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鹏:是下层阶级还是底层群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20 次 更新时间:2008-07-30 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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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鹏  

一、两个需要区分的词

在英语学界中,现在至少有两个词可以被用来界定劳苦大众的身份。一个是underclass,一个是subalternate groups。前者在严格意义上应该译为“下层阶级”,后者则通常被译为“底层群体”,在很多时候,也可简称“底层”(subaltern)。在中国社会学界,很多人认为“下层阶级”和“底层群体”、underclass和subaltern这两个词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因而是可以相互替换的。

然而,事实上,无论是在价值取向上,还是事实判断上,这两个词都截然不同,每个词都有约定俗成的意义和预设,由此推导出的政策取向也大相径庭。

Underclass,从字面上就能看出来,它由under和class两个部分组成。Class这个后缀告诉我们,这个词归根到底仍然属于社会学“阶级分析”(class analysis)的范畴——尽管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你可以把它翻译为“阶级”,在韦伯主义的意义上翻译为“阶层”;而under这个前缀则表示,它是一个低于××阶级的阶级,说白了,是一个比工人阶级还低的(新)阶级。

说到这里,就有必要讲一下underclass这个词的由来。这个词很早就被“发明”出来,但真正引起广泛讨论是在1970年代末。在此之前,那些没有技能和文凭的工人阶级的子弟即使“不好好学习”,也仍然可以谋得一份“工人阶级的工作”。要知道,随着战后福利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近两百年的工业化进程,工人阶级已不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绘的工人阶级,而是一个福利和组织水平大大提高、有着共同经历和意识的“阶级”。但到了1970年代末,去工业化(de-industried)和制造业资本转移的浪潮席卷欧美,市场上已不能再提供充足的“工人阶级的工作”。于是,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那就是大规模的青年长期失业。这些长期失业的青年人,没有技术,也没有文凭,更糟糕的是,他们整日里吊儿郎当,甚至偷鸡摸狗、违法犯罪,或者宁可依赖公共福利和社会救济,也不去做那些“脏乱差”的活,让来自第三世界来的移民“抢”去了工作——在很多人看来,他们简直就是“朽木不可雕”的社会渣滓。于是,下层阶级(underclass)这个词就被专门用来指称那些缺乏技能和训练,经历过长期失业或不能成为劳动力的人,包括那些参与街头犯罪和其他形式越轨行为,并且其家庭长期遭受贫困或需依赖福利供给的人。换句话说,他们被看作了一个单独隔离开来的、处于传统的阶级分类模式之外的“新阶级”。关于这个阶级的成因,各种版本的“下层阶级议论”(underclass talk)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观点是,他们实际上形成了一种“贫困的文化”或“下层阶级的文化”,这种文化使他们不求上进、自甘堕落。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选择的,该为他们这种境况负主要责任的是他们自己,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或机构。

Subaltern代表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取向。从词源上说,葛兰西是最早在“底层”这个意义上使用subaltern一词的学者之一,他认为资本主义对底层的统治必须通过底层自身的认可才能够实现,从而将“支配”、“霸权”这样的因素纳入到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后来的学者从葛兰西那里借用了这个词汇,并把它应用到范围更加广泛的社会分析中去。其中最为有名的,是以查特吉、斯皮瓦克、查克里巴蒂等人为代表的南亚“底层研究”学派。这个学派主张底层群体生活在一个与精英完全不同的场域,有着自己的行动逻辑和政治空间,简单地移植那些分析精英的概念和方法来分析底层是缺乏解释力的,且往往导致严重的误解。

事实上,南亚“底层研究”学派并不是唯一使用这个术语的学术流派,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中的许多重要人物也更喜欢subalternate groups一词而不是underclass。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条就在于,subaltern不像underclass那样,预设那些最贫困的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品行、道德和禀赋问题而自暴自弃、自甘堕落,相反,研究这些人的行为,一定要关注他们自身的经历和体验,强调结构性因素与个人的主体性因素之间所发生的复杂的互动。

二、中国的现实是“下层阶级”还是“底层群体”?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面对中国目前出现的大规模的失业青年,我们究竟是用下层阶级,还是底层群体这个概念来界定他们更为合适呢?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失业青年几乎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那些失业青年的翻版,使用下层阶级一词来概括他们似乎没有太大的争议。然而,如果我们仔细推敲,就会发现两个严重的问题。首先的一点就在于,我们不可能像西方学者主张的那样,认为先有一个工人阶级存在,再将这些失业青年看作是一个位于工人阶级之下的新阶级或新阶层。的确,中国确实曾经有过一个高度组织化的、享受良好福利待遇的“工人队伍”,但这已经是一个历史名词,他们留给现在的城市青年的,不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里工人阶级留给其子女的工人阶级文化,而是对于做工人这回事的可怕的社会记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中国的工人阶级正在经历一个“阶级再造”的过程,传统的工人阶级已经解体,新的工人阶级尚在发育;另一方面,那些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不管是在工厂里做流水线的工人,还是在所谓“非正规经济”中谋生,或者处于长期失业的状态中,他们的生计和生活都是脆弱的和不确定的,而且,这几种身份之间的转换也及其频繁。换句话说,在中国,那些被排斥在雇佣工作世界之外的、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不管他是长期失业、间歇性失业,还是依赖黑色收入维生,都并没有成为一个新的什么阶级,而是与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卖体力的劳动者一道,构成了正在形成的“底层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有的人是“弱势群体”,失去生活来源的阴影就像齐脖的洪水,随时会将他们淹没,有的人则不能归入此类——底层更像是一个自我维系的生态圈,人们有分化和分工,也有互惠和共生,但他们都无法突破这个被封锁的世界。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正如我们在前面介绍的那样,由于将道德堕落、婚姻不稳定、违法犯罪视为下层阶级的标志性特征,underclass这个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污名化”了。如果政策的制定者像主张下层阶级理论的学者那样,也认为年轻人和下岗工人不去就业,是懒惰和丧失市场能力,从而主张减少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提高救助的门槛,以逼迫他们走向市场,甚至在打击青少年犯罪和镇压社会运动中推行“零容忍”的政策,那么结果可能恰恰会适得其反。失业者的行动逻辑绝不能仅仅从文化、品性、禀赋这样的因素中去寻找。英国1980年代教育改革的失败教训就表明,忽视了教育对象自身的感受和体验,不去改革那些制造歧视和分化的制度及教学规范,即使那些大力推行职业技能培训的政策带有提高下层阶级“参与市场的能力”的良好意愿,也不会被人们所接受,人们会抵制它、逃避它,用自己的方法,而不是国家设计的套路去谋生;而发生在法国的骚乱和大罢工,则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了政府忽视底层力量、漠视底层诉求,将失业青年当作社会渣滓来对付所导致的恶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底层研究”学派所提倡的视角和方法,将比“下层阶级理论”带给我们更多的启迪和帮助,而这,也将比我们仅仅纠缠于是使用underclass还是subaltern这样的词汇更加重要,因为我们始终要记住的是,词汇的力量不在于它的形式,而在于它那些预设所可能把人们引导到的那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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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社会学家茶座》2006年第15辑,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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