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分析哲学中的某些进展，给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一些传统哲学问题和哲学方法的契机。本文引证了70年代以来分析哲学领域里关于人类心灵与外部条件之间的关系的讨论所产生的几个重要的论征，这些论证显示，人类心理活动和心理状态的内容，至少部分地取决于思考者的外部因素(周遭世界和语言共同体的共有语言实践)。文章认为，以笛卡儿为代表的第一人称哲学传统，放在这个背景下审查，是严重地不连贯的。文章的结论是，人类心灵对于外部世界和语言共同体而言，并不具有优先性和自足性；任何成功的哲学，必须关注心灵、语言与世界之间的三角互动关系，并提供对这些关系的揭示。
我不知道如何给“第一人称哲学”一个明确的定义，也不知道是否有人曾经使用过这个短语。“第一人称”是个语言学术语，除此之外，相应的术语还有“第二人称”、“第三人称”，比如说，“我”、“我们”是第一人称指示代词，而“你”、“你们”属于第二人称，“他”、“它”、“她”等则属于第三人称。“第一人称哲学”并不是简单地等同于“我的哲学”或“我们的哲学”。我用“第一人称哲学”指的是试图纯粹以单数第一人称自省的方式来确立一切知识的基础的哲学努力。第一人称的自省就是思想者对自己拥有的各种信念的反思、反省，要求严格和纯粹，要求排除不可靠的内容，以此达到心灵的净化和思想的牢靠。这样的勾画仍让第一人称哲学显得有些面目不清，但我希望下面的论述将能提供一个更清晰的图案。
我心目中的第一人称哲学的范例是笛卡儿，或许还有胡塞尔。笛卡儿的《沉思集》记录的是典型的第一人称(“我的”)反思及其结论。《沉思集》也称为《第一哲学沉思集》，但这里的“第一”与第一人称并无干系，它的意思是“首要的”、 “基本的”。第一哲学因此也就相当于首要的、基本的哲学，它也被称为形而上学。从某个角度看，哲学活动是思想者本人头脑里进行的思想活动。由于任何一个人都无法观察他人的脑力活动或心理过程，所以，记录或表述一个思维活动的惟一方式只能是第一人称的，那就是说，思维只能是“我”的思维。这个“我”能够知觉、推理、论证、想象、反驳、怀疑等。笛卡儿相信，“我”对于自己的心理活动是亲知的。笛卡儿相信，这个思考中的“我”单独就足以确立某些确定的结论，如我的存在。在第二个沉思中，这个“我”将一切可以引起怀疑的资源一一加以排斥掉，看看会剩下什么。从逻辑的观点看，要么什么东西都没有剩下，要么剩下的东西是真实的和无法怀疑的。引一段笛卡儿自己的话：
“我曾说服我自己相信世界上什么都没有，没有天，没有地，没有精神，也没有物体；难道我不是也曾说服我相信连我也不存在吗?绝对不；如果我曾说服我自己相信什么东西，或者仅仅是我想到过什么东西，那么毫无疑问我是存在的。可是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的非常强大、非常狡猾的骗子，他总是用尽一切伎俩来骗我。因此，如果他骗我，那么毫无疑问我是存在的；而且他想怎么骗我就怎么骗我，只要我想到我是个什么东西，他就总不会使我成为什么都不是。所以，对上面这些很好地加以思考，同时对一切事物仔细地加以检查之后，最后必须做出这样的结论，而且必须把它当成确定无疑的，即有我，我存在这个命题，每次当我说出它来，或者在我心里想到它的时候，这个命题必然是真的。”
在笛卡儿看来，这种内省式的、发生在思考者个人头脑中的、无须参照任何外部环境的心理活动，以适当的方式引导，就能够达到一个知识上的阿基米德点。这样，哲学就是“我”为我自己所规导的一系列的沉思。而在另一个意义上，哲学也是每一个思想者必须自己为自己规导的沉思。这些沉思能够克服和清除谬误和偏执的心灵状态，让思想者在自身中发现关于物质、关于心灵、关于上帝的纯粹观念，也使得思想者能够形成一个真实的、不受遮蔽的对世界的理解。
胡塞尔是第一人称哲学的另一个坚定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胡塞尔说，哲学是哲学家的十分个人的事务，笛卡儿式的沉思不能受到“自然态度”或实证科学的污染，一旦沉思严格和彻底地贯彻下去，就能产生纯粹的、普遍的自我知识，而普遍和绝对的自我知识是一切知识的基础。因此，第一人称哲学的最重要问题就是是否能够产生作为“真正科学”或“严格科学”的哲学。这种哲学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作为基础，它应该是不依赖于任何其他东西，而所有其他的东西都应该依赖于它的。其次，作为基础，它得是足够牢固、扎实才行，这才有所谓的“确定性”、 “不可怀疑性”的要求。
