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俊臣:纪念来中国推广“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的乌拉旺教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35 次 更新时间:2008-07-18 10: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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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俊臣 (进入专栏)  

  

  转眼间,泰国清迈大学教授、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荣誉院士乌拉旺.泰其涌教授去世已经一年有余。一年来,乌拉旺教授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脑海闪现。作为第一个来中国推广应用“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等国际上先进的理论与方法的专家,她可以说是竭尽了全力,直到逝世前仍关心着中国农村的发展项目。为表彰她的卓越贡献,云南省政府2005年授予她“云南省外国专家彩云奖”。现在,“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等理论与方法在中国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运用,乌拉旺教授可以安息了。

  

  一

  乌莱旺.泰其涌(Tan-Kim-Yong Uraivan)教授,1947年11月15日出生于泰国,1968年毕业于清迈大学社会与人类学系,获学士学位;1976年毕业于曼谷亚洲理工大学人类学系,获硕士学位;1983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发展社会学系,获博士学位。乌莱旺教授生前是泰国清迈大学社会科学院教授,是当代国际上一位资深的、影响很大的社会学、人类学、资源管理学专家,于1996年受聘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名誉院士。她是与云南省特别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合作项目最多、被聘用时间最长、贡献最大的外国专家之一。1998年, 云南生物多样性与传统知识研究会特聘她为理事会成员。

  早在1988——1991年,乌莱旺教授支持云南省政府扶贫办,向美国福特基金会提出申请援助“中国云南省贫困山区综合开发试验示范项目(简称“云南扶贫”项目,英文缩写YAM),获准后获得资助500万美元,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接受的最大的一笔农村发展赠款项目。大家知道,1989年“六.四”事件后,世界人民对中国能否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出现了一些疑虑,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尼克•孟泽思(Nicholask Menziesph)先生也启程准备离开中国,并已到了香港。在这样的情况下,乌莱旺教授坚信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变,一如既往地游说福特基金会,力劝孟泽思先生从香港返回北京。YUM项目初步确定后,她利用和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孟泽思的私人友谊关系,多次陪其来云南考察,酝酿项目设计,为项目立项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项目立项后,她与英国、菲律宾乡村改造学院专家一起,多次来云南帮助培训项目工作人员,使其能够按国际惯例和国际先进的理论、方法,例如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的理论与方法,来实施项目。

  原来,我们中国学者都不了解“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理论与方法,更不要说运用了。经过乌莱旺教授的讲解,手把手的传授技巧,才终于弄明白:所谓“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是在外来者(学者、志愿者或官员)的协助下,使当地人应用他们的知识,分析与他们自己生产生活有关的环境和条件,制定今后的计划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最终使当地人从中受益的一种理论、方法与实践活动。

  从来源上看,PRA是从RRA发展而来。所谓PRA,即农村快速评估技术,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适应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政府援助发展中国家农村发展项目官员,急需了解项目区情况而兴起的一种调查方法。它吸取了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测量绘图学、数学等的方法,例如关键信息人访谈、村民会议、问题矩阵分析、分类分析、观察绘图等等,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规范的调查方法。实践证明,RRA对于外来者来说,确实能够较快地获得项目区的第一手资料,以适应援助项目之急需。但是,由于RRA方法中当地村民没有或极少参与,处于被动接受调查的地位,因而在许多时候向外来者提供的信息并不准确、完整,特别是有不少项目区村民对外来者实施的发展项目不感兴趣,更不积极参与,使许多国际援助的发展项目最终归于失败。

  在深刻反思RRA的基础上,国际项目官员特别是发展学家们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特别是关于落后地区农民同样是理性的、精明的、只要给予一定的发展机会他们就会抓住并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等观点,把调动当地社区特别是村民积极参与作为国际援助项目成功的重要标准,摆在了优先位置。这样,当地村民不参与的RRA,就自然地发展成为PR;由外来者只相信自己的态度和行为,随之改变为着眼于与村民之间建立一种互相信任的亲密的关系、充分相信村民的能力、注重外来者与当地村民的相互学习、由村民为主体实施项目。由此,PRA也就形成了四个理论前提:一是农民特别是穷人与城里人一样,也是聪明的、勤劳的,他们之所以处于落后、贫困,主要是社会没有给予他们与城里人一样的发展机会;二是广泛的参与是发展项目所制定的计划能够产生效益、并使当地村民公平地受益的保证;三是当地村民的乡土知识和稳定持续的经济、政治及生态系统,是改善经济和环境的基础;四是通过社区自我管理途径和活动,可以实现真正扶续的自我发展。

