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夫:三十年来的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潜在问题与政策调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35 次 更新时间:2008-07-12 21:4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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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夫  

  为便于划分界限,成员们通常依赖或使用现存的界标。通过特定的社会构建过程,这样的集团界标被运用于集团身份认同、包容以及排斥的社会过程中。在实际中,维护集团界限的政策与措施有户籍制度、地方保护主义、行业垄断、职业垄断,等等。社会集团至少可以通过机会阻隔与身份寻租来生成社会差异并维护社会分化。特定社会集团的成员根据他们对某些资源的特权攫取利益,并阻隔其余人对这些资源的觊觎。通过这样的过程,集团内外收入的巨大差距就形成了。

  上述提及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中生成的集团类别不仅决定了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分化特征,同时它们也是在改革时期经济起飞的背景因素,并成为正在形成的转型时期社会分化结构的重要政治经济基础。不同的社会集团在新时期的起点不同,其成员也正是在此基础上追逐财富与经济安全。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与占有的资源不同,所以他们获取的收入也不相同。这样的过程进一步确定了中国城市社会分化的情形。这些持久的社会集团类别,继续着其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并成为1980年代以后促成个人收入差异快速增长和新的社会分层模式的重要结构性基础。  

  图-02:改革开放前后中国收入集团性分配示意图

  A:改革前,集团内、集体间收入差异均较小;

  B:改革后,集团内收入差异大幅度增大、集团间收入差异增大;

  C:改革后,集团内收入差异增大、集团间收入差异大幅度增大;

  

  这样的结构性变化趋势可以用下面的图示清楚地说明(图-02)。图中方形格表示不同的社会集团,其垂直方向上的高低表示集团内部收入的高低范围。在表示改革前的图A中,各个方形格的垂直高度不大,而各个方格间的高低也较为相似,显示集团内、外的收入差异都不大。图B与图C表示改革后个人收入差异的两个可能的模式。其中图B中,各个集团内部收入差异变化较大,比较起来各个集团间的差异并不太大;而图C中则有所不同,各个集团内部收入差异增加的同时,各个集团间的差异也大幅度增加。与图A比较,图B与图C所表示的整体上个人收入的差异都有增大。但是,图C中的差异包含了集团内与集团间差异增长的累加,因而其表示的收入差距更大。

  在笔者看来,图C所表示的情形更恰当地描述了过去30年来中国个人收入差异快速上升的特征。正是由于集团内、外收入差异的叠加效应,使中国个人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较短时期内达到较高水平。这样的结论,也得到其他抽样调查的旁证。有调查显示受访人群中认为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过大的比例(95%)远远高于认为单位内部收入差距过大的比例(42%)。如果我们进一步分解收入差异,可以得到集团因素导致收入差异快速增大的更深入的认识。

  

  如何分解巨大的收入差距?

  

  分解收入差异的来源

  

  在前面已经提到,使用个人特征与资源解释收入来源时,有超过80%的其他部分由其他已知或未知因素所决定。在个人特征与资源之外,至少有以下4个方面的结构性或制度性因素,对当前中国的收入差异有决定性作用——

  第一,城乡分隔。有研究指出中国的城乡差异在整个世界上也算名列前茅。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曾指出,1990年代末中国个人收入的差异中份额最大的就是城乡之间的差异。2007年,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不足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1/3。如果算上城镇居民在教育、食物等其他方面的政府补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则更大。在一定程度上讲,户口制度与偏向工业发展的老政策,对农民的低收入有着长久的负面影响。即使在不远的将来,这样的城乡差异也不可能消失。

  城乡收入差异在过去的30年中的变化,反映出改革政策的变迁。在1978年改革初期,城镇居民的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5倍。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后,农民收入快速提高,城乡收入差异逐年下降,城镇居民在1986年的收入是农村居民的1.86倍。但是,城乡收入差异在开启城市改革之后又开始上升。在1990年代早期,城乡之间的收入比率重返2.5的水平。除去小幅度上下波动之外,这一比例一直保持到了上世纪末。从2000年开始,这一比率稳步攀升。如今它已达到历史新高3.3。即使新近全面废除农业税的政策,也没有扭转城乡收入差异进一步增长的趋势。

