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定剑:从广东思想解放到政治体制改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56 次 更新时间:2008-07-12 2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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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定剑 (进入专栏)  

  

  我认为这次思想解放,重点和核心是要解决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思想问题。现在阻碍政治改革的阻力有两点:一个是既得利益;二是有思想禁锢。要克服政治改革的“两个凡是”,即“稳定压倒一切论”和“国情特殊论”。

  新一轮的政治改革,要以选举为出发点,以宪政为目标。行政改革要以公共预算和政务透明为目标,司法改革要以司法独立为目标。

  两个建议: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腐败。通过公共财政制度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如果广东真的要解放思想,我建议广东向中央建议,把深圳作为一个行政特区来建设,以便进行包括财政、公共预算和选举制度等方面的全面改革。

  我希望,这次思想解放可以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治改革操练的一个起点,而不是思想操练的起点。

  我专门谈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要解放思想的问题。

  

  第一点,要不要政治体制改革?要不要民主?

  

  中国的思想解放,在经济领域几无障碍。邓小平好像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1992年南巡,他已经讲过,经济领域里面姓社姓资都不要讲了。而这些年也确确实实没有什么经济领域改革的思想禁区,经济领域讨论什么都可以,包括土地私有问题,也没有禁令。障碍是在什么地方呢?政治改革领域,禁区很多。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障碍是从邓小平那里就开始有了,如不搞“三权分立”什么的。所以我认为,这次思想解放的重点、核心,是解决政治体制改革要解放思想的问题。

  中国经济改革30年的成就,被有些人用来证明中国可以不搞政治改革,认为中国成功了,不要搞民主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竟成为不要搞民主的一个理由,我觉得这很荒唐。

  我想,我们中国近代史的改革也是两场改革。哪两场改革呢?以戊戌变法为界,前面那场改革是经济改革。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人打败之后国人才意识到,真正的强国要靠民主、法治、宪政、人权。这是从教训中悟出来的。慈禧老太婆和满清家族不相信,就派五大臣出洋考察(编者注:五大臣的考察报告,系梁启超执笔),结论也是这样的,所以才要搞政治改革。清王朝那些最顽固的保守势力这时才认可这个:中国要搞政治改革,民主宪政才有出路。

  可我们现在竟然又成问题了——戊戌变法以后开始的中国政治改革失败了,后来走向动乱。于是有人错误地总结经验,说民主、议会宪政不能搞,在中国行不通,会引起动乱,把向民主转型不成功归结为民主本身的错。

  我认为中国面临的改革应该有4个层面:一个是经济改革;一个是社会改革;一个是行政改革;一个是政治改革。现在我们在做的,是经济改革。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市场经济;社会改革的核心是建立独立、平等的公民社会及其社会结构;行政改革的核心是廉政、高效、法治和按规矩办事的政府;政治改革的核心是民主、自由、宪政。

  第1个层面的经济改革,它不需要民主就可以做到。但是后面3个层面的改革,没有民主是不行的。机构改革就是一个例证。我们又要搞第6次机构改革了,但如果没有政治改革跟上去就不大可能成功。为什么呢?没有人大来控制政府的机构编制和人员的经费,政府自己掏钱就可以养人,这是不可以控制的。一个是要有财政控制,一个是要有法律对机构编制的控制,机构改革才能有效。

  我认为,民主化改革能不能成功,关键在改革的时机。清末的改革没成功,就是时机错过了。我们设想一下,戊戌变法,慈禧太后当时也支持改革,中国很可能搞成一个君主立宪制。你看当时的社会条件,改良派梁启超、康有为,包括像孙中山这样的激进革命者,都支持搞君主立宪制。但是慈禧不搞,后来就把这个历史转型的责任留给一个3岁小孩以及一个没主见、没能力的摄政王,当然社会就要垮掉。所以,我一直提醒,统治者若在有能力、有资源、有权威的时候不搞改革,就可能错过大好历史时机,等危机到来再想改革就晚了。这才是我们的危险所在。

  

  第二点,政治体制改革到底应该解放什么思想?我们应该克服什么障碍?

