战后初期到70年代初期,亚洲各国在美苏冷战格局下被分割为两大阵营。在交往对象国家范围受到冷战格局限制的条件下,日本在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强烈影响中,逐步推行了以东南亚和南亚的部分国家以及韩国为重点对象的亚洲外交。

  

  (三) 第三次抉择:“东亚腾飞”下的重新抉择———“入美入亚”

  

  日本的第三次外交抉择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从7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初期,随着日本经济的腾飞和中日关系的发展,日本政界主流开始重新审视本国的外交路线。其主要背景是,美国对亚政策调整、中美实现和解、日本经济跃居世界第二以及东亚各国经济依次实现“雁行”式的腾飞。

  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并得到良好发展,是日本重新审视并开始调整其对美依附型外交路线的重要条件。1972年中日得以复交,就日本方面而言,首先是美国默认的结果,其次是地缘安全考虑起了作用。田中角荣首相曾说:“日中问题对日本而言,与其说是外交问题,不如说是国内问题。回顾明治以来百年历史,这一问题对任何内阁都是最大难题。日中问题解决了,国内问题的三分之二就消失了。第二,中国的八、九亿人口和日本的一亿加在一起,就是地球人口的四分之一。不解决如此日中关系,日本就不可能得到稳定。第三,日本的安全保障问题。作为日本,不仅有日美安全条约,也要与中国结成友好关系。如果日美中三国成为等边三角形,就可以维护远东和平。日本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可以成为比在亚洲建立北约更强的安全保障。”[4]这一时期,大平外相曾表示,要改变一味追随美国的做法。[5]

  这一时期日本确立的新战略目标是“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其基本外交理念是“入美入亚”,其途径是开展平衡外交,促进国际社会多极化。为此,日本先是推动“日美关系对等化”和“对美、对亚关系平衡化”,继而主张“日美欧三极论”,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使用“日美关系和日中关系同等重要”的提法。

  1989年6月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后,欧美国家发动了对华制裁,日本政府也采取了冻结对华ODA、停止高层往来、召回在华日本人等举措,但在对华制裁问题上却采取了保留态度。宇野宗佑首相在1989年6月7日的众议院会议上说:“应当知道日中关系与美中关系完全不同。我们以往曾与中国处在战争关系,如今在中国发生混乱时应避免发表黑白论式的言论。”翌日宇野又在参议院会议上说:“采取制裁措施,是对邻国的失礼。”[6]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日本也主张“不要孤立中国”。[7] 海部俊树8月9日出任首相组阁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对华正常来往的措施。1991年8月海部首相和中山外相访华,中日关系恢复正常。

  可见,这一时期的日本外交,不仅蕴涵着“入美入亚”理念,同时也表现出作为亚洲负责任大国的行为方式。

  

  (四) 第四次抉择:“中国冲击”下的艰难抉择———“挟美制亚”

  

  二战后头30年期间,日本对华政策的决策动机,主要不在于价值观因素,而在于对国际格局、经济与地缘安全利益的现实主义思考,以及历史负罪感、文化亲近感等感情因素。冷战后初期,日本外交一度还呈现出“脱离意识形态”的倾向。

  然而,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世界走向“脱离意识形态”的时代潮流中,日本外交、特别是其对华外交却反而开始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其深层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美国“失去”苏联这个强敌后,把中国视为21世纪的潜在对手,制定了“扶日制华”政策,日本亦随之制定了“挟美制华”政策;第二,日本国内“革新势力”衰退、“政界总体保守化”的结果,主张对中国“说‘不’”、摆脱“二战战败体系”、走向“普通国家”的激进保守势力占据了主流地位;第三,随着日本经济陷于萧条和中国国力快速增强,日本出现了“中国威胁论”,“挟美制华”的主张在日本决策层中占了上风,“价值观外交”日益成为美日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以来,日本各界精英经过一番战略论争, [8]主张继续“脱亚入美”的一派意见战胜了主张“脱美入亚”或“入美入亚”的其他意见,依靠美国的支持来“借船出海”的思路成为日本执政势力的主流见解,“远交近攻”、“挟美制亚”、“协美抑华”成为其基本外交方针。

