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培元:我的中国哲学研究之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35 次 更新时间:2008-07-31 11:4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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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  

  

  我是在一个比较特殊的环境和背景之下走上中国哲学研究之路的。在这条路上有一些体会和感想,现在谈出来,与青年朋友共勉之。

  

  一、基础教育

  

  我于1938年出生在甘肃庄浪的一个农村家庭里。父亲是一位读书人,毕业于当时的兰州优级师范学校,曾在县中学里教国文课。母亲是出身于有一定文化背景的家庭妇女。我在兄弟排行中是老三,两个兄长幼年时读过家庭私塾(祖父请先生到家里教子弟念书的地方),后来父辈分家,家境中落,两个兄长不能读书,先后种地务农。父亲为人耿介,因得罪了当权者而丢了中学的教职,后来曾在附近乡村的一所私塾里教书。我就是从这时开始接受“启蒙”教育的。

  

  在偏僻的山村里,我们家算是一个“书香门第”,几代人都以读书为荣。祖父是清朝末年的贡生,在县里设塾讲学,民国初年,曾任庄浪县女子学校第一任校长。我幼年时期,家境虽然清贫,但是,按照父亲的意思,“家里总要出一个读书人”,为了不使这支“香火”断绝,父亲决意培养我读书。我还有一个妹妹和弟弟,他们已无缘读书了。

  

  我八岁便随父亲到私塾里去念书,父亲教书很认真,对我要求格外严。同学们每天早上要“背书”,但不是背诵,而是由老师随便指定其中的某一部分让学生背,轮到我时,不仅要背更多的书,而且不能背错,否则就要“吃板子”。记得父亲教我们背的,既不是《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发蒙之书,也不是“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经典,而是一些古典文学散文和历史一类的书。这也许就是民国时期的私塾不同于从前私塾的地方吧!这样读了几年之后,我似乎多少领略到其中的一些意思,我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对古书的一点点兴趣。

  

  我家里有很多线装书,多是从祖父那里传下来的。父亲读过,后来不读了,便将其“束之高阁”。我出于好奇,经常取下一些书,随便翻看,试试有没有我能读懂的,结果却大失所望,那些书比我背诵过的都难懂,简直就是“天书”。不过,偶尔也能挑出几本好读的,便坐在房檐下阅读起来,不料被村里人看见了,便向别人说:“三有子(我的小名)小小年纪就能读《资治通鉴》了”。我知道后有点洋洋自得,自以为能读古书了。其实,自己什么也不懂。

  

  大哥能读古书,每天干完活,就坐下津津有味地埋头读书,这也引起我的好奇。后来我发现,他所读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一类的古典小说。受他的影响,我也喜欢读一些有故事情节的书。但是,首先引起我兴趣的是一本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安徒生的“童话集”。其中有一篇《卖火柴的小女孩》,我不仅能读懂,而且为书中的故事所感动。

  

  大约就在这时,我知道了胡适、鲁迅这些人的名字。

  

  父亲虽然上过民国时期的学校,但他的学问根底,仍然是传统的国学,他基本上是一个儒家知识分子。在父亲的熏陶下,我懂得了一些做人的道理,比如孝敬父母、尊敬长者、尊师重道、讲礼貌之类。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逐渐产生了一个念头:要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

  

  父亲一心想把他的知识传授给我,除了让我读书之外,还用讲故事的方法灌输了各种知识。每晚睡觉之前,他就开始给我讲些充满智慧的历史故事和文学典故,我也喜欢听。就这样,传统文化的东西潜移默化地在我的童年生活中扎下了根。

  