  

  现在阻碍政治改革的有两点:一个是既得利益,一个是思想不解放。

  一是既得利益。现在,官僚集团已经成为一个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这种既得利益还在继续扩大。现在财政收入增加后,好像明显加大了对政府官员的分配力度,官员收入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一些地方不动声色地就实行官员工资的“3581”,官员的工资大大高于社会中等收入水平,而且有房子和其他福利。公务员成了社会肥差,一个职位百人争是不正常的。大量提拔高级领导职务,领导职务已经不是工作需要,而是当作福利照顾官员,省级以上的机关处长局长都是一大堆。副部级以上的官员买房可以给200多万,而副部级以上干部也是成打。这是不得了的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有人说公务员花了“3个3000亿”(公务员吃喝3000亿、公车3000亿,出国3000亿),尽管这个数字也许没有确切的根据,但这方面的公款耗费绝对惊人。

  二是思想不解放。有三个认识阻碍我们现在不敢搞政治体制改革。一个是错误地总结历史。从清末民初搞民主的教训,毛泽东主席就这样总结:你看搞民主就搞成这个样子,贿选、军阀混战,资产阶级民主失败了,所以不能搞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不是好东西(这句话暗含的意思是我们现在搞资产阶级民主吗?不是。毛的意思是搞他理解的社会主义民主,现在看来民主是普世价值,中国民主失败不能怪资产阶级民主,而是各种历史原因);第二个是政治体制改革出现“6·4”这样的情况,认为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出现动乱;第三个就是苏东变革,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会把国家分裂。

  为什么经济改革越来越发展,政治改革越来越控制?就是这些思想认识所致。

  我认为中国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克服“两个凡是”——

  第一个“凡是”,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论”,认为凡搞民主,就会引起社会不稳定;

  第二个“凡是”,就是“国情特殊论”,认为中国公民素质太差、文化水平低、农民多,等等。我曾出过一本书《中国选举状况报告》,就对“国情特殊论”提出批判。

  这“两个凡是”,是我们搞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障碍。

  搞民主会不会引起社会动乱?很多人包括很多精英,都有这个担心。一讲搞民主,觉得“哎呀,不好”。这错误地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很简单,民主是有利于稳定的,这是西方政治学最基本的一个观点和历史事实。民主怎么会造成社会动乱呢?除非是在不适当的时机和条件下搞民主,才会乱。不要把民主过程的易乱,说成民主本身的乱。关键是在什么样的适当的时机和条件下搞民主。就像发射航天卫星一样,发射的过程容易出现问题,但是飞行过程一般是比较安全的。

  在我的《为民主辩护》一文中,就有最好的例子。大家都讲印度反面的例子,很少有人看印度正面的例子。亚洲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尤其是一个宗教国家,本来都是很动乱的,教派之争,政权争夺,反复政变;只有印度这个国家,1947年以后,十几届政府都是和平过渡的。试想,印度不搞民主,会是一个什么状况?就会像巴基斯坦那样,政变,杀来杀去,宗教矛盾、民族矛盾、恐怖主义、人口资源矛盾……可想而知,印度如果没有民主,就是灾难。但是,因为印度有民主,你看它的政治一直很稳定。我们很少看到这一点。韩国也是一个例子,韩国在1970~1980年代,在李承晚等时期,权威政治,搞专制,学生抗议,政变,谋杀,包括高层互相谋杀。但是民主化以后,韩国政治才出现稳定,总统被弹劾也不会乱。1997年的金融危机,我们看到报道,老百姓把自己的金首饰拿出来支援国家。韩国从金融危机中恢复得最快——这就是民主的力量啊!我们错误地总结经验,说民主会搞成动乱,但事实胜于雄辩。

