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剑:大裂变来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88 次 更新时间:2008-07-29 18:09:41

进入专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  

袁剑  

  

  历经30年漫长的改革跋涉,中国似乎终于修成了正果。与西方市场经济的先进们相比,今天的中国不仅拥有了一整套宏、微观市场经济体系,拥有了一大批熟练驾驭这套体系的技术官僚,更拥有让西方前辈们望尘莫及的增长动力。这种看上去似乎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经济活力让西方国家自叹弗如、艳羡不已。在经过了十数年的迷惑、怀疑、苦思而终于不得其解之后,(现有的思想资源似乎已经很难令人信服的解释中国的经济神话),西方的观察者们终于将中国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作为一个事实接受下来,而在地球的这一边,中国内部最顽强的怀疑论者也开始销声匿迹。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迷,而是永无休止的高增长的代名词。很多人相信:在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老迈、迟暮之际,中国正在东方续写资本主义新的历史传奇,并为世界资本主义提供新的想像力。揆诸中国100多年的现代化历史,这种天时地利的历史境遇还是第一次出现,可谓千载难逢。

  虽然仍保留着中国式的克制和低调,但一种乐观主义情绪显然已经在中国的精英群体及官僚体系中开始蔓延并逐渐上升为主流意识。中国的精英们确信:只要凭借过去三十年奠定的体制基础并在这个体制基础上小心翼翼的调整和应对,中国就能像过去的三十年一样,将经济增长的神话再延续三十年。然而,这是真的吗?

  

  一、迟到的幽灵

  

  在2007年11月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以其一贯的平稳风格说到:“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积累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

  不仔细体会这个讲话的背景,很多人都会将这个讲话当作典型的官样文章而熟视无睹。但如果人们真正了解2007年中国经济形势的诡谲,我们就会发现:胡的讲话中其实充满了忧虑与疑惑。

  中国的最高领导者们的确有充足的理由对2007年岁末的中国经济形势表示疑惑。虽然GDP一如既往的高速增长,并无异样,但一场久违了的通货膨胀却不期而至。中国领导人显然早已经习惯了高速甚至过热的增长,但新世纪以来历久不衰的低通胀高增长环境却让他们对通胀变得相当陌生。在很多技术官僚那里,通货膨胀甚至早已经是货币政策可以轻易降伏的对象而成为现代经济史的遗迹。然而,在人们普遍认为已经彻底消灭了的通胀的时候,这个在中国政治中具有特殊敏感性的老问题却陡然卷土重来,这让中国的的技术官僚们颇有点措手不及。不过,这并不是唯一令中国领导人疑惑的“新情况、新问题”。在2007年,原因不详的流动性泛滥、民怨沸腾的房地产市场都久治不愈。而在中国南方,一向被视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也开始出现大规模倒闭风潮。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中国开始变得陌生起来。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让中国领导人疑窦丛生、惴惴不安。在他们前面,仿佛一个巨大的幽灵已经开始舞动它的翅膀。

