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试论施米特政治理论的基本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72 次 更新时间:2008-07-23 16: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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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卡尔·施米特是20世纪德国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家之一。他从敌人与朋友的界分来理解政治的概念,并提出了一种关注紧急状态的主权决断论。作为一名反自由主义斗士,施米特继承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由梅斯特尔、柯特斯等人所代表的极端保守主义的理论传统,堪称战后欧洲保守思潮的杰出代表。

  

  关键词: 施米特 政治 决断

  

  当马克斯·韦伯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发表“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的著名演说时,听众中有一位颇具禀赋的年轻人,他就是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1888——1985)。施米特曾几次聆听过韦伯的课程,并与韦伯有多次私人交谈。当代美国学者约翰·麦考米克在其出色的研究中指出,韦伯或许是对施米特影响最大的人物,“真正为施米特确立问题意识的,非韦伯莫属。”[1]在一定意义上讲,施米特接过了韦伯手中的火把。不过,在沿着韦伯的指向继续前行时,施米特也作了许多新的探索,他与韦伯在许多问题上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卡尔·施米特是20世纪欧洲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家之一。不过,人们对他的评价却有天壤之别。他因与纳粹政权的一度积极合作而被称为第三帝国的“桂冠法学家”、“希特勒的教授”。他的政治立场的前后不一使他被一些人称作“机会主义者”,而另一些学者则撇开其政治污点对其理论著作予以推崇。当代西方左派和右派学者中皆不乏从施米特那里汲取灵感者。晚近以来,就是自由派学者也不得不从批判、抵制的立场出发去认真思考施米特的理论。而施米特则自称是一个“知识分子中的冒险家”。这个众说纷纭的施米特到底讲了些什么,笔者认为,我们必须回到施米特著作本身,理清施米特政治理论的逻辑,才能对施米特的政治理论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把握。

  施米特成长于德国西部莱茵兰(Rhineland)地区的普莱腾堡(Plettenberg)小镇的一个天主教移民家庭,他历经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和二战后联邦德国四“朝”,1985年他以97高龄去世。[2]施米特从1916年开始发表作品,直至暮年仍笔耕不辍,堪称著作等身。施米特最为重要的作品都是在“二战”之前完成的。施米特的代表作有:《政治的浪漫派》、《政治的概念》、《政治的神学》、《罗马天主教及其政治形式》、《宪法学说》、《宪法的守护者》、《陆地与海洋》等。

  施米特尽管在政治上有过和纳粹合作的经历,其作品中也不乏意识形态化的宣传性篇章,但这并不能掩盖他严肃的理论思考中所包含的真知灼见。施米特的理论关怀与韦伯一脉相承。韦伯对现代性困境的隐约忧虑到施米特那里得以充分表达出来。二者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韦伯所做的现代性反思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自我反思,而施米特则是从一种极端保守派的立场出发对现代性予以批判。在施米特看来,现代社会的危机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的危机,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都与政治的这种衰势密切相连。施米特试图重新澄清政治的本质含义,并赋予政治以严肃性。具体到20世纪德国语境而言,施米特希望唤醒德意志民族的政治意识,抵制各种否定政治、无视政治的幼稚政策与理论。

  

  一、敌友政治论

  

  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一书颇为著名。该书的前身是施米特于1927年在柏林政治学院所做的演讲。《政治的概念》最初于1927年发表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集》第58卷;1932年经扩充后以单行本出了第2版;1933年,复经多处修改,该书出第3版。1963年,该书重印时采用的是1932年的版本。正如作者在该书1963年重版序言中所言,他写作这本书针对的是特定的读者,即“欧洲公法的专家们,那些欧洲公法的历史及其当代争论的专家们”。[3]这也暗示着他所谓的“政治”主要是着眼于国家间关系而展开的。

  施米特开篇写道:“国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4]这就是说,理解国家问题,必须基于对政治(the political)概念的把握,国家的存在以一种政治的存在为前提,这样,国家理论必须从对政治概念出发才能得以理解。而要获得对“什么是政治”的理解,就必须揭示和界定特定的政治范畴,即政治范畴独特的标准是什么。施米特认为,正如道德领域的标准是善与恶,审美领域的标准是美和丑,经济领域的标准是利与害,政治领域的标准就是敌人与朋友。他写道:“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的具体政治性划分便是朋友与敌人的划分。”[5]施米特认为,正是基于敌人与朋友的划分,政治现象的独特本质凸显出来而区别于其他一切现象。

