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夫:三十年来的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潜在问题与政策调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35 次 更新时间:2008-07-12 21:4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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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夫  

  可以清楚地发现某些市场化改革措施的结果是降低了而非扩大了原有的收入差距。在宏观层次上笼统谈论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并不讨论具体的市场化措施是没有意义的。这是因为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措施与收入差距的扩大并没有完全一致的对应关系。有些市场化的措施导致收入差距增大,而另一些则可能导致收入差距的降低。

  通过分析具体的经济发展措施,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市场化的经济发展使得稀缺人力资本的回报大幅度提高,教育水平不同的人群间的收入差别增大;同样的,企业体制的改革使得企业内、外的工资差别都有提高;在比较不同企业单位时,更靠近市场运行的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内的工资差异远远高于那些仍然包含行政因素的国营企业。上述以及一些其他改革措施均拉大了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完善以及劳动力的流动却更有可能降低城乡间、区域间的收入差异,因为当前的劳动力流动的方向更多的是从农村到城市、从中西部到东部沿海;农产品的市场化有利于减少农产品价格过低的扭曲,有利于增加农村收入,从而降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异。只不过总体而言,在中国特定社会经济背景下(诸如城乡、地区、行业的分隔以及行政权力的集中等),特定的发展策略的选择使得拉大收入差距的改革措施的影响作用远远大于另外一些缩小收入差距的改革措施。如果历史是可控的实验,如果改革政策更多地强调了缩小收入差距的那些措施,那么市场化的改革并不一定就导致收入差距的快速上升。 

   

  公平与效率

  

  社会功能论认为,社会中的工作在重要性上是有差别的。与此相应的,社会中的人群必然被分配到有所差异的社会阶层中。为了更好地将更有能力与天赋的人配置到更重要的岗位上,更重要的工作需要更有才能的人承担,并付给他们更高的报酬。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才能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因此,社会阶层的出现与划分是社会发展功能的需要。

  对于功能论的批判者来说,除去其理论逻辑上暗含的同义反复外,这一理论所描绘的在更大程度上是理想模型。在实践中,至少有两个被功能论忽略的因素干扰整个报酬体系。一是权力,有了社会阶层自然就有了权力的差异。握有权力的人群自然而然将维护已有的优势与攫取更多的利益,并扭曲功能论所期望的资源配置过程。另一个就是负向功能。报酬的差异所引起的后果既可以是激励性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当这两者分别影响不同的社会群体时,则可能引发社会问题——一部分人的滥用权力(过度激励)而导致悬殊的收入差异,另一部分人则可能产生破坏性不满情绪(反向激励)。

  以上两种理论的思想渗透进常见的有关公平与效率的争论之中。人们往往用公平与效率来评价发展的方向与策略,一种观点认为当前的经济发展过于偏向获取效率而损害了公平。尽管与30年前相比,现在的个人收入差距增大了很多。但是,即使在微观层次,现在社会对于普通人而言,发展致富机会也增加了很多。这是30年前所不可比拟的。现在的发展策略需要加以完善,并更多地关心弱势群体。但是,整体的发展趋势是完全没有必要更改的。因为很有可能,这样的收入差距是换取发展机会的必然代价。

  另一方面,权力介入分配过程引起的灰色收入,无论从哪方面看都违反机会公平的原则,并严重影响生产效率,对社会的稳定与长期发展都有极大的负面作用。发生在初次分配过程中的灰色收入,扭曲了生产要素的分配机制,使得资源无法高效配置,由此形成的生产成本的增加也最终转嫁到普通消费者身上。比如,对于当前高房价的讨论中,有人指出,各个审批环节中的灰色收入也是推高房价的因素之一。在再分配过程中的权力介入,使得权力滥用者直接将本该属于低收入家庭的公共转移支付纳入囊中。这直接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并导致社会不公。在经济适用房的分配过程中,有些人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国家补贴的低价格住房,形成了有权力的占有多处住房,而真正需要住房的低收入百姓依然无法改善拥挤的居住条件。因此,无论从公平还是效率的角度来讲,都应该将权力寻租赶出分配领域。 