  是的,中国领导人的直觉非常准确。在一场历时三十年的资本主义狂欢之后,中国可能的确正在进入一个前途诡谲的时期。

  正如最近几年已经被广泛揭示的那样,在过去三十年沸腾的资本主义实验中,中国不仅缔造经济史上无与伦比的增长纪录,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成本。这些成本虽然无法像GDP一样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但却是加诸于中国社会的实实在在的债务。长期以来,这些成本被转移、隐匿起来,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消化,反而跟中国的GDP一样处于高速积累之中。如果说我们在以前更多的是看到并快乐的享受高速增长之红利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很多年中,我们将为过去三十年中积累的巨额债务痛苦地埋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其实正在进入一个还债高峰期。中国经济在2007年所发生的种种诡异症状,其实就是这个债务洪峰即将到来的明确信号。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高速的经济增长一直是政府的主要合法性来源。而对于1989年之后的中国来说,则尤其如此。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使中国快速转变成一个彻底的世俗国家。在所有的认同都烟消云散之后,经济增长就变成这个世俗国家最新的意识形态。可以说,除了策略性的民族主义之外,经济增长是1989年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其他林林种种的利益主体之间所达成的唯一交集与共识。虽未明言,但中国政府与民间却达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默契:政府许诺经高速经济增长,而民间许诺放弃所有的政治诉求。这实际上就是邓小平先生所谓“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历史由来。作为一个嗅觉及其灵敏的老资格政治家,邓小平显然非常精准的把握了中国在1989年之后的精神脉动。在他看来,高速经济增长可能是继续凝聚这个在精神上已经彻底裂解的国家的唯一法宝。于是,增长不仅成为官方与民间的一种隐性契约,也成为中国官僚系统头上一道紧箍的精神魔咒。在相当程度上,它就是1989年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共同认可的一部隐性宪法。不过,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民间与官方共享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暗含这样了这样一种假设,那就是:经济增长必定可以带来普遍而且相对平均的福利改进。1990年代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确具有这种特点,这也为经济增长成为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经验基础。然而,这只是一种错觉。我们将会看到,实际上,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带来福利的改进,更不会自动将增长红利以一种可以接受的平均程度分配给全体国民,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它甚至可能带来福利损害。而当它作为一种压倒性的政治任务和政治录用标准时候,经济增长就可能被中国各级官僚系统推向极端并成为他们邀功请赏的统计游戏。不幸的是,中国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增长就非常经典的诠释了增长的这种另类意涵。

  1992年的“南巡景气”之后,中国新生的市场经济很快就遭遇了第一次过剩危机,接踵而至的亚洲金融风暴则使这种危机雪上加霜。急迫之下,从中央到地方,中国各级政府开始全面涉入经济增长并成为经济增长之中最活跃也是最决定性的角色。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扮演活跃角色的情况还基本上限于沿海地区,但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情况则遍及全国。虽然没有正式的号召,但考核官员事实上的GDP标准以及地方政府本身的内在利益冲动使全国各级地方政府了陷入了一场狂热的GDP竞赛。在中央政府层面,政府主要通过其掌控的财政金融手段来推动经济增长,其中包括积极的财政及宽松的货币,甚至积极的股市政策。而在各级地方层面,则通过其掌握的一切资源疯狂地招商引资,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的招商引资活动中出现得最频繁的,就是中国的各级官员。在中国,由于各级政府垄断性的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几乎全部要素和资源(这是中国政府的得天独厚之处),所以,只要他们愿意,在理论上他们就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在世界范围内吸引最多投资,并生产出世界上最廉价的产品。事实上,将各种资源及要素价格尽可能地压低至极限以吸引投资(唯一没有被压低的可能是腐败成本),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超速增长的关键密码。于是我们就看到,中国有超低的能源价格、超低的水价格,超低的环保标准、超低的土地价格(有时候是白送)、超级的税收优惠、超低的劳动标准。在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中国的人均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0至30%),资源理应由于稀缺而具有更高的市场价格,然而在中国,资源却长期维持极低的水平。这其中的巨大差价,其实就是被政府送给了各类投资者以及其他利益合谋者。难怪有人说,在中国抢土地抢生态不仅风险极小,而且收益极大,比抢银行要合算得多。很多人都将中国的投资吸引力(我不倾向使用“竞争力”这个词语)归结为所谓劳动力价格的低廉,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劳动力价格的低廉只是中国高投资的因素之一。而即便是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实际上也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合谋之下形成的(正是这个合谋形成的劳动力价格正是造成中国消费率长期低迷的主要元凶),权力的高度垄断一向是中国体制最重要的特殊禀赋。与理论界流行认识所不同的是,这个禀赋并没有阻碍经济增长,反而一直是中国经济高增长最重要的秘密之一。凭借这种禀赋,中国可以通过压低一切需要压低的价格从而在国际投资的竞标中获胜。然而,它的另一面则是人民权利的极端矮化和萎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一个关键秘密实际是:极端廉价的公民权利。也正是这种长期萎靡不振的公民权利,使得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福利效果受到了严重扭曲,使得高增长的成本一再被隐匿、转移,直至积累到难以负荷的地步。

