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晨:草根抑或主流——国内民间对日情绪的传播及其影响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42 次 更新时间:2008-07-25 13: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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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晨  

    

  [内容摘要]近年来,国内民间产生了一种日益增长的参政议政情绪,其中尤其突出的就是国内民间对日情绪的持续高涨与传播,这种情绪的发展对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影响正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在一步步地与来自民间的参政议政情绪产生着越来越深层次的互动。近年来很多媒体将这种情绪混同于民族主义,本文将以新的概念对其进行定义,明确民间对日政治情绪、对外政策的非官方影响力的内涵及其产生原因与传播渠道;并试图了解与解读民间对外政治情绪与政府在决策层面的互动情况。同时,对比中日关系十几年以来的发展史和相应的个案研究,观察民间对日政治情绪在中日关系变化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关键词]民间政治情绪 中日关系 对外政策的非官方影响力 政府民间互动 民族主义

  

  引言

  

  “草根”直译自英文的grass roots,有人认为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同政府或决策者相对的势力;一是指同主流、精英文化或精英阶层相对应的弱势阶层。本文所指的“草根”,是包含了以上两种意义的源自民间的社会认同或关注。

  而本文所指的“主流”则是相对“草根”而言的国家政策层面的发展方向或认同。

  随着网络交流的发展壮大,普通民众表达自己意见的渠道被极大地拓展,加上网络的种种传播学优势,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这一渠道表达、传播自己的政治见解。

  近年来在国内蓬勃发展的民间对日情绪,引发了国内外的强烈关注,这股情绪是如何传播并作用于社会,它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它对中日关系将产生何种影响,本文将做一个简要分析。

  

  一、基本概念阐述

  

  自“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以来,由于旧的格局被打破、旧的理想失落,压抑已久的宣扬民族精神、民族情绪的民族主义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地重新抬头。而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国力不断的增强,人们的民族自豪感激增。特别是在90年代中后期至今的一段时间里,许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提出,一种民族主义思潮正在中国兴起,而这股民族主义之风在他们看来是与以往的民族主义有所不同的,于是,“新民族主义”、“大众民族主义”等名词便应运而生了。

  本文并不赞同将目前国内盛行的来自民间的对中国外交方面的关注与意见倾向称为“民族主义”、“大众民族主义”、“新民族主义”、或“网络民族主义”。尽管现在国内流行的大众对日观点[1]与建国前各个时期出现的民族主义有相似之处,但本文并不认为目前的这种社会关注或社会舆论属于“民族主义”范畴。

  在名词选用方面,本文认同“民族主义的自我否定”这一观点[2]。该观点认为,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石是民族自决权理论,“民族自决权”是指各民族有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直到自由分离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力。民族自决权包含着自我否定的逻辑:其核心是各民族有自主建立国家和选择国家形式的权力。当某一民族还在受外国奴役或没有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其民族存在的最高原则就是民族自决权,即有自主建国的权利。但是当这个民族通过自决成立了国家,那么它原来享有的民族自决权在这时候就已让渡并服从于国家主权,民族身份应让位于国家公民的身份,原先民族自决权在国际舞台上的民族主体地位也自动让位于其自主选择的国家主体地位。这时原先的民族主义,就在逻辑上和实践上完成了自我否定。因此,在没有异族侵略的情况下,民族国家建立后再提民族主义是不科学与不合时宜的。

  同时,本文的研究对象又与单纯的“民间舆论”、“街头巷议”亦有区别,因此本文使用了“民间对日情绪”一词。“民间对日情绪”包含了以下特点和要素:

  ①来自民间、传播发展于民间;

  ②是一种带有政治和文化背景的“情绪”,产生于普通民众对于中国对外政策或中外关系的看法之中;

  ③包含了理性和非理性因素,并且没有形成统一的、具有纲领性精神的理念,其内部是具有差异性的,只是在某些方面有所重合;

  ④特别针对中日关系而非其他方面。

  与之相适应地,本文将使用“对日(对外)政策的非官方影响力”一词作为“民间对日(对外)情绪”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政策影响的描述。关于这一概念,本文将其描述为以下几个特征:

