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曙光:村庄信任、关系共同体与农村民间金融演进

——评胡必亮等著《村庄发展与农村金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20 次 更新时间:2008-07-18 12:07:18

进入专题: 农村金融  

王曙光 (进入专栏)  

  

  一、引言:作为共同体的村庄:已有成果及其意义

  

  在中国农村,农户历来被研究者视为各种经济和社会行为的主体,无论是生产和消费决策,还是投资以及其他决策,都是以一个农村家庭(农户)为单位做出的,因此农户经常被研究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学者视为研究的逻辑起点。然而,从更为广阔的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农户虽然可以被视作农村个体决策的单位,然而从一个接受和认同共同价值传统和行为准则的文化共同体而言,村庄更适宜作为分析的起点。村庄代表着中国悠久乡土传统的承载者,也代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组织制度形式和人际交往形式。所以选取村庄作为一个中国农村的分析单元,更能准确地把握中国乡土文化的特征,也更能从比较深的层面揭示农村经济活动和社会体系的运转规律。

  把村庄作为一个共同体来研究,似乎历史并不悠久。尽管村庄在很多地区(包括亚洲和欧洲在内)长期内扮演着重要的社会和经济角色,但是注意到村庄这种显著的重要作用并将其纳入学术研究的范畴则是很近的事情。著名的法国经济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其经济史经典名著《法国农村史》(1931年初版)中,曾经谈到“乡村共同体”或“农村共同体”,他这样界定“乡村共同体”:“许多个人,或者许多仔同一块土地上耕作、在同一个村庄里建造房屋的家庭,在一起生活。通过经济的、感情的联系而形成的这些‘邻居’,组成了一个小社会:‘乡村共同体’”。[1]这里的乡村共同体,就是我们所说的“村庄共同体”。在布洛赫看来,“村庄共同体”是一个“通过土地的界限确定”的、带有治安保卫、生产生活、宗教信仰等多元化功能的集团。可以说,布洛赫是较早关注到“村庄共同体”这个概念并对其基本含义进行界定的学者之一。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中国社会学者费孝通以英文发表的Peasant Life in China一书(中译本为《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英文版1939年初版),以太湖边的开弦弓村为对象进行了缜密的基于田野调查的研究,开创了村庄研究的先河,著名人类学者马林诺斯基对费孝通的创造性的研究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江村经济》这本经典名著中,费孝通详尽描绘了一个典型的中国江南村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信仰体系、村庄治理结构以及人际关系网络与产业发展,更值得关注的是,费孝通在这本著作中还开创性地谈到了开弦弓村的带有民间非正规金融性质的互助会。这种互助会是在一个村庄中的亲戚和朋友中形成的带有储蓄、借贷、投资和保险多种功能的一种资金融通方式,而随着互助会的会员的拓展,借贷关系和信任关系也逐步拓展,形成村庄中资金供给的一种特殊渠道。[2]虽然在《江村经济》中并没有提出“乡村共同体”或者“村庄共同体”的概念,但是费孝通的著作对于开启把村庄作为分析单元的研究范式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3]。

  此后的几十年,国内外有关传统村庄的研究层出不穷,尤其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关于村庄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日本学者较早关注“村庄共同体”或“村落共同体”在日本乡村文化传统沿革乃至于民族性格形成中的作用。尾高帮雄在《日本式经营》一书中,曾经概括了村落共同体的基本原则与精神:(1)自然村落是村民终身的归属,村民被终身保持作为村落成员的资格与义务;(2)村民个人利益服从村落集体利益;(3)规范的教育并按年功决定村民的地位顺序;(4)通过人的合作而在村落建立共同的社会秩序,低层次共同体的利益必须服从高层次共同体的利益;(5)村民集体参与村庄事务决定过程,但最终决策由村长和其他长老做出;(6)全方位满足村民的所有需要,包括其私人生活需要。[4]应该说,日本学者所概括的日本传统的“村庄共同体”的一些基本原则与特征,在中国的乡村社会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尽管有一些特征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情况。

