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正龙拍虎与兰德说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15 次 更新时间:2008-07-12 21:24:30

进入专题: 华南虎  

王霄 (进入专栏)  

  

  写下标题不禁莞尔。还是先来解题。“正龙拍虎”无须多说,这个词已经作为新成语进入现代汉语。“兰德说狗”需要解释一下:“兰德”指美国著名的咨询机构兰德公司,“兰德说狗”指的是该机构发表了一篇《大陆中国人像迷失的狗》的文章。

  把这两个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放在一起谈,首先是时间的巧合。6月27日,《中国选举与治理网》转发了“兰德说狗“的文章。二日后即6月29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了“正龙拍虎”的处理意见。

  由于这两个事件发生的时间点很近,我有一些联想。

  先说“正龙拍虎”。虽说官方要为这个持续了9个月的喜剧拉上大幕,但部分自发参加演出的社会演员和全体观众却兴致盎然地不愿下台和离场。正龙拍虎的实质是政府和官员因私利而滥公权,暴露后对民意和事实漠然处之,从而全失公信。它生动地表明了一个政府即使在不贪污的情况下,可以坏到什么样子。但中国官场现形记为什么数千年来上演的总是那些老套故事呢?我们不得不深思在这种现象后面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这个问题暂且按下不表,再来说“兰德说狗”。这篇文章除了在“选举网”上有很高的点击率和一点读者的反响外,基本没有引起社会公众的重视。我首先对该文作者的身份有一点疑惑。这篇文章的水平相当高。我并不怀疑兰德公司的水平,我置疑的是兰德公司作为一个国际著名的战略咨询机构,一般来讲,它总是接受客户的委托进行种种专业的咨询服务。而这一篇主要分析中国大陆现时文化缺陷的文章,似乎不是为专门的客户定制的,它更像一篇学者的学术时评。当然,这篇文章表现出的全方位视野、超强的经济眼光和历史深度感,又似乎不是一个文化学者个人所能完成的,它应当是一个集体合作的产物。从这点说,似乎又只有像兰德公司这样的综合性咨询机构才能炮制它。莫非它是兰德公司为美国政府所做的一个战略分析?但是,如此鞭辟入里地批判中国人的文化缺陷,好多地方甚至让我们中国人自己都不禁会心一笑,又似乎不是那些喝牛奶吃面包的老外所能胜任的。我由这篇文章想起当年名动一时的非法出版物《第三只眼睛看中国》,那个所谓的出版社和所谓的作者“德国人洛伊宁格尔”,不过是一个中国青年学人王山给我们开的一个玩笑。而这一篇“兰德说狗”,会不会是《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第二呢?

  说完作者,再说标题。《大陆中国人像迷失的狗》,为什么是狗?也许有些人感到不快。不过,从这点看,我倒觉得这篇文章的炮制者可能真的是外国人。许多外国文化,并不把动物看得低于人类,特别是狗,被看作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因此,以狗喻人不是一种特意的贬低,我们不必因此恼火。一个较近的例子,是杨恒均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的:

  前一段,发生了藏独事件,在全世界闹得颇为热闹。我们西藏自治区的一位领导说达赖是“人面兽心的恶魔”,是“披着袈裟的狼”。这两句话传到外国,翻译成英文,直译是 “human being in appearance, animal inside ”(外表是人类,里面是动物),“a wolf in kasaya”(一个穿袈裟的狼) 。据说这两个用来形容达赖的句子已经风靡英语世界,大家都在抢着用,如果西藏问题继续在全球发酵,这个句子有可能成为英语常用语而进入英语大辞典。不过,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自然知道这话是痛斥达赖的,不是什么好词儿,可有些外国朋友就不这样认为。有些崇拜达赖的竟然说,啊,你看,连达赖的敌人都说他不是一般的人类,而是半人半兽的神仙。还有的说,达赖真好,原来有一颗兽类的心——原来西方有很多人认为人类的心最邪恶最肮脏,远远比不上动物心灵美。你想,虽然动物和人一样自相残杀,但你什么时候看到动物使用恶毒的语言侮辱自己的同类?(引自杨恒均《王千源事件是中情局策划的阴谋(上)》,天益网)