  ①这是一种有针对性的社会舆论;

  ②它的目的,是要求政府在对外政策决策或对具体涉外事件的处理上,按照民间某种具有代表性的意愿,做出相应调整或修改;

  ③它的产生和发展方式,是通过各种媒体平台表达观点,并吸收赞同者。必要时,也可能进行有组织、有明确目标的实体性活动(如集会或发动签名运动);

  ④它的结果是引起政府注意,并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行政、非行政作为;

  ⑤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不认为,每一个个案都会产生确实的政策更改效果。即,这种“非官方影响力”的最终结果不一定是必然使得政府决策产生转变。它的“影响”也可能通过其他形式得以体现,比如引发较大的社会反响或对今后政府的决策过程产生影响等。

  以上是本文将使用的最主要的两个概念的描述。下面,本文将对另外几个可能涉及的概念做简单说明:

  民间对外政治情绪:与“民间对日情绪”意义基本相同,但不特指对日本的情绪。

  官方舆论[3]:在当今中国,大致只有很少数由中央政府以及省级政府直接经管的媒体才能被认为是纯官方舆论喉舌,其余则大都是半官方和非官方的。

  传统媒体:在本文中主要指早已形成并发展多年的纸媒(在国内合法出版的报刊杂志)、电视媒体、广播媒体等。与之相对应的是近些年来广泛发展的网络媒体等新兴大众传播媒介。

  民间、大众:所有非官方阶层的统称,即他们的言论或观点并不具有政府背景。

  

  二、中日关系13年来变化发展轨迹

  

  中日关系一直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一环,自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中日官方关系从无到有、从民间到官方、从文化到经贸,及至1978年两国签订《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直至八十年代末,经历了一段持续发展、不断升温的时期。尽管其间掺杂了教科书、钓鱼岛等中日关系敏感问题和敏感时期,但总体来说,中日关系在这一时期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

  “八九事件”后,中国受到国际社会排挤。1991年,中国开始在国际上寻求外交突破,是日本最先与中国恢复接触,并继续向中国提供ODA援助。可以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中日关系,确实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双方也都从中哦功能获益良多。此后,随着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日本国内的种种反华思潮开始蔓延发展,中日关系一步步走向了恶化;发展至今,中日政治关系走到了前所未有的低谷时期。无论是学者或是普通民众,很少有人怀疑中日关系陷入了一种或者继续恶化、或者至少长时间保持严重政治对立的僵局。

  本文选取《人民日报》自1992年中日关系全面恢复起,至2005年4月国内发生反日大游行为止的这12年时间所刊登的全部涉及日本的文章,通过文献回顾[4]的方式,描述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的轨迹。

  《人民日报》历来被视作中共中央、中央政府的喉舌,是中国最具官方背景的大众纸媒,同时担负着指示政府意向和对国内外宣传的任务,其内容一直被视为决策层的意志反应。因此一直是国内外研究人员研究中国政府各方面态度、中国各方面状况的首选参照。在《人民日报》上,即使是对某个客观事件的报道篇幅、刊登版面等信息,都会被作为分析中国政府对该事件官方态度反映的某种指标。以下的数据分析中,本文将利用《人民日报》的这种官方权威性,对其涉日的报道、介绍、评论等进行统计、分析,并从中解读出1993~2005年(研究回溯时间段期间),中国的对日态度是如何变化的(可以视为中国民间如何看待日本的侧面反映)。

  另一方面,《人民日报》的信息量非常稳定,有利于进行长期的数据量化分析。做为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每日信息量的安排是有规律的,不同时期对某方面内容的不同侧重,很容易反映出当时政府和社会的关注热点。这一特点无论是对定量分析还是定性分析,都十分有利。

  在下文将进行分析的《人民日报》统计数据中,舍弃了两类与日本有关的文章数据:

  ①只在内容中涉及日本,但实际上与日本、中国对外政策或中日关系无关的。比如:1993年1月3日第7版《高清晰度电视:发达国家开发竞争日趋激烈》。

  ②反映日本与别国政治、经济关系的。此类文章虽然也能通过《人民日报》的刊载量反映出国内或官方对日本的关注程度,但毕竟过于间接,而且也有可能是为了突出对第三国的关注才刊登的。从这类报道在《人民日报》的刊登情况来看,基本集中在国际版,属于常规性的国际要闻,新闻性较强而政治性相对较弱,对研究中日关系冷热意义不大,且统计学干扰因素较多。比较典型的如:1993年1月16日第6版《泰总理与日首相举行会谈:双方将加强两国及东南亚经济合作》;1993年2月8日第7版《越(南)日经贸进入新时期:日已成为越(南)头号贸易伙伴》。

  因此,本文所指“《人民日报》涉日文章”,其准确的内涵表述应为:与日本或中日关系直接相关的文章或报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等方面。

  上表是根据《人民日报》中所有涉日文章的大体分类,按照时间顺序绘制的数量走势图。从中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中日关系在1992年中旬到2005年初期经历了几次关系高潮和低谷时期。

  1990年7月11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宣布将恢复对华政府贷款。标志着中日关系在八九事件后开始走向缓和[5]。1992年4月6日,江泽民总书记访日,并邀请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访华。1992年10月23日,明仁天皇和皇后访华,这是历史上日本天皇首次访华,填补了中日关系史上的一项空白。因此这一时期,中日关系处在一个非常良好的氛围之中。

  1994年9月,日本政府不顾我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允许台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赴日出席广岛亚运会开幕式,引发中日广岛亚运会风波。此后,中日关系开始走下坡路,1996年7月起,日本右翼团体成员连续四次登上钓鱼岛,引发中日钓鱼岛风波。中日关系进入紧张时期,随后的7月29日,桥本龙太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这可以视作中日关系走向目前局面的导火索,此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开始逐渐成为衡量中日关系状态和民间对外政治情绪的某种指标性变量。

  1998年4月和11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和国家主席江泽民先后访日,在中方的积极推动和日本的默契配合下,中日关系再次走入了一个充满发展希望的时期。但是2001年4月3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宣布通过右翼炮制的历史教科书,中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日本政府纠正错误。2001年4月20日,日本政府允许李登辉以治病为名赴日。中方提出严正交涉,采取冻结中日高层往来、军舰访日、安全对话等措施。继而,2001年8月13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任内第一次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在各个敏感问题上都陷入了紧张的状态。其中,历史教科书事件的发展和日本首相对靖国神社的参拜尤其引起了中国民间舆论的高度关注,中国的互联网上可谓骂声一片。

  日本方面很快采取了补救措施。2001年10月8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对华进行工作访问,参观卢沟桥抗战纪念馆,对日本侵华历史表示反省和道歉。同时由于中国政府在国内舆论控制方面的积极努力,中日关系在表面上呈现出有所修复的征兆。

  2002年4月21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再次参拜靖国神社。中方提出严正交涉,并推迟日本防卫厅长官中谷元访华及我海军舰艇编队访日。加上几个月前日本在东海海域使用武力的恶性事件影响,中日关系在众多因素的作用下走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

  通过上面对中日关系大事件的整理,可以发现,《人民日报》中涉日文章的报道幅度,与中日关系发展的状态是存在关联关系的。这不仅证明了《人民日报》的指标性价值,更说明中国政府对中日关系的把握一直是冷静而有分寸的。中日关系12年来的两次高潮都是双方共同努力、进行高层互访的结果;而每一次进入低谷,其直接原因都是由于日本政府在中日关系敏感问题上做出了损害中国利益和民族感情的行为。

  民间方面,随着日本近些年作出的这些伤害中日关系的行为,中国国内产生了一种夹杂着历史惨痛记忆的反日情绪。每当日本的举动触动了这一情绪时,反日情绪便高涨一筹。2003年,表面看来仅仅是场政府背景商业谈判的中日、中德高铁贸易,随着一篇最初发布于“爱国者同盟”网名为《吐血力谏:京沪高铁的忧思!》的帖子,以及几乎与此同时由该网站联合数家颇有影响的个人军事政治类站点发起的“反对京沪高铁使用日本新干线技术万人签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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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关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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