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梁漱溟文化思想的哲学基础的现象学考察——重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28 次 更新时间:2008-07-30 14:26:31

进入专题: 梁漱溟文化思想   哲学基础   现象学考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黄玉顺 (进入专栏)  

  

  [摘 要] 本文通过现象学的视域,重新审视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文化思想的哲学基础:它以中国儒家思想和西方生命哲学为资质,既与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颇有相通之处,更有某种可以通往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的生存论视域的可能性。

  

  [关键词] 梁漱溟 文化 哲学 现象学 自我 意欲 情感 直觉

  

  一 问题的缘起

  

  80年前,梁漱溟先生的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 于1922年出版。此书的意义当然不在于它问世之时所引起的轰动,而在于它开启了被标志为“现代新儒家”的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化—哲学运动。[1] 它之具有这种开启意义的根据,在于它规定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问题及其方法:在中西比较的视域中“释本开新”[2],重建儒家传统。

  

  书名“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已经表明:这是东西之间的文化比较,而这种文化比较又有其哲学基础。就中国方面看,这种哲学基础主要是孔子的思想,所以梁先生的思想被称为“新孔学”;而在与西方对话方面,这种哲学基础主要是法国生命哲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思想,由此,梁先生的新孔学也是一种“东方生命哲学”。这当然有某种历史的机缘,例如当时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西方生命哲学家正是柏格森;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的传统思想,作为某种“东方生命哲学”,似乎与西方生命哲学具有某种天然的亲和力,以至当时中国思想界的许多台面人物,差不多都有某种生命哲学的色彩。[3]

  

  但柏格森是法国人,而西方生命哲学的大本营却是在德国。德国生命哲学上承“狂飙突进”的浪漫主义运动,下启生存哲学。[4] 当生命哲学还在德国继续发展时,另一场伟大的哲学运动已在德国崛起,那就是现象学:胡塞尔(E. Husserl)、舍勒(M. Scheler)、尤其是海德格尔(M. Heidegger)。海德格尔以施莱尔马赫(F. Schleiermacher)解释学为中介,高度关注例如狄尔泰(W. Dilthey)的生命哲学,此外还有与生命哲学关系密切的雅斯贝尔斯(K. Jaspers)的生存哲学。当时德国几乎所有的哲学家所关注的都是“生命”问题,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说到底,当代哲学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作为‘原始现象’的‘生命’上。”[2](P18)所以,广义的生命哲学包括了生存哲学;而据海德格尔的发现:“关键是要看清,在本真精神历史的方向中形成的生命哲学,乃是以生存现象为意向的。”[2](P17)换句话说,生命哲学应该被奠基[5]于生存哲学。这些话出现在海德格尔对雅斯贝尔斯的评论中,而海德格尔自己正是由此走向生存论现象学的。在这种意义上,海德格尔现象学乃是生命哲学的后继者:这种后继首先是一种批判,即批判其传统形而上学性质;但同时是一种深入,即以自己的“基础存在论”(Fundamentalontologie)为之奠基。

  

  有鉴于此,在生命哲学已是明日黄花、而现象学运动正在发挥世界性影响的今天,我们以现象学的眼光,回过头来重新检视一番梁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或许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二 梁漱溟的文化观

  

  按其宗旨来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不是一本哲学著作。依梁先生的本意,他所关心的不是哲学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近代以来,在中国文化传统式微、遭遇西方外来强势文化的情景下,“中西文化比较”就成了一代又一代思想者的恒常话题,至今依旧。梁先生亦然,他所关注的问题是“东西文化”的优劣的比较。

  

  在梁先生看来,一种特殊的文化自有其特殊的“根本精神”,东西文化的不同就在于它们的文化精神不同。现象学中也有类似的观点,例如舍勒的“文化社会学”就认为:“关于人的精神的理论是文化社会学必要的先决条件,关于人的天性冲动的理论是实因素社会学必要的先决条件。”[3](P1071—P1072)这里“精神”与“冲动”的关联,似乎正是文化哲学与生命哲学的关联。可见,德国现象学与德国生命哲学所理解的“精神”有相通之处。

