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中国新文化与人类新文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75 次 更新时间:2008-08-01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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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安 (进入专栏)  

中国文化的现状让人悲哀,主要的不是事实的丑陋,而是还没看到改革的曙光。但中国文化的前景又使人鼓舞,中国与世界都期盼新文化、新文明的诞生。

取决于对幸福的理解

中国人比过去生活好多了,但有幸福感的人不多,可见物质性幸福是低层次的、有缺陷的。因此,中国的国策不能单打一地在经济上下功夫,以为发展了,一定使民众幸福;中国的民众不能单打一地在挣钱上下功夫,以为有钱了,一定感到幸福。

中国穷惯了,中国人苦惯了,想发展、图致富是自然的。但上下左右一个调,发展第一、金钱第一,其它都是次要的,从而为了发展、为了挣钱而不择手段、不顾一切,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全面恶化。出发点是求幸福,最终并不幸福。

创建中国新文化,最要紧的是树立正确的、全面的幸福观。民众固然需要教育、引导,政府首先需要反省、端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就从什么是快乐、什么是幸福的启蒙教育开始吧!

我在2004年出版的《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一书的扉页上就写道:“什么是快乐、什么是幸福,每个人的选择决定,自己的命运、中国的前途、人类的未来。”

中国的新文化和人类的新文明,都是取决于对幸福这一核心理念的正确理解。

现代文明的缺陷和出路

中国离开现代文明还相当遥远,能够实现现代文明是中国人百年的梦想,讨论现代文明的缺陷和出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然而,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定目标、找方向、学榜样,是一件头号大事,决不是实现多少人均GDP那么简单、单一。可是,当下的中国政府和世界舆论都把兴奋点落在GDP上。用GDP来衡量、排名,是当今现代化的一个标准。然而,这个标准已经过时。现在,世界上正在热门讨论幸福指数。人们已经觉醒,GDP并没有真正带来人的幸福。

英国未来基金会的迈克尔.威尔莫特和威廉.纳尔逊在《复杂的生活》一书中指出:“在过去50年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并没有使人们增加多少快乐。这是进步的悖论。今天的一代人比以前更富裕、更健康、更安全,享有更多的自由,但他们的生活却似乎更压抑……”。

美国的一位名叫麦克马洪的历史教授花了6年时间写了一本研究幸福的书,他的结论是“你永远不可能幸福”。他坦言他所研究的幸福植根于西方文化和比较富裕的社会。他说:“很糟糕,花了6年时间研究幸福的历史,我原以为能找到答案,但是,我没有。”(1)

一个国际研究调查组织对25个发达国家的国民进行的一项“你是否每天愉快”的抽样调查表明,60%以上的人已经做不到每天都有愉快的感觉了,其中20%的人明确表示“我每天都不愉快”,还有人强调说:“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愉快,我就是不愉快。”

如今全世界掀起了一股找幸福热。不丹、泰国、英国、澳大利亚先后提出了幸福指数。幸福经济学成为最新学课。英国选举以“幸福政治”作为竞选口号。世界研究幸福问题的专家最近在罗马开会讨论幸福怎么度量。前不久,在杭州开了一个快乐和幸福的研讨会,中国也开始关注幸福问题了。

西方步入幸福误区

西方文明是以谋求人的幸福为发端的。为了冲破宗教神学的禁锢,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诗人、思想家彼得拉克第一个发出了“要求凡人的幸福”的呼喊:“凡人先要关怀凡间的事物”,“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2)西方文明的全部历史就是沿着追求“凡人的幸福”展开的。今天的全球现代化就是追求“凡人的幸福”的大竞赛、大拼比。然而,不幸的是没有哪一个国家宣布找到了幸福。

西方文明认定,人的幸福就是物欲的满足。十八世纪法国思想界泰斗伏尔泰认为:生理器官的满足,是人追求幸福的根源或动力。无论宗教还是法律,都不应该贬低或诽谤大自然赋予人的这种本能,不应该阻碍人去追求幸福生活的欲望。(3)另一位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茹利安.奥弗雷.拉美特利则说:“感官是从来不欺骗我们的”,大部分人“在这个世界里发现了各种利益,各种肉体上的快乐”,“如果在自己的思想中寻找幸福……那就是在没有幸福的地方寻找幸福”。(4)

重视物质,忽视精神;强调感觉,轻视思想;推崇肉体的快乐,崇尚感官的刺激;把物的享受、物的占有看作人生的成功和幸福。由此延伸出西方文明的全部价值观,即物质主义、经济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科技主义、个人主义以及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等。

崇尚物欲的西方文明推进了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政治民主、思想自由,对人类的文明做出了贡献。这是毋庸置疑的。对西方人来说,衣食不用愁、福利有保障、民主来选举、思想又自由,怎么还会不幸福呢?