  再一个就是“国情特殊论”。我书中说到,民主不是一个政治知识、政治常识、政治理论;政治是划分、分配人民利益的一种构架,只要让人民意识到他们利益的存在,他们就会参与政治。而我们现在选举之所以大家不热情,是因为那个选举跟其利益没有关系,选什么样的人都跟他们没有关系,而且不管选谁,都没有办法改变选举的结果,结果是预定好的。怎能怪人民没有素质呢,现在农民为村委会选举都快要动刀子了,不让他们选举都不行,而城市居民谁关心选举?因为选举和政治参与素质没关系,而与利益有关。

  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要解放思想,就必须打破这“两个凡是”。有人批民主等普世价值,我还是认为,人类社会怎能没有普世价值呢?价值怎么排序也有一个普世价值问题!自由、民主、人权、宪政,这些共同被认为是好的价值,是人类几千年来证明了的,是人类文明结出的果实,在大多数国家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好东西。不管是什么样的国情,都不可以否定这个东西;如果以“国情特殊论”来否认普世价值,就是错误的。

  

  第三点,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的目标是什么?

  

  新一轮的政治体制改革,当然与1989年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区别。那时主要讲党政分开,现在要以选举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以宪政为政改目标,以公共预算和政府透明为行政改革目标,以司法独立为司法体制改革目标。

  胡锦涛执政之初,重视宪法,出席纪念宪法施行20周年大会并讲话;第一次主持政治局学习,也是讲宪法。后来有人给中央打小报告,说宪政是西方妄图演变我国的一个阴谋,不能讲宪政,上纲上线,把讲宪政搞成一个“禁区”。

  我们要解放思想,首先就是要旗帜鲜明地打出宪政的旗号。怎么不能讲宪政?宪政,毛泽东讲得最早。什么是宪政呢?法学家的基本共识是,宪政就是民主、法治加人权,就是这三者的结合。而这三者都明确写进了宪法。怎么宪政都不能提呢?这帮人真是很无知。

  其次就是以公共财政和公共预算为行政改革目标。行政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建立廉政、高效、法治的政府。现在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包括经济改革带来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腐败。其实,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通过公共财政制度的改革来解决的。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说的公共财政,跟很多经济学家说的是不一样的意思。很多经济学家讲公共财政,说的是财政预算这一块,把更多的钱安排给公共社会保障服务这一块。这里说的公共财政,是指财政应该是公共的,预算应该是民主化的决策过程,是公开、透明的,预算应经过民主程序讨论决定,且应受到民主监督——这才是公共财政。而不是说把这个钱用在公共服务上,叫公共财政;要是用在官员身上,叫不叫公共财政?

  要建立公共财政,如果广东真的要解放思想,我希望广东能拿出一些地方来,搞公共财政制度的改革。这是很关键、很核心的行政改革措施,也是解决腐败的有效措施。这样的改革,只有少数黑箱操作的领导受限,而全社会都会得利,是一个好的改革。

  再就是以选举为出发点的政治体制改革。当然,这个选举,是自由平等、公平竞争的选举。这种选举可以从乡、县两级选举政府领导人开始。这不会有任何问题。过去已经有很多地方改革做过试验,直接选举,两票制也差不多是直选。而且从国外的经验看,地方选举不会影响国家执政党层面。在西方国家,共产党在地方执政的不少,对国家层面没有什么影响,地方选出什么人,也不影响共产党执政,是没有危险的。

  最后提一个建议——

   如果广东真正要搞思想解放,建议广东省领导应考虑把深圳作为一个“行政特区”来建设,在深圳建“行政特区”。这样,就可以进行以上的改革试验。在当年深圳建立人大的时候,我原在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就研究过在深圳搞直选的问题,我们都搞了方案。因为“6·4”,搁置了。如果这次还要搞一点真正的思想解放和政治体制改革,我建议:把深圳搞成一个行政特区,在这里做包括财政、公共预算和选举制度方面的全面改革。

  

  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双月刊)2008/6月号,总第22期,天益网受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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