  以施米特之意,政治现象发生于人与人之间,朋友与敌人的划分体现的是人们之间最高强度的统一或分化,联合或分裂。需要注意的是,施米特是在群体层面上谈论敌人与朋友的划分问题的。敌人只意味着公敌,而不是私仇。[6]基督教宣扬“爱你的仇人”,却从不反对与政治上的公敌进行坚决的斗争。敌人中的某个人可能是我私下的朋友,但这并不能否定他所属的群体是我们的敌人。只有当一个斗争的群体遇到一个类似的群体时,才有敌人存在。在近代民族国家的背景下,敌人或朋友就是指国家的敌人或朋友。

  然而,我们不禁要继续追问:施米特所讲的朋友与敌人又是基于什么原则来划分的呢?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它涉及到对施米特的政治理论进行解读的不同路径;同时,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又不那么简单,因为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的不同版本中观点是有差异的。大体而言,对施米特的理解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卡尔·洛维特为代表的政治存在论或纯粹政治论的路径[7],该路径以《政治的概念》的最初版本(1932年版)为依据进行解读;另一种是以海因里希·迈尔为代表的政治神学的路径,这一解读注重考察施米特《政治的概念》版本变化间所透露的信息,并强调从施米特著述的总意图中去理解施米特。下文我们不妨先考察施米特在1932年版本中的基本论述,对施米特的政治理论有一初步的认识,然后再结合迈尔的解读,将版本间的细微差异纳入考虑,注重施米特思想的演变,以期获得对施米特的更深入的理解。

  在1932年的版本中,施米特是将政治在纯粹的实际存在的意义上进行阐述的。他把政治领域看成是一个具有自己独特标准的与其他领域相并行的领域。施米特认为,敌友划分不依赖于任何道德的、法理的、审美的其他领域的原则,它只是基于人们之间现实存在的统一或分裂的程度。敌人与朋友并不是永恒的,它的划分可以从宗教、道德、经济、审美等其他领域获得推动力,但并不受这些领域的决定,它自身具有客观性和自主性。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也依赖于某个政治统一体的当下决断。

  施米特明确指出:“朋友与敌人这对概念必须在其具体的生存意义上来理解。”[8]这就是说,政治涉及的是事关族群生存权的斗争,涉及到族群中每个成员的生死存亡,体现的是不同群体的生存方式之间的可能冲突。理解国家的概念,必须理解政治的概念;理解政治的概念,又必须理解敌人的概念。在朋友与敌人这对概念中,敌人的概念具有更实质性意义。施米特只是很少的情况下才谈朋友或友谊,而敌人则是一个他反复界定、阐述的概念。在施米特看来,通过界定敌人是谁,我们自己的身份得以确立,敌人是对我们的身份的绝对否定。我分敌友,故我存在。每个人在象征意义上就是一个战士,真正地敌人是自己的敌人。多伊布勒的诗句将这种敌人概念表达的极其清楚:“敌人是我们与生俱来的问题,他将追逐我们,我们也将同样追逐着他。”[9]须知施米特最早的作品便是对多伊布勒的诗歌的评论。施米特进而指出,敌人的存在同时也是使一个民族确认自己的身份、保持活力和进取心的最好方式。既是敌人,就要与其斗争,枕戈待旦、为国捐躯,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事情。这种与敌人在生存意义上进行的斗争,不是经济活动中的竞争,也不是学术活动中的论争,而是直指杀戮与被杀的现实可能性。政治的存在意味着国家随时要求它的国民奔赴沙场去牺牲生命或屠杀他人。和平只是短暂的喘息,战争则是现实的、不可避免的。在敌人面前,任何民族都要准备化犁锄为刀剑。

  施米特自然谈到政治与战争的区分与联系。他宣称,认识到国际舞台上敌人与朋友的划分的现实性并不意味着宣传帝国主义或鼓吹战争。战争体现的是群体间的激烈冲突,它要以政治为前提才能得以理解,战争的发生说明敌人与朋友划分这一政治决断已经做出。战争能否获胜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施米特坚持他对政治概念的生存论意义上的界定,强调战争不应赋予道德、宗教或形而上理想的色彩。他指出:“战争,不存在理性的目标和规范,无法由伦理准则或法理准则正当化。”[10]而战争一但超出政治的范围,上升到宗教、道德层面,打着正义或高尚的旗帜进行最后一战,其程度便会空前惨烈、毫无人性。