第一人称的自省能否产生为人类知识或其他活动“奠基”的哲学，是我在本文中关心的主要问题。我想要证明的是，这种第一人称式的哲学方法是有问题的。我的基本观点是，个人信念的内容的真伪，不可能只是由发生在这些信念的拥有者的头脑中的事情来决定。换句话讲，外部世界(或沉思者本人的外部环境)给沉思者心理状态提供了意义的参照系。笛卡儿(还有胡塞尔)式的第一人称哲学，在借助怀疑(或悬搁)以便求得确定性时，恰好使用了它试图排斥的资源。在这个意义上，第一人称哲学不是融贯的。下面我将论证这些观点。我的论证中将借用当代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中的一些重要成果。
我从一个思考者的思想及其内容说起。当某人说出、写出、或以其他方式表达出如下句子时：“我希望明天是个假日”、“我认为我存在着”、“我相信地球围绕太阳转动”，他不仅仅是在发出一串串声音、或者用墨水在纸上涂抹了一些线条。他所做的比这些要多。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他在报告他的思想。在这里，“思想”一词是在较广的意义上使用的，它泛指我们的心理状态。思想具有表达的性质和功能，也就是说，思想是关于某个东西的，思想具有意义。罗素曾经用“命题态度”来表示这些思想。一个命题态度可以表达为下面的形式：
A ■ that P，
这里，A代表一个思想的拥有者：■代表心理状态的模式，或简称为态度，其实例包括相信、希望、怀疑等等；P代表一个命题或事态。例如，伽利略(A)相信((P)地球围绕太阳转动(P)，就是一个典型的命题态度语句。通常，我们也把P当做命题态度或心理状态的内容。
不同的心理状态可以具有相同的内容。张三相信地球围绕太阳转动，李四怀疑地球围绕太阳转动，尽管张三和李四具有不同的态度，但他们的心理状态或思想所针对或涉及的内容却是一样的，这个内容表示一种事态(即地球围绕太阳转动)。我们也把这样的内容称为心理内容。
设想张三和李四分别在两张桌子边玩扑克牌。他们各自准备打出自己手里的一张黑桃Q，这两张牌是一个厂家生产的同型产品，外型上没有任何区别。张三心里想，“这张牌一定是赢张”，李四也想，“这张牌一定是赢张”。从内部的观点看，张三与李四的知觉经验没什么区别(我们可以假定张三和李四的神经生理构成在相关方面都是相似的)，他们都可以用相同的话表达他们的思想。但是，两个思想的内容却是明显不同的：张三的“这张牌”指的是张三手里的那张牌，而李四的“这张牌”却指的是另外一张，两个心理状态关涉的是完全不同的对象。从另一个方面看，有可能情况是这样的：张三的想法是错误的，而李四的是正确的，因为张三的那张牌事实上是输张，而李四的是赢张。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发现，将张三与李四的心理内容区分开来的，不是他们头脑里的内在的物理生理属性和知觉经验，而是某些外在于他们的肉体边界的世界中的事实。换句话讲，一个人到底在思想着什么，并不只是取决于他头脑里发生了什么，而是至少部分地涉及到他的外部环境。
心灵、语言和世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三角关系。一种成功的哲学必须包含着对这个三角关系的健康理解。我在上面界定的第一人称哲学认为，人类心灵是独立自存的，每个人对自己的心理状态是亲知的，接触起来是毫无障碍的；哲学活动可以在单个人自己心中展开，只需要检视自己的内部思想，就可以推知确定无疑的哲学结论。在这种知识论传统里，一个人关于自己的经验的知识是先于关于世界的知识的。英国当代哲学家克林•麦金(Colin McGinn)指出了这种传统中的一个“笛卡儿式的不对称性”：我们关于我们经验特性的知识，不依赖于我们关于这些经验的环境原因的知识，因此，也就不会受害于这些相同的可错性资源，而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却是依赖于我们关于我们经验特性的知识的。今天的心灵哲学中常见的“第一人称报告的权威性”论题，就是这个知识论传统的延续。第一人称哲学的标准形式是强调人类心灵在认识论上的优先性和自足性，割裂了心灵与世界、心灵与语言的关系。下面我将论证，这样的哲学观将是不结果实的，因为一旦将心灵与世界分离，将心灵与语言分离，我们将无法说明思想者的思想内容。