  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农村居民收入在近年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在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快速城市化的今天,整个中国的基尼系数继续攀升的原因。换言之,在当前情势下,单纯的城市化过程无法改变整体上城乡收入差异较高的局面。

  第二,区域差异。分期分步骤的发展策略,形成了中国各个区域间较大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在统计口径中的东部、中部、东北部与西部4个区域中,东部的城乡收入都居首位,而西部尽陪末座。城乡收入的东部与西部之间的比率——分别为1.5与1.7,可以清楚地显示区域间的收入差距。

  如果深入省级层次,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区域之间收入的差距。收入较高的省市包括上海、北京、浙江、广东、天津、江苏、福建等,都位于东部沿海地区;而收入较低的省份包括贵州、陕西、甘肃、云南、西藏、青海等,都处在西部内陆地区。2006年,上海的城镇与农村人均收入分别为22809元与7066元,是贵州城镇与农村人均收入的2.4与4.1倍。

  第三,部门差异。不同时期的发展战略使不同的部门得到的国家支持不同,而“双轨制”、后来的“抓大放小”以及其他策略,也造就一批部门与企业在市场中的特殊有利,甚至是垄断性质的地位。这使得不同的部门在收入分配中有不同能力。在1990年,收入最高的两个部门是采矿和电力生产与供应。但是它们在近年为信息技术、金融以及技术服务行业所取代。2006年,收入最高的部门(信息技术)与收入最低的部门(农林牧渔业),人均收入的比率为4.6。

  除去在技术上的领先优势,高收入部门的市场优势地位同时也有政府在背后的强力支持。这样的单位存在于电力生产与供应、通信、金融、石油化工等垄断或半垄断行业。举例而言,中国移动在2007年获得871亿元的利润,比上一年增长了32%,延续了多年来一贯的高利润趋势。这样的高利润与其饱受消费者诟病的高价政策密不可分。在这样的高利润背景下,2005年中国移动的平均职工工资达到12.4万元,是当年全国平均职工工资1.8万元的6.7倍。

  第四,分配中的权力。在讨论中国个人收入时,不难发现有一部分人的工资仅仅是其收入的一部分。工资之外,还有相当部分是很难统计与计算的其他收入。这样的“灰色收入”广泛存在于高收入的特殊的利益群体当中,甚至往往高于名义上的正当收入。有研究估算,2005年整个中国的灰色收入达4.4万亿元,占到当年GDP的24%。这是一个相当令人震撼的数字,这样大规模的灰色收入产生的根源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偶然因素,而应当是发生在制度层面的。如果将灰色收入加到总收入中,10%的高收入人口的实际人均收入达已达官方统计数字的3倍以上。由于这种收入中的绝大部分(超过3/4)为名义上已经是高收入的有权阶层所占有,灰色收入不仅仅拉大收入差距,也极大加剧社会矛盾。

  在某种意义上讲,有些“灰色收入”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例如,在工资之外,记者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车马费以及科研人员从研究项目中支取的劳务费用在东亚国家中屡见不鲜,但在西方欧美国家中却是严格禁止的。另一方面,更多的“灰色收入”直接与腐败、渎职等政府官员的违法行为相关联。灰色收入是一种赤裸裸的权力寻租,它的存在扰乱经济分配体系,破坏社会公平体系,反映出来的是特定集团动用手中的权力与资源直接粗鲁地进入其本来要疏远隔离的分配领域。

  

