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资本主义的“苗”与社会主义的“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86 次 更新时间:2008-07-28 17: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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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安 (进入专栏)  

  

  一

  

  恒古以来,农民种地是锄“草”、护“苗”。农民烦心的是,草老是来捣乱,要锄掉它,实在很辛苦。更烦心的是,地不是自己的,收获的“苗”要大部分交给人家。过了很多很多年,忽然有一天,上面来人要他锄掉“苗”,收获“草”。农民问:把苗锄掉了,我吃什么?上面来人说:不是还有草吗?农民说:草是不能吃的!上面来的人,不管农民说什么,放下一句话“如果你硬要那个苗,就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就走了!那些老实听话的农民,后来都饿死了。活下来的农民庆幸,辛亏没有听上面人的话,在自家的一块地上种了苗。这样,又过了很多年,上面的政策变了,种什么是农民的事。这一下,农民高兴了。虽然,农民还有很多烦心事,但日子比过去好多了。可是,最近以来,不知怎么啦,不断有人蹦着个脸来问:“你究竟要苗,还是草?”农民细打量,来的人不像当官模样,也就不害怕。于是,就回答了一句:“还用问我,你们是吃苗,还是吃草?”

  

  二

  

  天下不会发生无缘无故的事。要“苗”还是要“草”,这个问题虽然很荒唐,但发生是有原因的。这与农民最烦心的两个事有关。

  农民最烦心的是草老来捣乱、苗收获得少和地不是自己的、大部分苗要交给人家。

  欧洲开了一家姓“资”的公司,跑来对农民说:我们带领你们把地要回来,作为交换条件得用我公司发明的锄草长苗剂,苗的70%交给公司。农民一算合得来,就与这家公司达成了协议。果然把地要了回来,那个锄草长苗剂效果也不错,苗的产量增加不少。可是,苗的大部分都给公司拿走了。农民很有怨言。

  后来,欧洲开了一家姓“社”的公司,不久就分了家,变成了两个姓“社”的公司。一个主管是伯恩斯坦,一个主管叫列宁。

  伯恩斯坦的公司将业务定位在欧洲。对农民说:我们也供应锄草长苗剂,但只要苗的50%,主要用来建立社会保障,让干不了活的、能力弱的农民也有饭吃。本公司不以盈利为目的,公司的收入、成本以及公司员工,从领导到职员的工资全部公开,接受监督。如果服务不好,本公司以及所有员工都可撤换。农民很高兴,与这家公司签署了协议,并执行得很好。这家公司生意很火,欧洲的大多数农民都愿意与它合作。不过,农民还是有不高兴的地方。好的地方是贫富差别小、社会也安定、当领导的很清廉,但收走的还是太多,养了一帮懒汉,能干的人积极性受影响,生产效率不是很高。

  

  三

  

  列宁的公司业务定位在穷的俄国。那里农民的土地还在地主手里,先发动农民用暴力夺回了土地,农民很高兴。不久,列宁死了,斯大林接了班。谁当领导人根本不征求农民的意见。可接下来的事,几乎没有一件让农民高兴的。先以集体合作的名义,将分给农民的地收了回去。农民种什么都得听指令,收获了只留下一点口粮就统统拿走。做什么用了,给谁用了,农民都不知道。有些胆大的农民提出了质疑,但没有一个好下场,不是被处死,就是被流放。这样,过了很多很年,忽然集体农庄解散了,地还给了农民。来兜售锄草长苗剂的公司很多,农民不知道怎么办?

  

  四

  

  毛泽东学列宁,在落后的中国也办了一个公司。起先说这个公司姓“资”。于是,提出“打土豪、分田地”,发动农民用暴力夺回了土地,农民很高兴。没多长,中国这个公司就改姓“社”。接下来的事,也是几乎没有一件让农民高兴的。先以集体合作的名义,将分给农民的地收了回去。农民种什么都得听指令,收获了只留下一点口粮,甚至口粮不够就统统拿走了。做什么用了,给谁用了,农民都不知道。后来就更离谱,把草当成苗,搞大跃进。又说宁要草,不要苗。把农民都搞糊涂了,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啦?再后来,邓小平接了毛泽东的班,总算弄明白,要苗不要草,让农民放心地锄草种苗。邓小平还打处打听那个锄草长苗剂,放出话来,只要有利于长苗的办法,统统可以试。

  中国就派人从世界上姓“资”的公司买回锄草长苗剂,效果还不错,就是代价高。那些代理商,一个个有来头,要价都很高。农民一开始还有好处,后来渐渐地少了,被姓“社”的总公司和那些代理商拿走了。到国外走一圈,发现欧洲有个姓“社”的公司办得不错,从农民拿走的,干了什么交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公司领导一点不摆架子、也不讲排场,没有任何特权,看上去与农民一样;更重要的是选择公司和领导的权利掌握在农民手里。有人回来说,中国应该办成欧洲那家姓“ 社”的公司。这一下炸锅了,要是这样,中国姓“社”的公司怎么办?

  毛泽东时代就在中国姓“社”的公司工作的人,本来对邓小平“宁要苗、不要草”的做法不满,弄得“宁要草、不要苗”的他们很没有面子、也没有了好处。现在说欧洲那个姓“社”的公司好,那还得了,真要学这一套,什么都公开、什么都由农民做主,还要我们干什么、我们还能干什么?于是,老招数、老套路,又是开会、又是发文,称欧洲那个公司不姓“社”,而姓“资”。只要说清楚这一点就好办了,我们的不可动摇的原则是“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然而,再讲清楚,中国姓“社”公司与它们的根本区别,就是公司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公司领导的地位也不能动摇。

  

  五

  

  农民对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早就听腻了。一句话,我们要苗,不要草。能够多长苗、多分苗,老了、病了有保障的,就拥护;少长苗、少分苗,老了、病了没保障的,就反对。

  经过一番讨论,不难形成共识,有这么几点:

  第一、 中国姓“社”的公司还得办下去,应该理解中国姓“社”公司的难处,有这么多老关系户,不能一子都清除掉。

  第二、 中国姓“社”的公司还在探索之中,应该谦虚一点,多学习人家的长处,尤其不要把自己的短处作为长处来肯定。

  第三、 欧洲那个公司姓“社”还是姓“资”,不是根据我们的标准,而是看是否实现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富裕、公平、民主、平等、法治。

  第四、 欧洲那个公司已取得了事实上的成功,消灭了三大差别,贫富差距很小,公共服务很好,社会十分安定,官员非常廉洁,民主法治健全。这都是我们想做而做不到的,很有参考价值、借鉴意义。

  第五、 当然,欧洲公司的经验再好也不能照搬。经济上的高工资、高福利,我们就做不到。但是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保障制度迫在眉睫。政治上的多党竞选、三权分立,我们也做不到,但党内民主、差额选举、言论自由、权力制衡还是应该尽快起步。

  第六、 社会主义的理论要抓紧进行开放式研究。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得弄明白。不要本末倒置,不要再闹笑话。用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来证明是社会主义,等于是自己证明自己,用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来证明是社会主义,早已被实践所否定。至少不要把自己的缺陷当长处,硬把草说成是苗;相反,视而不见人家取得的成功,硬把苗说成是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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