  我进入小学是直接从四年级读起的。在所有的课程中我最喜欢数学,因为数学不用死记硬背,有点近于“游戏”,只要学会计算方法,就可以“一通百通”。在小学的语文课中,已经很少见到古文了,幼年时学过的东西偶尔也会发生潜在的作用。比如学校在高年级中组织过一场公开辩论会,题目是:文与武哪个对国家更重要?我是文方,发言时忽然想起父亲讲过的那些故事,便用来论证我的观点,显得很有说服力。评委老师虽然没有对辩论双方评出胜负,但这场辩论却使我受到很大锻炼和鼓舞。这场辩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打开了思路,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这对我今后的学习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进入初中之后,语文、历史、地理之类的课程使我增长了不少人文方面的知识。记得学校组织过一次全校范围的作文比赛,题目是《我的母亲》,后来的高考的作文题也是这个。这无疑唤起了我对传统文化的记忆和反思。母亲在我的心目中是最勤劳、最善良、最慈祥、最无私的。从我记事时起,就看到母亲一年到头,从早到晚,从未停止过劳动。那时家庭生活十分困难,是母亲承担起全家的生活重担,不仅要操持全部家务,抚养我们这些孩子,而且要下地干农活。她为我们付出的,我们永远无法报答,但是,母亲从未向我们索取过什么,抱怨过什么。在全家吃不饱的时候,她宁可自己不吃,也要让我们吃好。在村子里谁家有难,她都会无私地帮助,正因为如此,母亲在全村享有极高的威望,受到人们的尊敬。在母亲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的传统美德。这些事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写起来得心应手。因此在作文比赛中得了全校第一,高考时也得了高分。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写作技巧,也没有多少华丽的词汇,但我能写出内心的真情实感,表达我从母亲身上感受到的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我从小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有一种潜在的或半自觉的生命意识,也能多少体会到仁、孝、礼和亲情的一些道理。这种发自内心的亲情之仁,流露在作文中,便能够感动评委和阅卷老师。

  

  进入高中之后,教育体制和要求明显地发生了变化,理科成为主课,占了优势,而文科成为副课。在同学中广泛流行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我对数理学科的兴趣,很自然地以理科为主攻方向。高考临近,我本想报考工科院校,觉得工科比理科更“实”,但是很多同学劝我报理科,并怂恿我报北大。在同学和老师的鼓励之下,我大胆地将第一志愿报了北大,果然被录取了。

  

  二、选择哲学

  

  进入北大的前夕,父亲对我说:“现在你可以如愿了,北大是著名学府,是蔡元培当过校长的地方,到了那里,你可以自由发挥。”父亲对北大有很深的理解,对我也有很大的期望。

  

  我以憧憬的心情踏进了北大的校门。

  

  但是,迎接我的第一堂课,是一场接近尾声的政治运动——“反右”斗争。校方很快组织我们新生讨论,认清右派分子的“反动本质”,名之曰“消毒”。在我们班出现了一场辩论:右派分子从本质上就是坏的,还是在“大鸣大放”中变坏的?所谓“变坏”是“质变”还是“量变”?有些年轻学生被划成“右派”,他们是怎样成为“坏人”的?在同学中立刻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这两种观点相持不下,大家提议,各选出一名代表,由我负责,找当时的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江隆基做出解答,并将结果向同学们传达。当我们三人找到江副校长时,他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当他听完我对两派观点的陈述之后,并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哪种观点,而是说了一番平易而又意味深长的话。原话我已记不清了,大意是,个别坏人任何时候都是有的,但是同学们绝大多数是好的,有些犯了错误的同学本质上也是好的,是关心国家大事的,年青人“血气方刚”,犯些错误是难免的。这些话并不能满足双方同学的具体要求,但我从他的谈话中体会到,他是从内心关心、爱护学生的,我对他立刻产生了敬意和亲切感。回去后,我们向同学们传达了他的谈话,此后两派的争论也就渐渐平息了。

  

  学校很晚才开始上课,在这场“反右”运动前后所出现的许多问题,以及从大小字报中看到的许多“引经据典”的话,有很多是我闻所未闻的,其中有一些是真正的哲学问题,这引起了我的兴趣。经过一场大辩论之后,全校出现了普遍关心理论问题的热潮。在新生体检复查中,我由于色弱,不适合学地质,便由理科转到了哲学系。

  

  就我本人而言,我根本不懂什么是哲学,但我又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哲学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里边有很多理论问题,而我对所谓“理论问题”颇感兴趣。从一二年级所学的课程来看,比较广泛,既有自然科学的基础(如数学、物理等)和逻辑,又有政治经济学、党史之类。正如同学们所形容的,“哲学就是万金油”,什么病也治,但什么病也治不好。我觉得这也不错,虽不专,但是很博。后来学习了中、西哲学史,我好象感觉到什么是真正的哲学了。其特点就是“思辨”。