   

  收入差距与社会问题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收入差距的扩大,保持着警惕。有太多事例可以证明,贫穷引起了种种社会问题。面对快速增长的收入差距,有些人开始认为,如果当前的发展模式持续下去将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极端观点甚至认为,这些社会问题可能已经达到可以阻碍发展本身的地步。这些大胆预言可以零星地从当前中国某些地方或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历史中找到证据。例如,在过去十多年来,公安部门公布的群体性事件的数量以年均22%的速度增长,2004年爆发的群体性事件为1994年的7.4倍,达到74000余起。近两三年来,因为农村政策的调整,这一数字有所下降。

  具体而言,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出现的、由悬殊的收入差距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包括: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发展、贫穷、因经济原因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城市化过程中的贫民窟、社会人群的两极化分布、贫富阶层之间的对立、犯罪率的上升、对于整个社会转型意义重大的中间阶层的成长阻碍、社会动荡(见下面的专门论述)、社会冲突、以及社会与政治危机,等等。这些社会问题在涉及的范围与严重程度上都有差别,有的是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关,有的是与整个社会结构相联,还有的则是触及了更为根本的社会制度。

  到目前为止,对中国而言,已经零星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可能仅仅局限于那些程度并不严重的社会问题种类之中,还没有危及到社会结构。种种迹象表明,社会依然运行在有序之中。强调社会问题的严重性甚至预言社会危机都是夸大其辞。正如前面提及,在很大程度上,现在面临的收入差距扩大的出现,是由于对特定的政策与发展道路的选择所导致的。而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因政策调整而得以缓解。就目前而言,还无法判定收入上的不平等是否一定会转化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这还取决于以后的发展方向。  

  收入差距与社会动荡

  

  或许,在所有收入差距可能导致的社会问题中,社会动荡是谈论最多的话题。从收入差距跨越到社会动荡,其间环节甚多,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如果不具体讨论这些中间环节就匆忙得出两者密不可分的结论,则显得莽撞与幼稚。事实上,当前的许多现象都说明这两者之间的链接并非自然而然不可避免。

  通常有人会指出,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社会不满情绪。但是,这里需要强调两个重要的区别。一个区别是对收入分配不公的不满与对收入差距本身的不满。这两者并非完全相互等同。前者反对的是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不公正的部分,特别是权力参与分配过程。如果收入的差异是因为个人在知识能力、个人天赋、机遇把握、风险规避等方面的差异引起的,对于由此产生的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会引起社会范围内的不满。另一方面,人们对于因为权力或是垄断而导致的收入差异,则相当不满。正如姚明的成功使得他成为青年人的偶像,而贪官污吏的财富则导致普通百姓的唾骂。又如,新加坡的贫富差距并不比当前的中国差太多,但在新加坡,几乎听不到关于收入差距痛心疾首的担忧。

  另一个区别是对收入差距的不满与对整个社会体系的不满。出现上述对贫富差距不满的原因之一是:普通民众将当前的情形与历史上平均主义时期的对比。一方面,需要看到,尽管一小部分人的受益远远超过其他人,但是与30年前的境况相比,现在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境况都好了很多。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收入还将进一步提高。或许,人们不满贫富差距的现实;或许,他们希望政府能够抑制局面进一步的恶化,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变成激烈地否认使得他们生活变得越来越好的整个体系。同时,还要看到,没有经历平均主义时期的更年轻一代,对收入差距的接受程度则要高得多。