  从1994年算起,以“挟美制亚”、“协美抑华”为突出特征的日本第四次外交抉择也已经历十余年,如今该路线日益陷于捉襟见肘、疲于应付的尴尬境地。在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下,日本外交正处在由第四次抉择向第五次抉择过渡的时期,其突出特征是“外交转型的困惑”,其本质是“走向政治与军事大国的目标”与“21世纪对外战略贫困”之间的深刻矛盾。

  

  二、21世纪初的外交抉择

  

  日本外交如何以及何时实现第五次抉择? 21世纪初期登场的几任内阁首相分别做出了不同的回答。

  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以一份激进保守主义的政策菜单当选首相。

  “小泉政治”的总体理念属于新保守主义范畴。在摆脱二战后体制、日美军事一体化、配合美军向海外派兵、走向政治与军事大国方面,小泉比以往任何首相都更急、更保守,走出了一条战后最激进的保守政治路线。

  “小泉政治”的社会依托是新民族主义思潮。“不管中韩如何反对,一定要在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 ”这句竞选口号,迎合了那些鼓吹“重振日本精神”的新民族主义者和企图抹杀侵略历史的右翼政治势力,却使日本与中、韩等亚洲邻国的关系深陷“政冷”低谷。

  “小泉政治”的外交路线是彻底的随美主义。战后日本曾把“西方一员”、“亚洲一员”、“联合国中心主义”作为应当坚持的“外交三原则”,小泉则将其改造为“对美协调”和“国际协调”两原则,实际执行的就是“追随美国”一原则。“只要日美关系牢固,对亚洲关系等都会迎刃而解”,这是小泉最喜爱的口头禅。在“脱亚入美”、“脱美入亚”、“入美入亚”三条道路中,小泉毫不犹豫地坚持“脱亚入美”路线,其意在于通过“对美追随、对亚强硬”的两面主义来实现“挟美制亚”的目标。其结果,“对美追随”加深了日本的对美依附,“对亚强硬”使日本在东亚陷于孤立,尤其是参拜靖国神社,触犯了东亚邻国的众怒,损毁了日本的国际形象。

  经过五年半的小泉执政期,日本各界出现了“小泉疲劳”、“参拜疲劳”、“从美疲劳”现象。“小泉政治”成了众矢之的:包括所有在世前首相在内的日本资深政要纷纷表态反对小泉参拜,最大报纸《读卖新闻》也对参拜说“不”,自民党内各派争先打出了“重视亚洲”、“改善与中韩关系”的“政策构想”。各类民调结果显示,70%以上的日本国民要求改善日本对中韩等亚洲各国的关系。连美国也对日本在亚洲地位的下降感到担心,开始对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强硬做法进行“轻度敲打”。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瑞典首相佩尔松、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等人纷纷对小泉的参拜行为提出了批评。

  在上述背景下,日本对邻国外交出现了“策略性软化”,其对华姿态也呈现“微笑”攻势和“微软”现象,诸如恢复先前冻结的对华日元贷款,发出希望与中国加强军事交流的信号,等等。小泉外交的钟摆似乎从“远交近攻”向“远交近和”小幅回摆,就连素以强硬姿态哗众取宠的安倍晋三、麻生太郎等人也回避起“参拜”话题,而对邻国外交立场相对温和的福田康夫“人气”一路攀升。

  2006年9月26日,安倍晋三当选第90任日本首相。日本告别“小泉政治”时代而进入“安倍新政”时期。安倍的基本政治理念是建设其心目中的“美丽的国家”,其内政与外交政策体系都是围绕这一理念而构建起来的。[9] 如何走向其心目中的“美丽的国家”呢? 安倍明确指出,就是要“摆脱二战后体制”。[10] 在2006年10月3日版《世界周报》上,安倍称自己属于日本通过《旧金山和约》重获独立后出生的一代,自己的使命是建设“适应21世纪的国家”。

  为达此目的,安倍提出了两大目标。一是“修改宪法”,以此为配合美军行使集体自卫权和自卫队在海外行使武力铺平道路。安倍认为修改宪法将花费较长时日,可能需要五年,因而目前应通过“改变宪法解释”来解决自卫队向美军提供支援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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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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