专家们达成一个共识:越过一个特定的收入门槛后,收入与幸福就无关了。以物欲满足为幸福的人,永远不感满足,就永远找不到幸福。美国《新闻周刊》一篇题为“金钱与幸福,哪个更重要”的文章说:“事实上,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我们拥有什么,而是我们拥有别人所没有的东西。”“我们看到的都是富人和名人的生活方式,这不断地提醒我们,别人拥有的东西比我们多,从而让我们深感不快。”(5)而一旦追求的欲望满足以后,带来的问题更多,还有什么可追求,人活着是为什么,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以满足自我为价值观的西方人永远找不到答案,就从吸毒、酗酒、性交中找刺激。刺激带来的快感是短暂的,并且边际效能呈递减趋势。刺激过后,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人奋斗一辈子,是为了什么,就是那瞬间的刺激和快感吗?而人一死,一切都带不走,生命在纸醉金迷中消逝。空虚笼罩着灵魂,精神找不到寄托。有的就以自杀结束人生。北欧福利国家自杀率高,原因就在此。据世界卫生组织1994年公布的自杀率,芬兰、瑞士、比利时、丹麦、瑞典处于世界各国的前十位。

一颗利己之心、一个欲望之身,是西方人找不到幸福的原因。

人类必须创造新文明

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全世界跟着西方走。正如马克思所说:“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资产者。”(6)是啊,哪个国家不想富强,哪个人不想变成资产者呢?

然而全球现代化是个陷阱。全世界65亿人都向发达国家看齐, 需要20个地球。西方文明是建立在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的基础上的;当着大多数人都要像少数富裕人那样生活,人类文明就将崩溃。资源短缺、人口众多的中国更不能走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眼下的中国也仅仅沿海城市少部分人实现了现代化,而绝大多数人、尤其是8亿农民还离现代化相当遥远,却已发生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和资源瓶颈。

西方开创的现代文明无法解决三大难题,即不平等、不幸福、不持续。人类必须创造新文明。这个责任历史地落在曾经创造了东方文明的中国身上。早在30多前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就说:“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7)汤因比所说的“统一”当然不是指极权或武力,而是可供人类借鉴的一种文化理念、可为世界追求的一种社会模式。

寄希望于中国

中国必须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中国也最有可能走出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这正如汤因比所说,中华民族“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这就是追求“天人合一”、“人际和谐”的儒家传统。

西方文明主要追求人的物质性幸福。人的肉体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是人的生存性需要,也是享受性需要。物质性需要的满足,可以给人带来幸福,并且是人的幸福的基础。西方文明为人的物质性需要的满足,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西方文明把人的物质性幸福作为价值尺度、价值目标,使人成为失去理性的消费动物,从而恶化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事物就走向了反面。

中国的新文化、人类的新文明就在于,引导人不仅追求物质性幸福,也追求精神性幸福,即人在寻求物质享受的快乐和幸福的同时,也从精神的追求中即真诚的亲情、真诚的爱情、真诚的友情、真诚的工作、真诚的服务、真诚的奉献中获得快乐和幸福,从安宁的心灵、健康的体魄、淡泊的生活、关爱的人际、和睦的氛围中获得快乐和幸福。物质享受获得的快乐和幸福往往体现在享用的瞬间,还不能过度,否则有害而无益;而精神享受获得的快乐和幸福却回味无穷、多多益善、有益无害。物质享受获得的快乐和幸福,要耗费资源、损害环境,要争夺、竞争、算计,要忙碌、紧张、妒忌。而精神享受获得的快乐和幸福,却很简单、很轻松、很自然、很安逸、很方便。

既追求物质性幸福,也追求精神性幸福的文化理念和社会模式,是中国的出路,也是世界的希望。“全面小康”、“和谐社会” 就是这样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理念和社会模式。

