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中国与WTO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80 次 更新时间:2001-12-18 11: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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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 (进入专栏)  

  

  时间:2001年12月14日(周五)晚7:00

  地点:理教109

  主讲人:王勇教授(北大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主任、知名学者)

  

  讲座内容:

  晚上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和大家就有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进行交流。近几年来我一直从国际政治经济的战略角度来研究中国加入WTO的问题,在此期间也与有关的学者进行过一些交流,下面我就来讲讲我自己的一些粗浅的看法。

  我要讲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有关WTO的基本概况,它和中国有怎样的渊源关系,关贸总协定过渡到世界贸易组织又是怎么一回事;第二要讲讲关于WTO 的一些基本规则,因为这对理解我们入世以后在各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很有帮助;第三我想简单地讲一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并探讨一下中国入世为什么久拖不决,按照朱总理的话说,我们入世谈了十四、五年,从黑头发谈成了白头发,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要来探讨一下;最后一点是中国加入世贸以后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大家都知道,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是GATT(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and Tariff),中文叫“关贸总协定”。 关贸总协定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际组织,从它的名称“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就知道,它只是一个协定。协定的签署是在1947年,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家,包括中国,都是原始的缔约方。本来的考虑是要成立国际贸易组织(ITO),后来由于美国国会贸易保护主义情绪高涨,反对自由贸易,反对成立国际性的贸易组织,所以ITO的设想流产了。

  那为什么战后会成立关贸总协定,尔后又变成了1995年的世界贸易组织呢?这个问题往往被很多人忽视了。实际上,关贸总协定可以说是吸取了二战爆发的教训所产生的。世界经济在两战之间(1929到1933年)经历了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比较强大,他们迫使政府立法机构提高关税税率。本来在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各国应该相互关税减让,以扩大整个世界的贸易量,但是由于当时没有一个合适的专管国际贸易的机构,美国国会率先通过了一个关税法案,使它的关税一下子上涨了50%多,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结果是在短短的两年之内世界贸易下降了一半,贸易量的减少进一步恶化了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经济,从而加剧了各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有三个国家的法西斯上台了,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战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生命上,都给全世界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经常提到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全球化的经济。咱们现在大讲全球化,实际上经济全球化远远不是从今天开始的,至少可以追溯到一百年以前,也就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相交的时候。那时候各国经济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但是当时国际政治的特点依然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结构,也就是说存在着政治经济两个结构脱节的问题,这个空档由谁来弥补呢?当时人们并没有找到办法,国联在这方面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也没有能够建立推动自由贸易的有效的国际组织,于是政治和经济的脱节导致了世界大战的爆发。从这个角度看,战后出现关贸总协定,以及后来成立世界贸易组织的意义就十分重大了,如果没有这两个创造,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很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

  GATT基本的使命就是推动世界范围的贸易计划,促进成员国相互之间的关税减让,最终通过整个世界的贸易量的扩大来促进各国的福利。1947年,中国作为创始缔约方签署了关贸总协定,可是后来为什么我们要“复关”呢?因为在1950年3月,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向联合国发出照会,声明中华民国要退出总协定。蒋介石这么做,主要是出于内在的考虑,因为如果台湾还是GATT的成员,中国大陆向其他国家出口产品的时候就可以享有最惠国待遇,这绝对是国民党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美国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当时朝鲜战争还没有爆发,美国的对华政策还处在犹豫期,它想通过这些办法向中国施加压力,所以美国支持台湾脱离关贸总协定。总协定方面同意了台湾当局的申请,所以此后台湾对外贸易量几乎为零,经济处于及其困难的时期,可以说是风雨飘摇。1960年台湾又提出要加入GATT,但是它只取得了观察员的地位,而没有取得正式的缔约方(contracting party)地位。

  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华民国的代表被驱逐出去了,同时台湾方面也丧失了在关贸总协定中的观察员资格。当时中国政府也考虑过要加入关贸总协定,最后还是觉得这和我们的国情差别比较大,所以决定暂时不加入了,以后再说。结果一拖就拖到了1986年,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特别是我们和美国的贸易争端,促使中国提出要返回关贸总协定。因为80年代中美之间由于纺织品问题发生了一些争执,主要是纺织品的配额问题。当时中国的纺织工业发展迅速,出口日益增长,美国政府出于国内的压力开始对中国产品采取配额限制,由于中国刚加入到国际经济大家庭中,对很多规则都不太熟悉,因此对美国的作法感到措手不及。美国方面就劝说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因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曾经达成了一个“多纤维协定”(MFA),参加这个协定就可以享受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的配额。中国政府经过考虑,于1986年正式提出要加入GATT。

  当时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是“入关”还是“复关”?中国人都比较好面子,会认为我们本来就是成员,只是后来又出来了,所以还是用“复关”比较妥当。但是国际社会认为,如果说是“复关”,那中国需要支付86年以前拖欠的会费。另外在国际法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有存在很多不同意见。总之,由于诸多的原因,在1995年以前我们没有能够实现这个愿望,交不交会费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11月11日的多哈会议通过中国加入世贸的议定书,次日通过了中国台北方面的议定书。台湾于1990年重新提出要加入关贸总协定,它申请加入的理由和大陆方面不一样,台湾是援引关贸总协定的一项特别条款:独立的关税区也可以申请加入该协定,台湾就以“台澎金马”独立关税区的名义申请加入。90年的时候台湾也遇到了很多障碍,主要是中国大陆方面的。后来美国政府利用中美关系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最惠国待遇问题、人权问题等,向中国方面施加压力。美国国内总统和国会之间也达成了一种交换:国会支持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但是总统必须支持台湾加入关贸总协定。中国方面从中美关系整个的格局出发,对此作出了让步,但是我方声明,大陆加入关贸总协定应该早于台北。所以就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其实台北方面入世的谈判早就结束了,但是它迟迟没有入会,这跟大陆方面的谈判进展是有关系的。