认为心灵可以与世界相分离的观点，可以称为内部主义。内部主义认为，心理状态的内容从根本上讲是独立于心理状态拥有者的外部环境的，人类心灵对于世界而言是完全自足和自主的，思想者头脑里发生的事情足以确定思想者思想的是什么。就此而言，笛卡儿是个彻头彻尾的内部主义者。认为心灵可以与语言或某个共有的语言实践相分离的观点，可以称为个人主义。洛克是众所周知的个人主义语言观的倡导者，他认为，一切语词，都是用来命名或指示说话者心中的观念，这些语词，只是在衍生的意义上，才指称外部事物。洛克式的语言，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私人语言”。第一人称哲学是这两个观点的杂交品，它摈弃了人类心灵活动不可或缺的两个资源：外部世界和共享的语言实践。
我们先考察第一个资源，外部世界。对内部主义的系统反驳要归功于美国哲学家普特南(Hilary Putnam)。1975年，普特南发表了一篇在影响力上堪与蒯因的《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媲美的长文《“意义”的意义》。在这篇文章中，普特南提出了一个“孪生地球”思想实验。想象在遥远的星系里有一颗星球，让我们称之为“孪生地球”。孪生地球在各个方面都与我们居住的地球一样，除了下面这个差别：在孪生地球上，有一种化学构成及其复杂的物质(姑且将其分子构成简写为“xYz”)，它具有地球上的水的一切可观察属性(无色、无味、透明、解渴、对许多物质具有溶解性、冰点为零摄氏度等等)，像地球上的水一样，这种物质大量存在于江河湖海中。孪生地球人跟地球人使用一样的语言，这种物质也被称为“水”。孪生地球人中也有使用汉语的，我们地球的汉语说话者使用“水”一词，孪生地球的汉语说话者也以同样的方式使用“水”这个词。
就像前面的扑克牌例子一样，孪生地球人的“水”这个词与地球人的“水”指的是全然不同的东西：前者是XYZ，后者是H2O。当一个地球记者乘飞船抵达孪生地球之后，他可能将这样的报告发回地球：“我原以为这里填满江河湖海的透明物质是水，后来发现这根本就不是水，尽管这里的人都称它为‘水’。”或许这位记者在以后的报道中不会将孪生地球上的“水”翻译成地球上的“水”，他也许会另取一个名字，比如说，“孪生水”。这样，孪生地球人与地球人的“水”一词就有了语义上的差别。假如地球人张三在孪生地球上有一个对应者(让我们称他为“孪生张三”)。当张三说“我需要一杯水”时，张三要的是一个盛着H20的杯子；而孪生张三说“我需要一杯水”时，他要的是一个盛着XYZ的杯子。我们有理由相信，两个人在说这句话时是处在相同的内部物理生理状态。但是，与这个内部状态相联系的心理内容所涉及的对象却是不同的。相同的心理状态可以对应或指向完全不同的对象，这个事实说明，内部物理或心理状态无法确定这些状态自身到底指涉什么。普特南用这个思想实验试图说明“‘意义’不在头脑中”。
上述思想实验如果成立的话，我们可以推断，仅靠思想者的内部状态是无法确定思想者的心理状态的内容的。即使思想者对自己的内部心理状态是亲知不谬的，是第一人称接近的，如果割裂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他也无法断定他的心理状态表达的是什么，更逞论其对错。普特南的思想实验不仅可以用于“水”这个概念上，而且也适用于我们的大部分日常概念。抛弃内部主义的看法，可以将我们引导到某种形式的外部主义，那就是，一个思想者持有什么信念或思想，依赖于他与他的周遭世界中的事物或事态的关系，当然也依赖于他头脑中发生的事情。外部主义认为，人类的心灵状态与心灵之外的世界中的事实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割裂了这种联系，是无法取得对心灵性质的理解的。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世界是嵌进并活动在人类心灵的本性之中的。笛卡儿式的心灵优先性和心物二元论在这里受到了强劲的挑战。
