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仍然有人记得，在今年3月的中国“两会”期间，有3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呼吁制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保护、继承、弘扬法”。中国媒体报道的大幅标题就是“哈利波特淹没了刘胡兰”。
如同其它稍微关注中国文化领域的人一样，这些代表也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中国的新一代吃着麦当劳，读着哈利波特长大，不知道自己国家历史上还有李白、杜甫、花木兰，还有刘胡兰、高玉宝，甚至有大学生不知道《论语》《春秋》和《孙子兵法》。
代表们要用立法来扭转这种现象，他们对中国文化领域的现状的担忧不言而喻。
本栏且不去评论这个立法呼吁本身是否可行。通常，形式的东西（例如文物）可以用法律来保护，但是文化精神的东西，任何法律也保护不了。中国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遭破坏本身只是文化衰落的结果，而非原因。没有了文化精神，就不会有任何有效的意在保护物质和和非物质文化的法律和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文化的衰落就变得不可避免。
文化崛起并非复活历史
文艺复兴不是复古，文化的崛起并非要复活历史（包括历史人物）。无论是为了借古讽今还是为了弘扬传统，复活历史只是传统的很小一部分。体现在人的精神层面的文化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很多人担忧文化的衰落，但只知道形式，忽视了精神。可以设想，即使中国人今天改穿长衫马褂，留小辫子，大家都来唱京剧，也不见得能够复兴中国文化。没有创造性，传统文化很难得到衍生。传统文化要生生不息，关键在于新的创造。
那么，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底蕴到哪里去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盛行日剧。这些年又被韩流所冲击。为什么？这并不是说日剧和韩流包含着什么高深的艺术水平，而是因为中国观众从中看到和感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子，引出了共鸣。这是一种现代和传统的有机结合，或者说一种创造性的结合。
人们对传统文化衰落的担忧，本身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复兴传统文化的努力并没有成功，甚至很大程度上的失败。另一方面，这30年来，中国的文化领域也向西方学，并且在学的同时不断表现出文化走出去的欲望。但结果呢？正面积极的东西没有学来，负面消极的东西拼命进来了。
很多人认为现在一些西方的价值观、道德观和文化中不健康的东西严重腐蚀着许多国民。这或许有些道理，但过于简单，也不公正。为什么西方好的东西学不来，色情、暴力等则蜂拥而至，学得有过之而不及呢？
文化艺术领域没少向外学，但学的只是形式，而非精神。学西方是做给西方人看的。但问题是，西方人所喜欢的，国人不见得喜欢。文化产品不反映民族文化，没法引出国人的共鸣。
中国的文化人现在也有很多人在国外获奖，但为什么在国内没有很大的市场呢？文化艺术是世界性的，是时代性的，但更是民族性的。没有时代性的文化，就很难要普罗大众接受和吸收；没有民族性的文化，就不会成为世界性。
民族性是世界性的基础。去年有德国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批评中国文学是垃圾文学，原因在于中国的作家不是在写中国的东西，在写民族的东西。这个批评应当是确切的。光有国际市场的捧场，是不够的。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文化崛起的重要性。光有经济的发展，光有高楼大厦，没有以文化为主要载体的软力量的崛起，一个国家是不能真正崛起的。正因为有这种认识，所以要大张旗鼓地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倡和鼓励文化走出去。但如果没有内部的文化崛起，又如何能够走得出去呢？
近年来，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办得轰轰烈烈，但只是局限于语言教育。况且不论政府主导的东西是否可以持续，如果只是一种语言的推广，那么软力量也仍然是微弱不堪的，因为语言只是文化的一部分。普通话说得一流的国人本身都不能成为中国文化的载体，怎么能要求学几个汉字的外国人来弘扬中国文化？
失去文化直觉如何产生大师？
文化复兴和软力量崛起的主体是社会，而不是政府。中外都如此。中国的历朝历代，政府除了大修土木外，还能做什么？今天，已经有明白人指出，各级政府修建一些大型建筑是复兴不了中国文化的。留给今天中国人文化遗产的、组成中国文化主体的所有伟大的哲学家、艺术家和作家，哪一个是政府培养出来的？
几年前，温家宝总理在见科学家钱学森时，提出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的问题。这可能不仅仅局限于科学研究领域，而也适用于包括文化在内的所有领域。
这些年，政府在文化领域的投入并不少，但显然并没有大的哲学家，大的艺术家和大的作家。没有任何经验表明，政府的大量投入能够产生这样那样的“大家”。
在近代欧洲，规模并不大的社会经济转型产生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一代又一代的大家。尽管当代中国的转型无论是规模还是速度在世界历史上罕见，但产生不了大家，这是应当加以深刻思考的问题。
这就要求人们深刻反思中国现存文化管理体制。文化官僚体制对中国文化的复兴和软力量的崛起是一个有效的制约。曾经听一位官员说，他们（文化官僚）已经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化管理的方法，说是只要把哲学家、艺术家和文学家管理好，文化领域就太平无事了。
这位官僚说得非常对。的确，从历史上看，一切所能找到的“负面”形容词都可以套用到这三“家”，如非理性、狂热、疯人、蛊惑人心、颓废等等。但是，如果把这三“家”管理死了，就不会有文化复兴了。正是在这些领域，存在着文化复兴所需要的所有要素。如果没有了文化直觉和文化本能，那么如何才能产生大家？
专业精神要占主导地位
从经验层面看，西方文化的进步同新类型的哲学家、新类型的艺术家和新类型的文学家相关联的。新的哲学、艺术和文学既是时代的写照，也推动着时代的进步。
新文化的崛起是创造的结果，是一种对传统的毁灭性的再创造。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文化再创造的历史并没有中断过。在这个漫长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中，西方的文化也融合了世界的文化，甚至是中国的文化，例如西方的理性主义和中国的传统的世俗文化有很大的关联。
中国庞大的文化官僚体制，其存在的目的不在于鼓励创新，而在于控制。无论在任何国家和地方，文化规制是需要的，例如一些会造成宗族、宗教冲突的东西，色情和暴力的东西，都有必要加以管理。
这也是很多西方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因此才有一些新概念例如“政治上不正确”的出现。当然，之前，也存在着各种制约性，例如“宗教上不正确”。
提出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的问题，并不是说不要任何规制文化活动的体制，而是要从现在随意主观的政治控制转型成为法治基础之上的规制。在政治控制状态下，文化官僚的目的就是寻找他们所定义和规定为“敏感的”和“不正确的”东西。一旦出现一些新的思潮和文化形式，就马上作过分政治化的解读。一旦政治化，便把文化创造扼杀在本能和直觉的状态。
在很大程度上，这使得文化界和官僚当局之间存有很大的矛盾，这也就是文化界存在着的“一收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状态的政治根源。
要建立文化规制，就需要在官僚体制和文化领域建立边界。文化领域应当有属于自己本身的自治空间。文化领域进行自治，就可以鼓励文化领域内的竞争和自我约束。专业精神才会在这个领域占主导地位，只有有了专业精神，创新才会成为可能。
只有当文化活动超过了这个边界，国家规制才可以介入。政府规制的唯一目标就是在文化创造和公共利益之间求得平衡，保障公共利益。从根本上而言，没有文化管理体制的大变革，就不会有中国文化的复兴和软力量的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