  西方学术界关于“道义小农假说”和“理性小农假说”的争议由来已久,这些争议涉及到村庄共同体中农民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权衡问题以及建立在这种权衡之上的农民决策行为的性质[5]。“理性小农派”的代表人物是舒尔茨和波普金,而“道义小农派”的代表人物是蔡亚诺夫、波拉尼和斯科特[6]。实际上,“道义小农派”强调的是在村庄共同体中农民的集体行为特征,阐明农民的集体行为和生存伦理受到作为共同体的村庄的影响,村庄具有为农民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的功能;而“理性小农派”则强调农户个体决策的理性计算的特征。无可否认的是,当一个农户进行微观的个体决策时,确实更多地遵循个体收益最大化的原则,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农户的经济和社会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村庄共同体”所通行的价值观、文化传统、交往原则以及运作方式的影响。此后,著名学者黄宗智和汉学专家杜赞奇的著作也证明了村庄作为一个自足的紧密的共同体的重要性,杜赞奇还运用“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范畴分析了村庄作为一个共同体与外界发生的网络关系[7]。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乡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迁,因而完整而生动地反映这些变迁就成为学者们的使命,社会学者和经济学者都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一批关于村庄研究的具有经典意义的学术著作应运而生。在这些著作里面,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以一个村落为基本参照,在深入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详尽剖析了“岳村”一个世纪以来的政治治理结构的变迁,从政治社会学和政治人类学视角对中国乡村的政治发展做出了全面的探讨,堪称乡村政治学的代表作品[8]。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学术界最值得一提的一系列学术成果是由胡必亮及其研究团队作出的,这些成果同样以大量的村庄调查为基础,广泛研究了乡村社会在转型期所面临的文化变迁、组织演进和乡村治理结构的变化,构成了我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一幅全景式的色彩斑斓的画卷[9]。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研究,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又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批研究成果的历史意义会更加凸显。胡必亮及其研究团队在研究对象的地域选择上别具匠心,这种选择,既考虑到地域的代表性,也考虑到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代表性,从而使得这些基于村庄的研究,带有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典型性,基本包含了不同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各类中国乡村。这些著作所涉及问题的广泛性和分析的深入性令人惊叹。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胡必亮对中国乡村的经济社会运作和文化传统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将田野调查的各种材料作了进一步提炼和概括,2005年形成了《关系共同体》一书[10];2006年,胡必亮等出版了《农村金融与村庄发展》[11],可以说,这两本著作是作者村庄研究系列的一个必然的符合逻辑的延伸。前者对村庄研究作了理论上的升华与抽象,而后者将村庄共同体的理论应用到农村金融尤其是农村民间金融领域,用以解释民间金融的拓展与变迁。

  

  二、共同体、村庄共同体和关系共同体

  

  在研究乡村的治理结构、文化传统、行为模式、运作机制等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被一个问题所困扰,即: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居于其中的每个人的行为和决策?即以农村的民间金融为例,我们发现,在农村中,非正式金融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即使是在正规金融已经逐步渗入的区域,非正规的借贷形式仍旧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而民间的非正规金融之所以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较高的效率,也许正在于民间金融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机制暗合了乡村的治理结构和行为模式的传统,从而使得民间金融极容易被农民所理解和接受。因而,要解释民间金融的运作机制及其有效性,就必须首先阐明乡村社会的行为准则与文化传统。

  村庄一直是中国乡土社会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从地理上来说,村庄具有比较清晰的地域界限。在历史久远的人类生活变迁过程中,尽管每一个村庄的地理范围并不是固定的,但是大体来说,村庄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一般较好地保持了地理上的稳定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由于每个村庄都具有地理上的清晰的界限,在不同的村庄中,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都是在相互隔绝的情况下独立进行的,因此中国的村庄具有独立的文化单元和社会单元的性质。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中,村庄具有某种程度上封闭的特性,村庄与村庄之间尽管在地理上是相互临近的,但是在村庄的治理和村民的交往方面,却有着非常清晰的界限。在很多地方,不同的村庄尽管地理距离并不遥远,但是所使用的语言竟然有很大的差别,这种现象令很多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大为惊叹。这也就说明了村庄作为一个群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独立性和封闭性。