  

  根据根本的文化精神的不同,梁先生就其目光所及,把世界文化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这种文化的特征,“就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它的要求;换一句话说,就是奋斗的态度。遇到问题都是对前面去下手,这种下手的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1](P202)。第二种: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这种文化的特征在于,“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是在这种境地上求得自我满足”;“他并不想奋斗的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他所持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的意欲调和罢了”。[1](P202)这种精神态度的典范,在梁先生看来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第三种: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这是世界文化的三种形式、三条道路。

  

  这种划分当然不免有简单化之嫌,但也无伤大雅。更重要的是,在梁先生看来,这三条路虽然在实际中是“共时”的存在,故而在当今现实中发生冲突;但在理念上却是一个“历时”的序列,这里存在着梁先生熟悉的佛学式的“三时”架构:西方“向前”的态度是人类过去的文化精神,中国“调和持中”的态度是人类现在的文化精神,而印度“向后”的态度是人类将来的文化精神。于是乎,类型的划分转换成了时代的划分。类似的文化划分,现象学中也是存在的,例如胡塞尔就把文化历时地划分为自然形成的“宗教文化”阶段和在哲学观点下的“科学文化”阶段;但胡塞尔的价值立场则是相反的,他区分了两种“生活形式”(Lebensform):宗教文化属于被动的自身管理(Selbstreglung)的自然生活形式,而科学文化则属于自由的自身立法(Selbstgesetzgebung)的高级生活形式。[4] 而梁先生认为:西方的意欲向前其实是滞后,印度的意欲向后其实是超前;只有中国的意欲持中,恰到好处地居中。于是,在文化比较问题上,梁先生从“事实陈述”而引出了他的“价值评判”:西方那种已经过时的“意欲向前”的态度是应该加以排斥的,印度那种尚未到时的“意欲向后”的态度是应该暂时悬置的;目前惟有中国这种“调和持中”的态度才是恰到好处、合乎时宜的。所以,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印度文化更优越。

  

  为了支持他这种优劣、好坏的文化比较,梁先生还诉诸文化在生活感受上的主观效果。为此,梁先生对生活进行了一种外延的划分: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梁先生说:中国较之西方,虽然在物质生活上百事不如人,但在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上却很幸福快乐。据此,梁先生提出了我们今日所应有的态度:“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也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的文化是全盘接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1](P129)一方面并不拒绝西方文明(征服自然的精神、科学的方法、民主精神),但是在“态度”上加以“根本改过”;另一方面也并非全盘接受中国传统,而是加以“批评”的“重新”拿出:这两个方面的综合,正是梁先生所赞赏的中国文化精神的“调和持中”的态度,其实也正是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普遍态度。而且,这种“以中国的态度走西方的路”的观点,或许在相当程度上也正是我们今天的实际情况?

  

  三 梁漱溟文化观的哲学基础

  

  梁先生所关注的虽是文化问题,但对文化的解释却必定有其哲学的基础。梁先生的文化观基于这样一个问题:何谓“文化”?梁先生回答说:“文化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1](P24)正是通过对“文化”的理解和界定,梁先生引出了自己的文化观的哲学基础。显然,这个哲学的基本范畴,首先就是“生活”。文化决定于、奠基于生活。不仅如此,“生活”对于梁先生还具有方法论意义,“我们批评的方式即因此对于生活的见解而来”[1](P47),因为这是梁先生的“世界观”,即他看待世界的方式,所以才具有方法论意义。

  