  说完作者和标题,下面就来说说对这篇文章内容的一些感想。

  说实话,我真的感到了震撼——这种读后感只有在当年读了鲁迅、柏杨和龙应台的有关文章后才会产生。如果这篇文章作者真是外国人,那我首先想到,难道真的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其次想到,中国人的文化缺失,在随着经济的强大后,愈发凸显,其消极影响,不但是关系到我们中国人,而且也会对世界的发展产生重大关联作用。正因为后一点,才使得大洋彼岸的老外们感到忧心。

  先来说第二点。我想我们不必过多追究文章作者(假如真是外国人)的动机。孔子早就说过“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能够如此直率地批评我们,起码是益友的行为。中国经济上的强大唤醒了中国人的自尊。这种自尊,不应是妄自尊大。他人一有尖锐批评就激烈反驳,起码是缺少宽阔胸怀,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这种讳疾忌医,正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痼疾。就算人家是从一己利益出发,也很正常。美国的一个说法很好:中国是美国的利益攸关方。在全球化的时代,作为大国的中国对世界各国(不仅是美国)利益和世界秩序有了更大的关联性。你的长处和短处都会更多地影响人家,影响世界。因此,世界更在意中国,更关注中国,更多地评论中国,这都是很正常的。这时,可能就有“好话”,有“坏话”。好话坏话我们都要能坐得住,听得进。具有世界意识,积极面对和融入世界,自觉担当大国责任,扬善去不善,对世界发展发挥一种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再来说第一点。“兰德说狗”一文字数不算多,3000多字,内涵却很丰富。在简要而深刻地陈述了中国经济的重大成就和缺陷后,以10多个自然段的篇幅,列举了大陆中国人在精神与文化上的弊病,包括:

  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

  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

  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

  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

  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

  由于在贫穷的环境下生长并且缺少应有的教育,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优雅的举止和基本的礼貌;

  由于中国人天生的贪婪的本性,它们可以毫无保留的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即无止境的追求利润,忽视人的尊严;

  由于中国文化不鼓励敢于冒险这种优良品质,所以中国人极力避免冒险,他们也不想寻求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性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这点上要远远胜于西方人。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即肉体和灵性的并存)存在的更高层次。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

  在中国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

  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所服务的对象:社会;

  该文小结说: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亚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病因。

  以上我的概括过于简单,其实原文在每一点下都有极为精准和丰富的要点及阐述。为了真实地了解该文的观点,我建议有兴趣的读者去看原文。

  当然,兰德公司的批评,不一定完全正确。比如“中国人极力避免冒险,他们也不想寻求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这一点,我看就不大对。但这并不掩盖其总体的准确与深刻。

