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改革其实是很简单的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22 次 更新时间:2008-07-21 16: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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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 (进入专栏)  

  

  和讯编者按: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应该看到,随着改革的深入,也出现了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问题。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评价这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到底是得益于什么?到底该如何解决当前出现的诸多问题?我们的改革到底应该向何处去?这些都是我们当前亟需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为此,和讯网评论频道特别策划了“改革开放30周年百人谈”大型系列访谈节目,邀请相关专家对改革开放热点话题进行访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进行访谈,下面就是本次访谈的精彩内容。

  

  改革其实就是把对人们的各种束缚解开

  

  郭哲:各位和讯网友,大家好。我是和讯网评论频道的郭哲。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来和广大和讯网友进行交流。陈志武教授现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陈教授每年在中国的时间不多,所以今天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陈老师,请和和讯网友打个招呼。

  陈志武: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跟和讯网友、跟一些平时认识和还没有见过的朋友有这样一个机会交流。

  郭哲: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改革开放进行到今天,可以说到了一个关键时期,人们对改革开放认识也发生了很大的分歧,那么从整体上您怎么评价我们这30年的改革开放?

  陈志武: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对于我这样60年代初出生的人来说,基本上从头到尾都经历过、看到了,对改革开放之前的情况也大概有所了解,1978年的时候我正好是高中毕业,我从小学到中学到高中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我觉得改革前后最大的一个基本差别,是给个人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多,就像中国政法大学一位教授所说的,他说其实回想起来30年的改革开放就是把每个人想要做什么的手脚不再捆起来,给每个人的工作有更大的自由,让每个人可以做学者、工程师、官员,要创业也可以,比如说80年代在农村,农民生产什么东西原来是严格控制、管制的。但是从78、79年开始,农民通过包产到户,你要生产什么都可以自己规定。生产好了以后到哪里去卖?最开始的时候粮食要送到粮站,肉猪必须卖给当地的肉联厂,都由国家来统一按照官方的价格买过去。但是后来这些都放开了,你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拿到哪里去卖、按照什么价格去卖等等这些完全都放开的。

  这位教授的意思是说,改革其实是这么简单的事,就是把以前方方面面规定人们不能做事的束缚解开,让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按照更自然的方式,回归到本来应该有的状态。因为我们作为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应该享有一些最基本的权力、最基本的自由。在文革期间在改革开放之前很多自由都被拿掉了,除了找工作的自由、销售的自由没有外,在社会生活方面也没有那么多的自由,比如说什么时候结婚、住房的问题。现在关于房地产的问题争论很多,大家都说房价太高买不起,在我看来跟78、79年甚至90年代之前的中国相比这个问题还是一个好的问题,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富贵病”,这个大家都希望得到更好的房子、改善居住条件。但是原来这个大家是都不敢想象的,你那个时候要得到自己房子的话只有一条路就是结婚。

  所以70年代、80年代甚至90年代有很多为了分一套房子就勉勉强强的结婚的人。现在想一下,有了住房市场自由化以后,用不着为了分一套房子而随便跟一个人结婚,现在的年轻人有很多大学刚刚毕业、研究生刚刚毕业就买了自己的房子,有了房子以后再去找女朋友或者是男朋友。

  这个情况跟原来为了一间小小的房子(没有自己的厨房、没有自己的卫生间)随便跟一个人结婚简直有了天壤之别,这对于个人的生活空间来说是带来了根本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如果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这样做的话,即给街上过往的人随机的拍一些照片,看他的面部表情反映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每个月都拍几张这样的照片,按一个时间序列一直拍到今年。如果真有这样的照片,大家会看到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不只是房子多了、高速公路多了、收入水平增长了、汽车多了,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好多了,说到底这些发展还是围绕人来发展的。

  除了解决人的吃住行的温饱问题以外,最重要的是,人不是一个只吃东西要活下去的人,人是有自己的思维能力的,是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出来自己精神世界和思想世界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重构这个历史的话会很有趣的。

  

  “中国奇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科技进步及国际贸易新秩序

  

  郭哲:在改革开放30周年,特别是这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就如您刚才所描述的一样,这让整个社会包括每一个人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很多人都说是一个奇迹。但是也有人通过横向对比后认为,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并没有多么的了不起,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志武:我们搞经济研究的人总喜欢用一些数据,我知道现在国内很多的学者,年轻或老年的学者、业余爱好者等等,说中国是为了GDP而GDP,我也赞成这种观点。但是我也认识到,为了更精确判断一个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我们需要很多的指标,GDP只是其中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跟其他我们更关心的一些指标的关系还是很大的。

  所以我强调一下,不应为了GDP而GDP,但是从GDP本身来看的话,根据实际购买力算,1980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DP相当于450美元左右,到了现在大概是8000多美元,这个不是按照官方的汇率计算的,但这个的确是翻了很多倍。

  从纵向来看确实是一种奇迹,30年的时间人均GDP翻了这么多倍。但是从更长远的跟全世界来比较,特别是跟西方国家相比较,我们会发现,中国过去30年有这样快速的发展,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只要一个国家愿意让自由市场发挥效率,人们有更多创业的资源去改善自己生活的空间,包括我们找工作的时候都有自由的话。我们会发现过去两百年的工业革命给中国创造的机会提供的先决条件确实是非常大的。

  根据一位经济史学家做的一个测算,如果从全球来看,用全世界人均GDP做出一个指标,如果我们想看看全世界人均GDP在过去2000年的变化情况。我们会发现公元元年世界人均GDP是500美元左右,那时候跟中国也是差不多的。