  由于村庄的独立性和封闭性特征,因而使用“共同体”这个概念对中国村庄进行研究就具备了逻辑基础。“共同体”或“社区”是一个英文字community的不同翻译,不过“社区”这个译法比较着重于其原始意义[12],而“共同体”这个译法则着重于其本质涵义。从地域上来说,共同体中的成员虽然一般是在一个地域内活动的,但是这种地域上的规定性并不是必然的。比如说,在世界各地生活的华人虽然其居住的地方不同,却有着大致相同的文化传统和行为准则,因此属于同一个比较抽象的共同体。因此,我认为,共同体的更为本质的特征是具有共同的交往规则、价值体系和文化传统,也就是说,构成共同体的要素是共同的价值观,而不仅仅是地域上的封闭性和清晰界限。

  《韦伯斯特大辞典》对“共同体”这一概念有四个方面的界定:第一,共同体是由不同的个体组成的团体;第二,共同体的成员通常具有共同的利益,并享受共同的权力,因此具有共同特征和共同抱负的人更容易组成共同体;第三,同处于共同体中的不同个体之间一般具有互动关系,而不是孤立存在的,相应地,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守共同的规则或法律;第四,共同体中的成员一般都是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但是这不是必要条件[13]。第二个和第三个界定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在第二个界定中,共同的利益关系成为构成一个共同体的最基本的动力和根源,而第三个界定中,共同体赖以维持的先决条件是共同遵守和认同一整套价值观念和游戏规则。

  在我看来,村庄作为一个共同体也必须遵守这两条基本的界定原则。首先,村庄作为一个共同体之所以形成,其根本动力和根源在于,在很长的历史发展中,每一个农民都是以村庄为基本单元生活其中的,村庄承载和满足了村民的多方面的需求,既满足了其经济需求(在村庄范围内进行土地的分配、资源的分配以及其他生活需求),也承载着村民的其他需求,比如村庄是一个农民及其家族社会活动的主要区域,也是其社会声望得以确立的重要依托,在村庄这个共同体中形成的声誉、社会交往资源以及网络成为一个农民及其家族延续的最基本的条件。其次,村庄之所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共同体,是因为居于其中的人们都在历史久远的共同交往中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大家都承认这套规则,如果谁违背和践踏了这套价值体系,必将遭到共同体内所有成员的唾弃和鄙视。正是这套看来无形的价值体系和交往准则,世世代代维系着村庄的完整性和稳定性,使得村庄作为一个基本的治理单元而保持相对的延续性。当我们反省为什么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保持相对的稳定性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村庄作为一个治理单元的稳定性是整个中华文明稳定性的一个有力的支撑。正是因为有了村庄在价值观念和治理模式上的稳定性,整个中国文明才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奇迹般地保持了稳定性。

  胡必亮非常清晰地意识到村庄共同体所承载的“非正式制度”和民间秩序对于中华文明延续性的影响,他说:

  “中华文明之所以得以不间断地持续了几千年,中国社会秩序之所以在几千年间比较平稳地得以维持下来,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比较成功地实现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人为秩序与自发秩序之间的平衡发展,并且非正式制度在相当长时期是起主导作用的。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法制与伦理道德相比,伦理道德的力量远大于法制的力量……即使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非正式制度后来被日益正式制度化为国家的‘大传统’了,但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丰富多彩的、没有被正式制度化的‘小传统’也每时每刻地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作为“大传统”的儒家文化和作为“小传统”的民间文化之间共同的精神纽带又是什么呢?胡必亮进一步把村庄共同体进行抽象,提出了“关系共同体”的概念。关系共同体当然不是一个中国所特有的现象,在任何一个国家和文化传统中,都具有一种特殊的人群之间形成的交往模式和组织模式,这些交往模式和组织模式都可以被称之为“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王曙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农村金融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9733.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