  不难看出,在施米特的体系中,他所设想的局势是一个族群在其权力范围之内没有实质性对抗,形成一个政治统一体,内部不存在政治,没有内战,而不同的族群之间则势必要区分敌人和朋友。这种族群或指民族国家,或指欧洲、美洲等大的空间概念,但绝对不可能是整个人类世界。他从特殊主义的立场出发,宣称“世界并非政治的统一体,而是政治的多样体。”[11]而所谓的普遍人类的概念是与敌人的概念相对立的。施米特在很多情况下暗示民族甚至种族是形成政治统一体的最好的基础,他不相信普遍主义的世界政府、全球大同的理想,至少不打算以之来思考现实国际政治问题。

  施米特思考政治问题的立场无疑是十分“现实主义”的。他补充说明,他的敌友政治概念并不是基于理论的构想而提出,而是试图“开辟通向现象的道路”。他说:“我们在此所关注的既不是抽象的理论,也不是规范化的理论,而是这种划分所固有的现实性和现实的可能性。……我们无法否认各民族仍然按照朋友和敌人的对立而分合聚散,因而无法否认这种划分在今天仍然存在的每一个民族具有现实性,也无法否认这是每个处于政治领域的人始终具有的可能性。”[12]实际上,施米特断言政治是一种宿命,我们无法回避,只有勇敢地去直面它。

  施米特提到对于一个伟大民族来说直面政治问题的重要性:“只要一个民族尚存在于这个政治世界中,这个民族就必须自己决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乃是一个民族政治生存的本质所在。一旦它不再拥有做出这种划分的能力或意志,它将在政治上不复存在。”[13]他甚至以嘲笑的口吻写道:“以为一个不设防的民族便只有朋友,极其愚蠢,设想敌人或许能因没有遇到抵抗而大受感动,则无异于精神错乱。”[14]结合20世纪的国际环境,施米特指出,“冷战”并不意味着政治的消失,相反,“敌友区分的逻辑一贯性构成了冷战的源头和本质。”[15]他最后以反问句式写道:“这个时代在抹去战争与和平的区分的同时,又在制造核杀伤武器:在这样一个时代,怎么可能停止对划分敌友的反思呢?”[16]

  《政治的概念》既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也是一本充满激情的论战小册子。施米特不仅要从理论上揭示现代民族国家背景下政治的严肃性、真实性,批评欧洲公法学家的理论幻想,同时他试图以此揭露国际联盟的实质,撕开英美等国家所披的自由贸易、和平主义的伪装,他号召德意志人民的政治觉醒,分清国际上的敌人与朋友,并随时准备斗争,而在国内则要致力于构建一个真正的政治统一体。如果说霍布斯从人人为敌的自然状态出发寻求构建具有统一意志的主权,施米特则是试图说明,在国际舞台上,国家之间相互为敌乃是常态,其间关系犹如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中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战争状态。国家之间能否走出这种战争状态呢?关于这样的前景展望,施米特表示并不关心,他试图提醒的只是:在现实环境中,国家之间的敌友划分仍是具有实质意义的。放弃决断敌人与朋友,等于自动退出国际政治舞台,以为这样就能获得和平,只是自欺欺人。施米特既对政治做如此理解,他后来的许多政治、法律理论和政策主张便不难理解了。

  以上叙述皆依据1932年版的《政治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到,施米特主要以民族国家为主体,在国际政治的范围内,按个民族主权者的决断来讨论敌人与朋友,敌友的区分并无具体标准。在这一版本中,政治概念基本不涉及内战问题,政治领域也是一个与其他领域清晰区分的领域。1932年《政治的概念》出版后,当代西方另一位颇为重要的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对该书进行了评论,施米特在1933年新版中的变动多受施特劳斯的影响。施特劳斯在对《政治的概念》的评注中写道:“对自由主义的批驳往往看起来就是施米特的最终论题,而且他往往纠缠于对自由主义的批驳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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