  大家公认的工业革命是1780年,从1780年工业革命的起点到1880年的时候,世界人均GDP大概是1100美元左右。

  换句话说,即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花了1880年世界人均GDP才翻了一倍。中国人均GDP从公元元年到清朝结束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当然经济总量中国总体的GDP在乾隆时期、鸦片战争之前确实有很大的规模。

  郭哲:有数据说当时中国的GDP占全球的30%左右。

  陈志武:具体是多少还不好说,但中国当时应该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的人口已经3亿多人,按照人均GDP来算的话,从公元元年到清朝结束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经过民国几十年的发展,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到1973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DP比公元元年大概增长了40%左右。

  但是那时候全球人均GDP大概是翻了6倍左右,所以世界GDP的增长基本上是从1880年以后。到1978年中国要进行改革开放的时候,电力工业已经进行了100年,电脑也出现了。

  所以这些方面的发展,我们回过头来看的话,上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的时候,中国愿意把人们的手脚放开进行自由市场化的改革,同时对外开放了以后,整个世界实际上已经在中国国门的门口送来了很多我们今天熟悉的技术。

  在我看的话,比如说今年中国的GDP本来要28、29万亿人民币这么多,但是这么多GDP算一下大概有超过85%、86%都是来源于鸦片战争以后进入中国的方方面面的新技术,不管是我们现在用的电脑还是汽车、火车、飞机、轮船、电力,我们都说国家电力公司、华能、中国移动、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等,中石油我知道去年一年整个收入是8000多亿人民币。所有这些大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不管是百度还是无锡尚德,还是其他我们熟悉的民营、私营公司,这些都是围绕着从西方引进新的技术出现了新的产业。所有这些我们都知道,基本上都不是在中国发明的。

  郭哲:所以可以说“中国奇迹”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全球科技的进步。

  陈志武:还有就是得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新的秩序。

  

  30年改革的最大失误是没有同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郭哲:在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中,我们作出了很多很好的决策,但是也不可避免的有很多的失误,您认为这30年我们有哪些重大的失误?

  陈志武:我觉得要谈重大失误的话,就要回到杨小凯先生和林毅夫先生当时的辩论,即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问题,90年代错过了好几次根本性的政治改革、制度改革的机会,中国经济要持续增长的话,在八九十年代错过的改革机会现在要补回来。

  我说这个意思其实很简单,因为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相当程度上是通过模仿、通过引进非常成熟的技术让中国能够比原来更加充分的利用廉价劳动力,让中国变成世界的工厂,通过我们自己人力的优势,借用总体的发展机会搭上世界全球化的便车,让中国在30年的时间内实现了人均GDP好几倍的增长,这就是林毅夫讲到的后发优势的方面。

  但是正因为通过模仿可以让中国发展的这么快,这么短时间的发展总量这么大。这个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有的时候来的太容易的话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感觉所有的成就都是因为我们自己,而不是外来提供的,不是别人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发展和基础方面,世界贸易秩序方面的积淀给我们提供的结果。

  这种行为偏差表现之一,就是功劳都是自己的,错误都是别人的,说西方国家有阴谋、妒忌,有中国威胁论,给中国设置各种障碍。这样让我们很容易把很多本来应该做的制度性改革、民主性的发展都不做,甚至会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

  比如说你看过去30年没有这些东西,中国的经济也是每年按照近10%或者更高的速度发展,很容易给人一个印象,好像有没有民主、限制、法制,对于经济发展都不是很重要。

  郭哲:现在有人经常拿中国跟印度比,说印度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而且他们比我们基础要好,但他们现在发展的远远不如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民主等这些东西。

  陈志武:这一点我跟一些学者、朋友交流的也比较多。正因为从总体上来说不可避免的有行为方面的偏差,比如说以前总讲不见棺材不掉泪,确实是这样的。

  过去200年西方国家工业发展,带来的贸易机会和国际贸易的秩序,这个不只是给中国提供了机会,也给印度、俄罗斯、越南各个国家都提供了机会。为什么印度没有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90年代初利用这些机会,而中国在70年代末、80年代、90年代,2001年加入WTO利用了这些机会呢?恰恰是因为印度从1947年独立以后建立了民主的体系,使得印度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都没有经历过中国的三年灾害几千万人死掉、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他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遭遇。在当时来看正是民主制度给印度提供了保障,让他们政府官员和决策人,不至于通过专制、集权给印度社会带来这么多的灾难。

  这样来看从某一种意义上说民主制度更多的是保持稳定,民主制的特色之一就是让一个国家的决策不是几个人说了算,而是让大多数人说了算。而人都比较偏好稳定而不喜欢变化,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你如果要做大的,改革人们生活方式的话,跟民主制度是有一定的矛盾。

  陈志武:更何况印度也没有经历过中国经历过的遭遇。像1980年的时候按照实际购买力评价来算的话,印度的人均GDP差不多是680美元,而中国的人均GDP大概是440到450美元,印度的人均GDP比中国要高50%左右。他们当时的收入比中国要好,而且他们也没有经历过灾难,所以在那时候让他们产生改革的动力也没有。

  一直到1992年印度才放弃计划经济进行改革开放,主要原因是中国在80年代发展的这么快、发展的这么多,这样就给印度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们才那样做。相比之下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还有一系列其他的政治运动,把中国社会推到一个绝境,也使得中国社会如果不选择根本性改革的话,这个社会就没有办法再持续下去了。

  也可以说中国是因祸得福,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但是人类社会就是这样的,有时候只有有了危机才开始产生所谓改革的共识,接受这种变化。

  

  农村改革的关键是让农民走出农村

  

  郭哲:我们改革最早是从农村开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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