罗素曾经说，直到本世纪中期，他还认为语言是透明的。说语言是透明的，就是说语言是一个被动的媒介，人们尽可放心使用而不必担心会引起什么问题。这决不是罗素一个人的看法。在第一人称哲学中，思维是语言的绝对主人，语言是供思想差遣的顺从奴仆；语言的作用完全是被动的，语言的地位完全是中立的；语言对于思想而言，只有标记性的功效，并无构成性的参与。当代语言哲学的一些深刻成果表明，这种语言观是肤浅的和过于直观的。这种朴素的语言观阻碍了我们达到罗素所推祟的“健全的实在观”。今天的人们相信，获取语言本身就是自我塑造的一部分，成熟的语言技能是一个完整的自我的必要部分。我在上面已经论证了心灵对于世界而言并不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心灵对于世界而言不是自足的和自主的。我将接着论证，心灵对于语言并不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认为心灵对于语言是自主和自足的这个根植于第一人称哲学中的观念，是一个深远的错觉。如同世界嵌进并活动在人类心灵的本性之中，语言也嵌进并活动在人类心灵的本性之中。
我要引用的证据来自美国哲学家波吉(Tyler Burge)给出的另一个思想实验。波吉的论证可以看做是普特南论证的一个延伸。普特南的论证表明，大部分心理状态的内容的性质，至少部分地取决于这些状态的拥有者与外在于他们的外部世界中的事物或事态之间的关系。普特南的论证遗留下来一个问题：是否所有的心理状态内容的确定，都必须部分地参照这种关系?乍一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当某人感到疼痛并说出他的感受时，他当然是处于某种心理状态，但“疼痛”这个词不同于“水”，并不涉及外部世界中的任何事物。因此，关于“疼痛”的心理状态的内容，似乎并不取决于上面的与外部世界中的对象的关系。也就是说，普特南的思想实验对于“疼痛”这类主观感觉语词并不适用。内部主义者依然可以守住一块阵地。波吉的论证正是对内部主义的最后一块阵地发起的攻击。
波吉设想了两个情形。第一个情形是真实的：有一个病人王五认为“关节炎”指的是大腿骨上的炎症，而实际上关节炎指的是关节处的炎症。有一天，王五感到大腿上酸疼，就去看医生并对医生讲， “我的大腿上犯了关节炎”。医生告诉他，没有人的大腿会有关节炎，因为关节炎只犯在关节处，因此，当王五说“我的大腿上犯了关节炎”时，他的信念是错误的。
第二个情形是假设的反事实情形：上面的事情全都发生了，区别是在王五的语言共同体里， “关节炎”的使用与上面的现实使用不同。在这个假设的情形中， “关节炎”一词不仅指关节处的炎症，而且也指骨头上的炎症。因此，在这个反事实情形中，王五知道“关节炎”的意思，他说的“我的大腿上犯了关节炎”表达的是一个正确的信念。
有趣的是，在两个情形里，王五所处的物理生理状态是一样的，我们也有理由认为王五所经历的心理生活也是一样的。但是，什么使得两个情形里的心理状态具有不同的内容(其中一个内容是错误的，另一个是正确的)?波吉的回答是，王五所处的语言共同体的语言实践。这说明一个信念的内容至少部分地取决于某些因素，而这些因素是外在于这个信念拥有者的头脑里发生的事情的。
波吉的论证可以很自然地推及到几乎所有的人类感觉语词。就“疼痛”而言，如果设想我们的语言共同体将这个词也应用到比如说痒上，那么，当王五手上感到痒时，他也可以正确地用“我手上有点疼”表达他的信念。而在现实情况下，他的这个相同的信念却包含着错误的内容。语言在塑造自我时所起的作用，从对更抽象的概念的考察中可以看得更清晰。“真”、“善”、“美”、“正义”、“高尚”这样一些概念，是与一些复杂的抽象思维结合在一起的，脱离了思想者的语言共同体赋予这些概念的某些基本限定和条件，连思想者本人都难以界定自己的思想内容。从对语言的考察出发所产生的这种自我意识，只是在本世纪才得以发展出来。语言参与人性和个性、自我和心灵的形成，这个思想业已成为我们时代的标志性的智力成就之一。
普特南和波吉的两个论证联合起来，似乎蕴涵着如下结论：几乎人类所有的信念内容，都至少是部分地取决于信念拥有者的外部条件的。这类外部条件，用一般性的话讲，指的是思想者的外部世界和公共语言实践。对这些条件的探索，部分地揭示了我在前面提到的心灵、语言和实在之间的三角关系。