  根据以上的理论前提,PRA常用工具主要有:关键信息人访谈、半结构访谈、社区村民会议、参与式制图、村社历史图系(大事记)、季节历、问题矩阵排序、性别分析等。我曾参加乌莱旺教授主持的多次PRA培训,对于她不厌其烦地讲解、手把手地演练的教学方法与精神,由衷的佩服。

  在和乌莱旺教授一起实施的国际组织援助的项目中,我们当然要使用PRA,有时也发现PRA方法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与不足。对此,乌莱旺教授总是表现出很谦逊的态度,和我们一起讨论,看看能不能找出一些解决的办法、替代的办法。据我所知,我们发现PRA的缺陷与不足,至少有以下方面:一是由于PRA过于讲求方法与技巧,而许多方法与技巧又过于繁琐,因而需要的时间长、花费经费多,基本上是在国际援华农村社区发展项目中应用,这是因为国际项目往往安排了充裕的PRA经费;而在中国政府的项目、企事业团体的项目中,由于经费不多,因而很少推广;二是在方法过于繁琐的情况下,许多使用者如遇激励与监督不足就往往偷懒,造成了获得的信息也缺乏全面性、系统性、连续性和准确性,致使PRA的推广者、使用者们在中国非PRA的其他专家面前特别是政府官员面前,觉得腰杆硬不起来,反过来他们往往埋怨政府官员“愚不可教”,这就不能不与PRA本意中的尊重与相信他人的“真缔”相悖。

  此外,PRA方法中的半结构访谈,不但至今尚无统一的权威的定义解释,而且使用不当也难以获得准确的信息。这是由于:第一,访谈者与被访谈者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或者访谈者不具有当地被访谈者的知识,特别是村民们常用的语言词汇,那么就会出现被访谈者要么是不懂访谈内容,要么是无词语可用;第二,中国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农民的特殊风俗习惯与传统,与外来者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警惕与距离;第三,访谈者与被访谈者若是异性,则往往无法访谈;第四,访谈的时机与场合如果不适合,被访谈者往往产生出不理解乃至反感、逆反心理;第五,访谈者如果提出诱导性问题,使被谈者不得不“顺杆往上爬”;第六,中国现有的PRA专家基本上都是年纪太青、阅历太浅、经验太少的专家,特别是对研究对象缺乏了解,因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过于自信,在访谈过程中不会甄别真假信息,更不会测谎。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PRA使用者又过于迷信当面访谈的真实度,也就不能不使其在现实社会中因获得虚假信息、残缺信息、肤浅信息而处于尴尬地位。

  不过,尽管PRA有以上缺陷与不足,但是正如乌莱旺教授从一开始便始终强调的,相对于现有的非PRA方法而言,PRA毕竟是一种理念先进、设计科学、方便快速的农村调查方法。特别是,PRA具有别人可以复制的优点,这是其它方法所不可企及的,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近年来,PRA经常使用一种叫做会议讨论凑集法的方法,即约请研究对象的相关人员举行带有游戏方式的会议,就设定问题让与会者发表意见,PRA工作者当场用粗笔在贴在墙上的大白纸上,把各人观点写出来,从而形成凑集的结论。这一方法的优点,一是会议以游戏方式进行,增加了与会者的兴趣;二是把各人开动脑子说出的问题当场归纳;三是各个观点写在大白纸上,便于避免重复。但是,这一方法的优点也正是它的缺点:一是由于临时凑集发言,参会者往往缺少深思熟虑的时间与场合;二是在公开会议的场合上,有的人由于各种原因,不愿意公布自己的看法,往往出现少数人操纵会议观点的局面;三是过于“庸俗”的游戏,容易冲淡严肃的主题,有的年纪大的人往往对此感到羞怯、反感,有的甚至嗤之以鼻。