  收入的组成部分、财产性收入与财富集中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个人收入除快速增长以外,其组成部分也发生巨大变化。在改革开始的1978年,城镇居民的所有收入几乎都来自工资,而农村居民的收入则来自集体性的劳动。如今,城镇居民的工资收入已经不到总收入的70%,而农村居民因为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或是外出务工,其总收入中有超过1/3来自工资。在2006年的收入中,城镇居民收入中工资、经营、财产以及转移性收入的组成比例分别为68.9%、6.4%、1.9%与22.8%;而农村居民的收入组成比例为38.3%、53.8%、2.8%与5.1%。在收入组成部分的变化过程中,有几个明显的趋势:一是城市居民的工资收入比例的持续下降;二是与此相反的农村居民工资收入的逐渐增加;三是城市与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的增加。另一个上述数字没有反映出来的,是近年来财产收入的趋势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从上面的收入组成比例来看,它还没有发生在“整体平均”的意义上,但它却是不能忽视的一种趋势。它的愈演愈烈,将对收入差距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过去30年来的收入增长,使得财富积累成为可能,也让财产性收入进入分配领域。人数不多的富裕阶层已经积累了可观的个人财富。同时,他们所积累的财富又可以用来投资不动产与金融资产,进一步产生更多的收入。在这个资产快速增值的时代,投资是获取高额收入的捷径。过去几年,中国城市里最热的话题显然是房屋购买。有些人的购买行为是为了改善居住条件提高生活水平,而另一些人则明显是为了投资。在2007年中国股市火热的时候,平均每天有高达15万新开的股市户头,整个年度共有5000万新入市的股民。显然,普通民众在富裕阶层的带动下也闻鸡起舞,加入赚取更多收入的投资热潮。市场的涨跌并不是一个确定的结果。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投资者的最终收获将有天壤之别:有的人将赚得盆盈钵满,而更多的人将是血本无归。

  财产性收入的两个特点,决定由此生成的财富必然集中在已经富裕的阶层。首先,投资有门槛,需要启动资金,因而也只有已经有财富积累的人群才有能力进行投资。其次,由于投资的杠杆效应,其产生的财产性收入远高于原始资本。投资失败者会失去富裕阶层的资格,跌入普通人的行列;投资成功者则必然积累更多财富,且其财富的增长速度比依靠工资收入积累财富的方式快得多。这样的链条式滚动所导致的后果必然是:有钱人更加有钱,他们与普通人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而整个社会的财富,也将快速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根据财政部2007年的一份报告,城市最富裕的10%的家庭占有社会全部财产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家庭仅仅占有财产总额的1.4%;另外80%的家庭占有剩余的53.6%。同样的,城市金融资产的分布情况也是高度集中的。最富裕的20%的家庭拥有高达66.4%的金融资产;而最贫穷的20%的家庭仅仅拥有1.3%的金融资产。与普通人相比,大量获取财产性收入的富裕阶层将完全生活在另一个世界。毫无疑问,这样方式下的财富集中将导致巨大的财富差距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两极化。虽说现阶段财产性收入的份额并不大,但这一趋势已悄然出现。 

   

  社会动荡将不可避免?

  

  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的扩大

  

  谈及收入差异时,一种常见的观点就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可避免。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本身就是有所差异的,因此不可能顾及到所有的社会成员。同时,市场化的经济发展必然引起更多的生产要素加入到收入分配中,这些要素的作用在经济开始起飞阶段得到了放大,因而个人收入差距扩大了。

  这样的观点有理论支持。在增长经济学中,著名的库兹涅茨“倒U曲线”描述了一些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变化趋势:在工业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人均收入从低水平进入快速上升时期,收入分配中的差距将先行扩大;随着经济发展,人均收入继续增加,收入分配中的差距将逐渐降低。在用来解释后来的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变化趋势时,这一理论并没有得到更多数据的验证。类似的,国内学者在分析全国数据或是更为微观的分省与分县数据时,也没有得到一致的“倒U曲线”。不管是因为后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与早期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多有不同,还是因为这些后起国家中的其他社会与政治因素使得其整个分配过程有所不同,现在的结论至少是——在很多国家中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与这一曲线所预期的经济起飞阶段之后的下降正好相反。

  当前中国收入分配的现实正是库兹涅茨理论的前半部分所言的差距扩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就一定是市场化的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在下面细分析市场化改革的具体措施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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