  截止到1999年底,WTO一共有130个成员,其中欧盟所有成员国拥有一个席位。另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会出现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就是所谓“一国四席”的现象。因为在此之前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已经是WTO的成员了,它们主要是因为宗主国的关系加入的。“一国四席”就是指中国大陆、中国台北、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分别拥有四个席位,而大中国四方的经济贸易关系非常紧密,今后有可能进一步合作,可能会对WTO,甚至整个世界经济都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不太放心,他们认为中国这个经济体本身就很庞大了,如果再加上“一国四席”,在未来的谈判中相互协调立场,可能会对WTO产生比较大的压力。

  GATT和WTO都占整个世界贸易量的90%以上,可见其普遍性是毫无疑问的,加入世贸肯定具有很大的意义。另外,WTO大多数成员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像俄罗斯、越南这样的过渡性国家也在力争加入世贸组织。

  世贸组织和关贸总协定之间有明显的继承关系,1947年所签订的《关贸总协定》及其附件在1995年都相应地转到了WTO中,特别是关于规范货物贸易的协定。同时,WTO保留了关贸总协定的秘书处。两者之间也有很重要的区别:首先是性质不一样,GATT主要是临时适用的协议,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没有国际法上的资格,WTO则是一个永久性的独立的国际组织,具有国际法主体的地位;第二就是二者管辖的范围不一样,GATT所管辖的主要是货物贸易,WTO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不仅是货物贸易,还有服务贸易,包括最敏感的金融服务业、电信服务业,还有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等等,对当前贸易中所包括的最重要的方面它都含盖了;在义务的约束性问题方面,世贸组织比关贸总协定有所进步,它有一个专门的争端解决机制,但是它所作出的判决比较硬,因为它的原则是一国一票,而不管国家的大小或强弱,从程序上讲民主化程度很高,另外,它作出的裁决成员国必须要执行,除非全体一致反对,少数反对仍然可以通过。

  WTO有哪些基本原则呢?第一就是最惠国待遇原则(most favored nations),简单的说,就是要对所有的外国公司、人和货物都要实行一视同仁的待遇,所有的贸易伙伴在有关国家享受的贸易待遇一律平等。第二个原则是国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这一点中国人非常不熟悉,因为我们习惯于差别待遇、习惯于利用矛盾,加入WTO后我们对美国打欧洲牌的情况会受到很大限制,因为存在国民待遇问题。国民待遇就是指外国公司、货物,以及某些范围内的服务项目,要和中国公司、公民所享受的待遇一样,如果说第一个原则要求对外平等的话,那第二个实际上就是内外平等。第三是互惠互利的原则,就是要求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促进公平竞争的原则。第四是反倾销和补贴原则。所谓倾销就是生产厂家以低于生产的成本价向外出售产品,这是一种不正当竞争的行为。补贴就是政府和行业协会给予出口企业以不适当的资助,以使它们在国际市场上谋求优势地位。WTO专门有一整套的协定来规范这些行为。这对中国来说很重要,一方面,我们要保证自己的企业不受到不正当竞争的侵害,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很多产品受到反倾销的诉讼,有了WTO,我们就可以要求有关机构来进行裁决。

  第五就是鼓励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原则。这一原则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提出的,因为WTO中有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和像中国这样的经济转型国家,所以它在某些法规中要给发展中国家一些优惠政策。而且世贸组织本身就拥有一套以市场机制为核心的法律、法规,鼓励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有利于转型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最后一条就是贸易法规透明度的原则,也就是要求公开性和听证。我们过去习惯于红头文件,而现在WTO要求把所有的经贸政策、法规和法律都必须公布,而且在公布之前必须举行公开听证,允许利益相关的各方出庭作证,利益冲突双方还要有辩论的过程。另外,全国各地要实行统一的经贸政策,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中国名义上是中央集权国家,实际上地方保护主义、行业保护主义还很严重,虽然改革开放已经有20多个年头了,我们还没有形成良好的统一大市场,这在很大程度上拖了经济改革的后腿。

  中国入世久拖不决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总的来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95年以前是“复关”,95年以后则是“入世”阶段。1989年我们差一点就加入了,可以说一只脚已经迈进门槛了,可是因为国内的六·四风波问题而被搁浅了。89年5月份,中美之间有关复关的双边谈判已经基本结束了,美国方面对中国改革的进展非常满意,当时普遍预计中国在89年底会成为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但是后来天有不测风云,六·四以后西方对中国进行限制,复关的谈判自然也就中断了,这种情况下历史的机遇和中国擦肩而过。现在看来,如果当时我们加入了,以后的情况可能会很不一样,特别是在迎接WTO带给中国的挑战方面我们会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因为关贸总协定的成员在世贸组织成立的时候基本上都可以自动地转正,只要同意乌拉圭回合谈判的一揽子协定就行了,中国当时参加了谈判,并且签了字,但是是作为观察员的身份,所以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也就不那么容易了。

  89年6月到92年2月,有关中国复关问题的谈判基本上处于一种倒退状态,在此之前我们已经通过了外部对中国的经贸政策的审议问题,此后本来要开始关税减让的谈判,但是当时的政治气氛很特殊,国际上对中国进行广泛的经济制裁,比如说美国国会作出决定,副部长以上的干部不许与中国交流,更说不上谈判了。美国决定重新评估我们的对外经贸政策,当时中国正面临经济结构调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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