  那么,在人们进行社会经济本底调查大量使用PRA方法时,如何避免与弥补PRA方法的缺陷呢?我们在乌莱旺教授的帮助下,把PRA和问卷调查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

  问卷调查差不多是所有学科调查都使用的方法。所谓问卷调查,是在对研究对象——区域社会、经济、生活或所要研究的问题有一定的了解的前提下,用表格式问卷的形式提出需要进一步了解的问题,让随机抽样的人填答,以大量获取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资料。由于被调查者是在保密情况下填写问卷调查表,个人的真实意愿及社区的真实情况往往不受影响地反映了出来。一份问卷调查表中的提问问题,一般来说要经过拟定、审查、评判、修改以及再审查等环节,特别是某些专家的审查与评判结果,很可能会使问卷调查表修改得更趋完善,保证了同一问卷可以适用于不同的研究对象。

  实践证明,问卷调查是否成功的关键之一,是问卷表中提问问题的设定,即采用相关假设和界定假设的方法,首先确定解释指标(哪些现象可能对目标指标产生影响)。假设是研究的命根子。能够提出问题的假设,研究已经成功了一半。一般来说,科学调查的过程中,大约有60%的时间和精力是花在提出假设和设计调查上,不能再少。在此,我们不妨对比一下PRA的调查。PRA很少或几乎不强调认真的准备,也不强调PRA组织者的学科背景、实践经验特别是对研究对象的了解程度,PRA组织者把“凑”的情况汇总后即成为调查结论,而所“凑”情况是否符合实际(具有一定的量)、是否提示了实质?PRA工作者往往难以肯定。而问卷调查则可以保证足够多的量的分析,从而逼近事物的实质。这也就是说,问卷调查与PRA调查,各有其长处。

  正是由于乌莱旺教授的帮助,我们在农村调研时,成功地把PRA方法与问卷调查方法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探索出一种既发挥PRA与问卷调查各自的优势,又达到简便、快速、准确获得大量信息的方法。这一方法的要点是:调研组进村后,在召开的村民大会上讲解调研的宗旨与要求,在分几个小组进行问题诊断、主要问题矩阵分析、资源利用图绘制等基础上,由调研组成员分别邀请了3—4户农户在一起共同填写问卷表,让农户在填表中对重要内容互相讨论、互相补充、互相纠正,从而使每份问卷表的填写在时间上比单个农户填写节省了一半以上,而且填写的准确性大大增加。

  写到这里,应该说农村调查已经把国际上的先进理论与方法,与国内的传统方法结合了起来。这当然要归功于乌莱旺教授的引荐、培训、推广应用了。

  

  二

  

  1991年10月,乌莱旺教授与云南省林业厅、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联合向美国福特基金会提出“云南社会林业项目”的申请,获得批准,成为全国最早开展的社会林业项目,也是全国第一次引进国际上社会林业(即农户林业)先进的理论与方法的行动与研究项目。此后,乌莱旺教授先后6次为云南社会林业项目培训班讲授社会林业及其PRA,听讲学员达300多人,受到好评。后来,她与其他国际专家一起,先后多次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测评估,提出了许多改进的好意见。

  当然,云南社会林业项目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前期工作。早在.1990年4月25——5月9日,乌莱旺教授就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云南省林业厅,以及美国温洛克农协会驻华代表处当时的官员尼克•孟泽思先生、泰国皇家森林厅官员司提猜•安扣等,联合考察了云南省广南县森林自留山、责任山“两山到户”情况,结果形成了《云南多民族贫困山区林业发展情况考察报告》。这可以看作社会林业项目的第一个前期研究。

  1992年5月,乌莱旺教授说服福特基金会曼谷办事处立项资助《中国云南省哀牢山森林土地持续管理研究》项目,亲自出马,带领她的助手——泰国清迈大学布莎颁(Busaban chuntalert)小姐、苏堤(Sutee Boonto)先生等,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的赵俊臣研究员、康云海研究员、郝志雄研究员,云南省安全厅的泰语翻译韦士清先生,云南省林业厅的邹恒芳女士、陈再福先生、段远亮先生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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