这两个论证如果是能够得到捍卫的话，它们对于第一人称哲学的含义似乎是这样的：第一人称式的自省和信念，如果是有意义(内容)的话，将极大地依赖于思想者的外部条件。而第一人称哲学家试图通过排除这些外部条件(在它们看来，这些条件都是成问题的、值得怀疑的)，来达到某种不可动摇的哲学结论。这种哲学方法，可以用一个日常例子来比喻。要得到一个干净(不可怀疑)的桌子(真理)，需要用到抹布(语言、逻辑等手段)。但桌子是否能达到某种干净程度，确实极大地取决于抹布是否足够干净。也许，明白了这一点，第一人称哲学家的任务是去清洁抹布，而这将产生一个进一步的问题，“一块足够清洁的抹布是什么样子的?”如此追问，以至无穷。
以内省和怀疑的办法以便达到完全确定的结论的哲学活动，在我看来，是一个没有目的的远征，因为不存在一个可称为“确定性”的目的地。如果上面的论证是正确的话，那么，确定性充其量只是人类心灵产生的幻觉，因为任何一个心灵不可能脱离思想者的外部条件而独立产生有意义和有真值的结论。第一人称哲学本身就包含着一个内部的张力。一方面，内省和排疑使思想者远离世界(在笛卡儿看来，对一切外部事物的知觉都可能是法力无边的骗子给予“我”的错觉)，另一方面，使我们的思维赖以可能的语言，又紧紧地将我们与我们的外部语言条件捆在一起。
在确定性与世界之间，哲学面临着一个交易。在这一点上，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显得更健全性。像笛卡儿和胡塞尔一样，维特根斯坦也认为哲学不是堆满学说的典籍和教科书，而是思想者自己为自己所做的某种事情——对前者而言是为自己的信念做负责任的反省；对后者而言是抵御各种未获自己授权的理智诱惑。这个见解是第一人称哲学的起点。但是，维特根斯坦清醒地意识到确定性与世界之间的交易：当你的目标是绝对的确定性时，你必须承受失去整个世界的风险。他对这个两难的处理是选择他不确定自己是否了解的世界。在他看来，不存在任何第一哲学，它能够提供关于世界本质的不谬学说，能够一劳永逸地刻画世界的终极结构。当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必须具有一个第一人称起点时，他也认为哲学的终点也是第一人称的：我可以停止我的哲学，无论什么时候我觉得这样做是很自然的。相形之下，笛卡儿和胡塞尔的哲学观更为浪漫一些。胡塞尔的《笛卡儿沉思》中有一句形象的格言，“我必须用悬搁法扔掉世界，这是为了用一种普遍的自我检视来重新找回世界”⑦。我的反应是，世界既然扔不掉，也就不用费力再去找回。
纽拉特(Otto Neurath)曾经给哲学活动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哲学就像在海上改造一艘船。没有坚实的陆地，没有可靠的船坞，我们只能拆除船的一部分作为(漂浮在海上的)立足点，来重建整艘船。如果这个比喻是恰当的话，它至少具有两个含义：第一，绝对的确定性是不可能的，哲学也不是以这种确定性为前提的。第二，哲学活动不必是一次性的，做完了就可以万事大吉；相反，许多时候我们需要从头再来，就像船需要重新改造一样。
第一人称哲学隐含着的隔离的实在观(心物二元论)、独立的心灵观(心灵优先论)和被动的语言观(语言透明论)，在我看来，造成了近代哲学的主要困难。20世纪(特别是下半叶)的哲学与17、18世纪的伟大哲学传统相比，有其鲜明的特色和足以自豪的地方。有人称20世纪是哲学的“分析时代”，这只是部分地表达了我们时代的特点。利用广泛的智识资源(从数学到心理学、从语言学到社会学)，将心灵、语言和实在结合起来考察，使得我们的哲学洞见更具均衡感。我们这个时代也可以称为“平等的时代”，那就是，我们不再寻求作为一切知识的基础的第一哲学，我们强调一切人类信念在认识论上的平等地位(这当然不意味着一切人类信念都是同样有效的)。我们不再把哲学看做是人类心灵对世界所做的一次性的、亘古不变的智力构造，相反，我们的哲学是对心灵、语言与实在之间的互动关系的揭露。普特南曾经给出一个比喻性说法，“心灵与世界合起来构造了心灵与世界”。或许，这样说也是适当的：心灵、语言与世界合起来构造了心灵、语言与世界。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