  如果说个人的不满可能导致的是零星的群体性骚动,那么能够造成社会动荡的则是需要规模更大的、更有组织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构成了社会运动的骚动。集体行为与社会运动的研究,强调组织结构对于动员不满民众在形成社会运动的中心地位与不可缺少的核心影响力。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有两个集团的收入增长最快。一个是政府官员与公务员,另一个是拥有技术与知识的知识分子。前者是整个政治体系的基础,而如今加入政府系统的公务员考试更是众多年轻人趋之若鹜的热门之选。后者曾经在1980年代被排斥在增长获利集团之外,而如今脑体倒挂的现象早已不复存在。当政府策略性地赢得这两个精英集团的支持之后,集体行为的组织性结构通常触及不到整个政治体系的基础。缺乏组织结构支撑的集体行为只能成为短暂的、小规模的事件,不可能造成更大的社会影响。即使过去十多年来群体性事件的数量有所增长,但这样的事件抗议的主题通常是具体的、事务性的(如农村违法占用土地、城市新兴社区管理等),而非更广泛意义上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因此,这样的事件往往无法持久,通常也可以较容易地通过沟通谈判得以化解。

  事实上,收入差距与社会动荡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确凿的经验研究的支持。1960年代,亨廷顿在分析战后民族独立与革命时代的数据后,发现12个国家中基尼系数与政治冲突的相关系数仅有0.36,表示它们之间并没有十分紧密的联系。换言之,并不是收入差距更大的社会,一定会面临更多更激烈的社会冲突。

  当然,上面讨论的,都是建立在一个经济的发展保持在高水平的大前提之下的。在这种情形下,众多的社会不满情绪,为经济上的受益所掩盖。因此,也有人担心一旦经济遭遇重大挫折,贫穷人口中的不满情绪可能得以蔓延并导致整个社会的不稳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种情形下,收入差距过大可能为潜在的运动组织者提供大规模社会动员的便利——他们可以通过强调悬殊的收入差距而轻易地煽动起大规模的不满情绪。

  在当前的情势下,即使收入差距引起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不大,但它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当收入差距持续攀升,整个社会可能出现两极化,而贫富阶层之间的鸿沟则难以跨越,这就是所谓的“断裂”的社会。由于缺乏中间阶层,以及缺乏社会流动的途径,整个社会没有缓冲,也没有活力。这时,社会结构的合法性将直接受到质疑,社会问题也很容易暴露出来。对社会问题而言,最令人担心的情形,就是贫富阶层之间的对立,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冲突。近年来,充分显示普通民众“仇富心理”的事例屡有上演,并激起大规模的共鸣。显然,在这个收入差距扩大的变革年代,富裕的人群对于那些在致富路上落后的穷人,有着不可回避的“道义”上的责任:要维持社会的构成,不可能将穷人排斥在外;否则,社会就不成其为社会了。因此,富裕人群不仅不能歧视穷人,而且应该用实际行动缓和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防止阶层之间的对立。 

   

  政策调整是否合理有效?

  

  面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政府的责任,就不仅仅是“道义”上的了。无论从减少贫困人口与社会问题,还是从稳定自身的政治基础而言,政府都有着充分的理由干预并扭转收入差距增长过快的趋势。给定追求社会公正平等的目标,政府采用调整收入分配的政策也有着意识形态的原因。

  从当前形势看,既不能轻易地认为收入差距已经危及整个社会与发展的方向,因而因噎废食,重返以前没有激励机制的低效率的平均主义;也不能认为当前的收入差距并不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更不能认为它有可能如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所示,将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自然而然地消失。因此,应有的共识应该是积极介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将收入差距过大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有关调整收入分配的措施,应当与发展相结合。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的问题,是创立在市场竞争中的平等机会。收入分配的原则应当使得个人努力、机会选择、风险控制等等自致性的因素得到高额回报,同时防止家庭出身、干部身份、权力地位等因素介入市场竞争并扭曲整个收入分配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才能消除依靠权力、关系、垄断等手段获取的不合法或不合理收入。

  随着政府收入的增长,如今也有了充足的资源,为解决经济发展之外的社会问题提供财政支持。前面讨论了收入差距成因中社会结构与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因而,更为积极与根本的政策应当是调整导致这些差异的政策因素。强调着眼于个人因素的所得税收的调整显然不应当是解决眼前困境的主要或是单一的对策。如果使用这样的原则来回头审视这二三年来政府的政策调整,可以发现这些政策上的调整是非常有道理的。如果实施得当,可以预期它们必然获得一些积极的结果。

  所有这些政策上的调整都可以放入“建设和谐社会”的框架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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