  那么,何谓“生活”?梁先生说:“生活即是在某范围的‘事的相续’,这个‘事’是什么?照我们的意思,一问一答即唯识家所谓‘见分’、‘相分’是为一事,一事一事又一事,……如此涌出不已,是为‘相续’。”[1](P49)梁先生借用佛教唯识学的概念说明:作为对象事物的“相分”,只不过是作为主体意识(心识)的“见分”的一种设定而已。实际上这也是儒家的观念:事物只是心性的设定。物犹事也,事乃心也:这是儒家心学的基本观念。梁先生受到王阳明的很大影响,王阳明就认为:“心外无物”,因为物即事,事即意,而意即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5](上) 但“相续”也带有柏格森关于生命冲动的“绵延”(duration)的色彩;这是因为,照柏格森的讲法,“生命是运动”,“物质是运动的逆转”,“是生命冲动之堕落”[6](P159);生命的运动便是绵延。由此可以看出,梁先生的生活观乃是“唯心”主义的:佛教的“万法唯识”“三界唯心”论,生命哲学的“生存意志”论,而归根到底则是儒家心学的“心性”论。

  

  这个“生活”不仅指人的生活;作为生命哲学范畴,生活被本体化了,亦即:宇宙即是生活。“照我们的意思,尽宇宙是一生活,只是生活,初无宇宙。由生活相续,故尔宇宙存乎恒在,其实宇宙是多的相续,不似一的宛在,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在者也。这样的生活是生活的真象,生活的直解。”[1](P49)宇宙作为“多”是末、用;生活作为“一”是本、体。这样的“生活”观念,实质上就是生命哲学的“生命”观念。[6] 在西方生命哲学中,“生活”与“生命”是一个概念:lebe / life。宇宙即是“生活相续”、“事的相续”,也就是生命的“绵延”。

  

  这个话题跟胡塞尔现象学是相关的:胡塞尔后期的“发生现象学”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影响广泛的概念“生活世界”(Lebenswelt):我们将“前科学的”经验的生活世界“悬搁”之后,就得到现象学的先验的“生活世界”观念。这个生活世界作为“一”,具有不变的本质结构;而作为“多”的在自然主义态度下的经验生活世界,只是这个先验的生活世界的“变项”而已。[7] 于是,生活世界就是所有对象性实在的根基,所有客观性存在的起源。这当然跟梁先生、柏格森的看法截然不同;但就其为先验的“一”来看,它们仍然是相通的:西方生命哲学、梁先生的新孔学、胡塞尔现象学,都是这样的先验哲学。

  

  既然文化被奠基于生活,那么,文化的差异也就源于“生活的样法”差异。关于中、西、印之间的生活样法的差异,梁先生举出了许多生动的例子。但是,生活样法为什么会出现差异?梁先生最终归结为“意欲”:“通是个民族,通是个生活,何以它那表现出来的生活的样法成了两异的采色?不过是他那为生的样法最初本因的意欲分出两异的方向,所以发挥出来的便两样罢了。然则你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本源,你只要去看那文化根源的意欲。”[1](P24)文化的差异被奠基于生活样法的差异,而生活样法的差异又被奠基于意欲的差异,所以,意欲才是“文化的根源”。在这个意义上,“生活是什么呢?生活就是指没尽的意欲(Will),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1](P23)。这里,梁先生明确无误地将“意欲”标明为“Will”(意志),是意味深长的:这就使我们联想到更为广义的生命哲学——叔本华的意志论了:与柏格森生命哲学一样,如果说生活就是生命(life),那么,意欲也就是作为生命冲动(vital-impetus)的“生存意志”了。

  

  再联系到上文谈到的关于文化的“根本精神”问题,我们也可以说:根本精神的差异导致了生活样法的差异。这就是说,根本精神是意欲与生活样法之间的中介。这是因为,我们从上文谈到文化的三种类型时的“以意欲……为根本精神”这个句法可以看出,文化的根本精神源自意欲。另外,梁先生还经常说到“态度”、“中国的态度”,而所谓态度,也就是意欲之所向,亦即意欲的指向性。于是,我们现在可以归纳出这样一种总体性的奠基关系:

  

  意欲 → 态度 → 根本精神 → 生活样法 → 文化差异

  

  显而易见,“意欲”是梁先生的哲学的原初性的、终极奠基性的观念。以意欲为根本,这是梁先生新孔学与西方生命哲学的根本契合点;但就其中国文化的本根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黄玉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梁漱溟文化思想   哲学基础   现象学考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本文责编:lit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哲学读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9919.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