我在《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一书中,将全面小康归纳为五大特征:一是经济殷实;二是资源低耗;三是环境清洁;四是社会和谐;五是精神愉悦,并分解为28项指标。全面小康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物质富裕程度不如发达国家,但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少,社会很和谐,精神很愉悦。除了物质水平一项以外,其余都优于西方现代化。而全面小康的这一弱项,正是换来与地球生态的协调、人类社会的持续,使全人类都能实现,不像西方现代化只能供少数人享用,这实际不是缺点,而是优点。全面小康可取代西方现代化,不仅作为中国,而且可成为地球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

全面小康的五大特征,其实质就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谐,物质与精神的和谐。所以,全面小康的高级阶段就是和谐社会。全面小康、和谐社会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新选择。中国现代化的成功,也就为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模式。

治国理念需要转变

“全面小康”、“和谐社会”虽已提出,但治国理念还是发展第一,发展目标仍是GDP翻番。国家把目标定在物质上,社会就把追求定在消费上,民众也就把幸福定在欲望上。从国策目标到社会舆论、从媒体宣传到广告轰炸,从家庭教育到学校考试,无不告知你,人的成功、幸福就在于物的占有、物的消费,在于名房、名车、名服、名表、名鞋,在于进出五星级、挥杆高尔夫、潇洒夜总会……这样讲,并不是反对富人消费,而是价值观怎么引导?中国的绝大多数人不可能过这种生活,却作这样的煽动,逼着人不择手段地去追逐。谁不这样做,就被看不起,窝囊、无能、废物、傻瓜的称号就会从四方飞来。于是,中国人的物欲无所顾忌、不计后果、不择手段地膨胀起来。有权吃权、有山吃山、有水吃水,无权、无山、无水的就抢劫、欺诈、走私、贩毒……

“全面小康”、“和谐社会”的提出,不应该是新口号、老内容,而应该是治国理念的转变。新理念,才能变为新国策。政府改变方针,舆论改变导向,民众改变行为。国家、社会、家庭、个人的价值观统一于谋幸福,既谋物质幸福,也谋精神幸福。治国理念与做人目标一致,建设幸福国家、幸福社会、幸福家庭、幸福人生。

治党是关键

中国共产党是靠先进的理念起家的,当年无数进步青年投奔延安,就是因为共产党拥有的理念具有正义性和神圣性,使共产党员甘愿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甚至牺牲。

今天,中国共产党要保持先进,必须拥有具有正义性和神圣性的先进理念。党强调“发展第一”、“共同富裕”,在物质利益具有生存意义时,有一定号召力,如当年的“打土豪、分田地”和改革初期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温饱问题解决以后,物质利益不再具有生存意义,人的需求向多层面、高层次发展,仅用物质利益的口号,就产生不出神圣的精神力量。结果是讲发展,不如自己先发展;说富裕,不如自己先富裕。以权谋私、买官卖官成为必然。

治理权力腐败,现在成了关注的焦点。建立对权力的制度约束和舆论监督,无疑是正确选择。但是,党本身的治理也很重要。在共产党执政地位不动摇的情况下,党的治理问题更突出。

共产党员也是人,共产党员也要追求幸福。既追求物质性幸福,也追求精神性幸福,同样是共产党员的理念。与民众的区别在于,共产党员对幸福的理解和追求更具有崇高性和神圣性,不仅仅在于浅层次的物欲满足、表面上的权力崇拜,而在于创立具有永恒意义的人人幸福的社会模式。共产党员并不要求大公无私,更不用牺牲自己的幸福,而是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也就更幸福。只有拥有这样先进理念的人,才有资格加入共产党。有这样先进理念的共产党,才能获得民众的信赖和拥护。也只有这样先进理念的共产党,才乐于接受权力的制约和舆论的监督,中国才有可能完成从极权政治向威权政治的过渡。

党面临的问题很多,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道德、教育,环境治理、治安治理、腐败治理,应对千头万绪,但关键在于理。“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这个理要经得起推敲、经得起辩驳。这个理要尊重实践、合乎实际。这个理要顺应民心、符合人性。用这个理,首先纯洁、清理、教育党的队伍,其次反省、调整、改善方针、国策,再次引导社会、教育民众。

注释

注1:《参考消息》2007年5月2日第7版

注2:转引自冯俊科著《西方幸福论》第130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注3:同上第214页

注4:同上第220、221页

注5:《参考消息》2007年5月8日第6版

注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

注7:阿.汤因比、池田大作著《展望二十一世纪》第289.295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1985年1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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