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夫:三十年来的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潜在问题与政策调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35 次 更新时间:2008-07-12 21:4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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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夫  

  以“和谐社会”为目标的社会政策已经显示了与以往单一经济目标相区隔的政策变化。贫富阶层之间最显著同时也是最容易产生社会问题的,就是财富与收入上的差异。缓和阶层之间对立情绪的基础建立在缩小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之上。否则,任何形式上的缓解都将是暂时的。因此,当前调整收入分配的总体目标,是缩小不同区域或是社会部门间的收入差异。首先,城乡之间的差异,是收入差距中最为突出的部分。从2006年开始,中国农民不用上缴农业税。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导引了面向“农业、农民与农村”的大量投资。所有这些,将毫无疑问地促进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并缩小城乡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转化到农民的收入上。这样的发展带来的收入增长,也有助于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即使在这样的宏观情势下,近年来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并没有超越城市居民。加大对于农村的投入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但却无法使得农村的发展快于城市的发展。或许,更为根本切实有效的对策应该是加快农业向工业服务业的转型,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其次,近年来,一系列的经济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中部崛起”,得以推进。早期的改革开放措施更多地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这些地区与东部的差距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着逐渐扩大的趋势。在实施中西部的发展战略中,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如果发展进程与计划一致,这些战略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的发展差距,也将缩小中西部居民与东部沿海居民的收入差距。再次,税收政策是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工具。

  近年来,个人所得收入的税收政策,得以更加严格的实施。单位在任何名义下支付的所有收入,都要统一纳入纳税数额之中。一方面,这增加了个人所得税的税基,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防止了并不合法的某些形式的收入。随着整体收入的提高,免税收入标准的提高使得低收入人群受益。同时,特别面对高收入者税收措施,也在考虑之中。在几个大城市中,不动产持有税已经进入模拟实践阶段。而资产收入税与遗产税也成为了广泛讨论的议题。可以预见,这些税种的早日运转,将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财富过于快速地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另外,转移支付是另一个调整收入差距的有效手段。如今,政府正在致力于建立一个综合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体系包括: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等等。这些政策的实施可以提高中下收入阶层的安全与公正意识。

  权力寻租是导致社会不满的最为直接最为重要的原因。更令人担忧的是,在权力可能寻租的情况下,加大再分配的力度、增加转移支付却只能使得更多的公共利益为权力所侵吞,反而进一步导致社会不公,拉大收入差距。当前的反腐倡廉,打击了一些贪渎官员。同时,也应当看到法办贪官污吏的措施,仅仅是一种威慑性的纠错机制,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使得滥用权力的人有所收敛。但是,法不责众,对于数量巨大规模宏大的灰色收入,仅仅依靠这样的事后纠错是无法完全杜绝的。因此,从根本上讲,它并不是一种理想的制度性安排。要消除权力寻租,改变普遍的对于收入分配不公的不满情绪,仅仅依靠政策上的调整是不可能实现的。长期来看,这需要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建立更为完备的制度体系:一方面要理清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职能,减少各种不必要的行政审核与管理;同时还要将各种制度规范化、透明化,能够让整个社会都参与到监督过程中来。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的这30年是中国经济腾飞的30年,是中国个人收入快速增长的30年。同时,这30年也是个人收入差距飙升的30年。在这30年中,中国从一个收入分配相当平等的社会快速转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显著的社会。这一转变过程是如此之快,许多人既经历之前的社会主义高度平等,也目睹了改革开放之后贫富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形成人生经历中的强烈反差。在这一剧烈的变化过程中,收入差距逐渐成为社会上最受关注的热点问题。面对这一社会问题,本文有如下解释和提议:

  第一,这一快速转变过程并不是一个市场化改革的自然结果,而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下,特定的发展模式选择的结果。结构上与制度上的条块分隔,以及有差别的渐进性改革策略,使得整个社会的收入差异快速增长。有的市场化改革措施扩大了收入差距,而另一些则减少收入差距。但前者的影响作用明显要显著得多;

  第二,在解释这个转变过程中,应当给予结构制度性因素更多的关注。在整个社会结构性转型的背景下,个人资源的重要性远远不及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作用。正是由于社会集团的结构性特征造成集团内外收入变化的双重叠加效应,使得个人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令人惊叹;

  第三,至少有4个显著的结构制度性因素对于巨大的收入差距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它们是:城乡分隔、区域差异、部门差异以及权力因素。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些结构制度性因素成形于计划经济时代,构成了改革开放的社会经济背景与基础,并一直延续了对于国民经济与收入分配的巨大影响作用;

  第四,如今的个人收入来源也有了变化。城市居民的工资收入比重逐渐降低,农村居民的工资收入比重逐渐增加。来自政府的转移性支付收入近年来在城市农村均有增加。新的来源于财产的收入逐渐出现,形成另外一个新的收入来源。这一崭新的趋势可能加速收入差距的扩大;

  第五,收入差距的扩大激发了对于收入分配过程不公的社会不满情绪。同时,它也引起其他社会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收入差距引起的大多社会问题涉及的范围与严重程度都不大,整个社会依然运行良好;

  第六,收入差距的扩大与社会动荡之间并没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而是有着巨大的结构性鸿沟需要跨越。给定当前的社会结构特征,触及社会体系稳定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社会冲突出现的可能性较小;

  第七,面对快速增长的收入差距现状,既不能若无其事,也不能手忙脚乱,更不能就此改变改革发展的方向。合理的策略应该是在维持快速发展的同时,积极干预收入差距过快增长的趋势,降低其对于社会关系与政治结构的危害;

  第八,在一定程度上,特定政策选择导致的收入差距可以通过政策调整而得以减轻与降低。当前的政策调整放眼于打破原有的条块分隔的界限,在整个社会中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为不同的社会集团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最后,导致分配不公的权力寻租既拉大了收入差距,同时也引发社会不满情绪,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当前的反腐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它更多的是一种威慑性的事后纠错机制。从根本上消除权力寻租则需要更深层次的制度改革,使得权力在市场中的使用规范化、透明化。  

  

  王天夫,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双月刊)2008/6月号,总第22期,天益网受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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