  

  1957年的“反右”运动之后,1958年又迎来了“大跃进”,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学生要下厂下乡,在左的路线影响下,哲学系“首当其冲”。当时的口号是“实践出哲学”、“在实践中学哲学、用哲学”。从“深翻地”、“大炼钢铁”运动中根本学不到什么理论,心里很着急。到了“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倒是能坐下来读些书了,但是,课堂上讲授的,却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所有的哲学课,都是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划界。自从郑忻先生在报上发表了《开放唯心主义》的文章之后,我心中为之一震,觉得唯心主义肯定有很多内容,很想知道唯心主义究竟是些什么“货色”。不久,果然陆续开设了一些选修课,哲学系的知名教授都登台讲课了,凡是能选的课,我都选了。但是就连郑昕先生开设的“康德课”我也并没有听出多少哲学思想。这除了我的哲学基础知识缺乏之外,与郑忻先生讲课的方式也有关系。这位康德专家在课堂上要么是在讲康德之前先对康德进行批判,要么就是痛哭流涕地自我批判。就是冯友兰先生撰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正式出版后我已读研究生了,再后来改名《新编试稿》),也要表明是在“脱胎换骨”之后写成的。这就是说,无论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都只能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这一公式下讲授与写作。

  

  通过有限的读书学习,我对哲学已有了一点粗浅的了解。其中,比较感兴趣的还是中、西哲学史,尤其是西方哲学史,觉得那里边不仅有“思辩”的理论知识,还有很强的逻辑推论的方法。在一次涉及 “形而上学”(非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形而上学”,是恩格斯所说的“形而上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课堂讨论中,我斗胆地提出了一个看法,认为西方哲学史中的形而上学在历史上有进步作用。我的这个看法在当时的《前线》杂志上作了报导,但没有受到任何批判。我想,一则因为我是个学生,二则“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毕竟从属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因为后者才是关系到哲学的党派性与阶级性的根本问题。

  

  我虽然很喜欢西方哲学,但是相比之下,还是觉得中国哲学更亲切、更有情趣。这显然与我从小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有关系。还在高中读书时,我就知道冯友兰是中国的著名哲学家,并且从《光明日报》读到冯先生的一篇文章:《关于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这篇文章后来被称为“抽象继承法”而遭到批判。我觉得冯先生的分析和论述很有意思。这些名词我本来是知道的,但是将这些名词变成哲学概念,特别提出“抽象”和“具体”的问题,就变成一种理论、学说了:哲学大概就是这一类理论、学说吧。到了哲学系后,冯先生虽然不断受到批判,但同学们还是喜欢听他讲课,并请他专门给我们讲《庄子•逍遥游》。我们觉得冯先生讲课平淡中有幽默,通俗中有智慧。同学们开玩笑说:“冯先生是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批判归批判,欣赏归欣赏,这也是当时的一种心态,我最终选择了中国哲学史作为自己主攻的方向。

  

  目标确立后想专心读书了,可是学校又掀起了“红与专”的辩论,批判学生中的“白专道路”。我虽然没有成为“白专”典型,却经常受到警告,说我不关心政治,有白专倾向。所以我要“夹着尾巴做人”。我心里总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感觉学哲学真是一场“冒险”。

  

  三、“打基础”

  

  在我快毕业的时候,系里有人找我谈话,动员我报考研究生。这出乎我的意料。我决定报考冯友兰先生的研究生。结果被录取了。

  

  我自以为大学期间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国哲学史,已经具备了研究能力,在读研期间,就应当以研究和写作为主。我找到冯先生,征询我是否可以写文章了。冯先生并没有给我“泼冷水”,但是却教我如何“打基础”、“练基本功”以及如何“扫清拦路虎”、学好外语和古汉语等道理;之后,便为我列出了一个读书计划,从古到今有一长串读书目录。冯先生还教我如何读书的方法。在读古书时,先不是批判,而是读懂,要站在古人的立场,“优游涵泳”理解古人的意思,真正理解之后再去批判。这实际上就是“同情的理解”。“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意思是不要存有“先入之见”,更不要“断章取义”。

  

  除了认真读书,还要听各种选修课。按照冯先生的意思,只要有西方哲学的课和重要的历史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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