  所有这一切,都让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价格及“环境”套利的国际资本欣喜若狂。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实际上成为全球名副其实的投资天堂。在全球套利资本蜂拥而至的情况下,中国的投资想回落恐怕都难。如果说19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国内的高投资的话,那么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则同时为国内及国际两个高投资所支撑。这种高投资所带来的高增长与毛泽东时代的投资颇有几分相似。区别在于,现在的这种高投资多少要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从理论上及经验上看,长期畸高的投资必然带来严重的过剩,幸运的是,冷战结束之后越来越紧密的经济全球化市场,为中国的这种高投资暂时找到了出路。但条件是:必须低价,甚至是最低价。所以,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本质并不仅仅在于国家塑造了一批大型的垄断企业,而是通过国家力量为所有资本所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套利环境。在奇高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推动下,中国积累了越来越庞大的过剩产能,虽然这种过剩产能通过维持低价在国际市场上暂时找到了出路,但是灾难接踵而至,维持这些产能的所需要消耗的原材料、资源(除了人力因素之外的几乎一切要素)却立即发生了严重的短缺。在中国,有人看到了过剩,也有人看到了短缺,但事实上,中国是过剩与短缺并存。

  我们大致可以这样图解一下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循环:中国利用国家操纵的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吸引投资(当然也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本身的高投资),通过最廉价的方式消耗国内资源或者以昂贵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所需资源来维持这些产能,然后以最低廉的价格在国内及国际两个市场上同时倾销其巨大的产能。我们丝毫也不怀疑中国的高增长,但总整体上看,这越来越像一桩赔本的买卖。赔本的买卖是很难持续的。

  必须提醒的是,政府塑造一个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的过程,并不是一个中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了剥夺的过程。(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这正是交易成本为零的理想境界)。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土地被剥夺了,人民的社会保障被剥夺了,劳动阶层的工资被剥夺了,子孙后代享受正常自然环境的权利被剥夺了。而这些被剥夺的福利通过市场交易的形式被源源不断的馈赠给国内的特殊利益集团以及境外的套利者及消费者(这个过程中的市场交易外表特别具有欺骗性)这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高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本质。可以相当有把握的说,中国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已经不再是一个多赢的游戏,而是一个典型的零和博弈。这就是为什么1990年代中期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对经济增长感到疑惑和不耐烦的原因。人们似乎渐渐明白,中国的高增长实际是这样一个怪诞的组合,即:高污染、高消耗、高剥夺、而它的另外一副面孔则是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低消费以及急速扩大的贫富悬殊。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中,投资焉有不高之理、消费焉有不低之理?中国民间对经济增长的逐渐祛魅向执政者发出了一个警告:作为政府合法性金字招牌的高速增长可能正在迅速褪色。

  不过,这并不是中国真正的麻烦,真正的麻烦在于:中国1990年代中期以来看上去不可一世的竞争力以及建基于此上的高增长循环,实际上是一个异常脆弱的平衡。只要条件稍稍改变,这个高增长循环就可能戛然而止。在2007年,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循环正在发生突然梗阻的强烈信号。其集中表现,就是突如其来的通货膨胀。

  对于这场让人措手不及的通胀,中国经济学家做出的解释已经连篇累牍,但其历史本质,则是长期被隐匿的高增长成本开始逐渐释放的结果,是长期被压抑着的要素、资源、环境等价格从最底线开始反弹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这次通货膨胀并不是一次普通的通胀,而是一次历史的报复。

  初看上去,中国这次通胀的诱发因素似乎相当复杂,但追根溯源,仍然是成本上升的推动。而所谓成本上升,无非是中国国内的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及劳动保障标准在不提高则无以为继的基础上略微上涨而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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