  如果说大陆中国人有病了,兰德公司试图为我们归纳症状,找出病根。

  其实中国人自己也并不缺乏这样的行动。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从源头看,它在晚清即已开始。当时的志士仁人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救亡图强的奋斗中,将中西文明进行了愈益深入的比较,先是在器物层面,然后在制度层面,最后在文化层面,发掘了中国在近代以后落后的原因。其后,在不同的时期,诸多思想者、政治家,对于中国文化建设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有许多高明的见解,并付诸种种行动。甚至,为了中国文化转型,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不惜将中国2000多年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彻底打倒,以为引进的科学、民主、个性解放扫清障碍,并通过五四运动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鲁迅是这些先进者的一个代表人物,正是激愤于中国“杀人有将,救人有医,杀了大半,救其孓遗”的政治黑暗与国民劣根性的愚昧,他毅然弃医从文,以图开启民智,拯救国家。可惜的是,如许通过无数曲折与沉痛代价得来的正确认识,如许志士仁人的奋发踔厉乃至牺牲,甚至那些从某方面来说矫枉过正的激烈社会运动,文化建设的成效除了白话文运动之外,其他却不显著。这一方面大概由于列强凌辱,特别是日本侵略,使得文化建设一时无暇多顾,用力不大;另一方面最终由于中国固有文化的深层原因(所有中国其时的统治者表现出来的利益第一的通病正是民族文化特质使然,恰如亚瑟·史密斯所说),文化建设在可以被顾及时,又不断被人们遗忘,被人们扭曲,并在原点上低水平周而复始地重复、徘徊。甚至,从其中最重要的几个关节点来说,比如民主,宪政,法制,自由,平等,人格独立,言论开放等,出现了许多倒退,不但今人的认识还达不到百年前国人贤达的水平,今天的状况也不如百年来中国某一历史最好的时期。

  就是从1978年后新一轮的现代化建设而言,中国人中也有若干智慧者很早就看出其成功关键在于文化建设。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掀起改革开放后第一波文化讨论热潮。发言者既有以西方文化为旗帜的老中青自由主义学者,也有以季羡林、张岱年、庞朴等为代表的张本传统文化的新国学派。前者的某些观点,与当时执政者的思想解放和政治改革的路线相当一致,后者则与港台及海外的钱穆、徐复观、南怀瑾、杜维明、成中英等人的同样活动桴鼓相应。这次文化重建讨论的收获可以用一句话来说明:“一个国家,拼到最后,就是拼文化”。

  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自由主义者一时沉闷,但中国共产党内一些 “两头真”的前高官如李锐、任仲夷、李慎之、何家栋、李普等,持续了思想解放的探索,并在很多时候从文化角度追索政治现象。其实所有愿意“两头真”的老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提出政改建议时,无一不涉及中国固有的文化基因,比如李慎之先生在著名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中说:

  日本人对中国发动了那么残酷的战争,犯了那么大的罪,然而拒不忏悔,还要赖帐,装得没事人一样,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人的谴责。照说中国人对自己折腾自己的错误应该更加自知忏悔了,却并不,难道东亚民族都没有忏悔的传统和品格吗?

  进入新世纪,新一波文化建设讨论与实践兴起,不过这次异彩纷呈,内容更加丰富。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与重建,即全社会的国学热,也有自由主义学者、新左派和官方学者的激烈交锋。在这次文化热中,有必要关注两个现象: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表现令人瞩目:他们不但在自己的执政纲领中吸收了“和谐”、“以人为本”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提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的任务,并且公开承认本自于西方文化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观念具有普适价值。二是以徐景安为代表的一批思想者,开始了另一种别具特色的文化建设讨论。徐是前国家体改委官员,参与过改革初期国家重大政策的制定,又担任过深圳市体改委主任,实际领导了这个中国改革开放领头羊城市的种种实验。这个特点,使他所主持的中国文化重建的讨论的路径是由社会弊病进入制度,由制度进入文化,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兼顾文化重建的先进性与可行性、思想性与实用性、开创性与延续性。

  不过总体看,中国文化建设还没有真正破局。其主要表现一是中国社会仍然持续着一种总体上思想混乱、道德沦丧、文明水平较低的状态;二是中国的官方与民间,都没有能够拿出一套完整、被全社会信服的新文化建设方案;三是即使是某些正确有效的建设,也少有官员真正愿意去做。或者说,一是病情不清,二是开不出药方,三是有了药方也不抓药吃药。

   “兰德说狗”虽然也是在说中国人的文化病的诸种症状和病根,而不是开药方,不过,对于讳疾忌医、喜欢涂脂抹粉以掩盖病容的某些中国人来说,能够如此准确而直率地坦陈病状,深挖病根,不啻剥下皇帝的新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王霄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华南虎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笔会 > 杂文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9616.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3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