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一宁:一个老教师谈范美忠事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69 次 更新时间:2008-07-08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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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一宁 (进入专栏)  

历来,灾难都会引起反思,有反思就会引发行动。在封建统治时代,天崩地动的异象,被视为“天心示警”,因此以“天子”自居的皇帝,就有责任感应天意,立即作出应变,或下诏罪己,或开仓放粮,或……1949年解放以后,中国也有过多次大地震,也许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封建迷信那一套的缘故吧,几乎没有见过反思,更未见有人罪己,但行动却是有的,如,1966年3月的邢台地震,引发了十年浩劫;1976年7月的唐山地震,带来了十年浩劫的结束和“四人帮”的倒台。大概还是有人反思了,也有人罪己了,不过,由于那时的民众和传媒只能用“一个脑袋思维,一张嘴巴说话”,到底人们是怎样反思的,怎么会使那两次地震引发的结果截然不同,作为一个从那岁月走过来的人,我至今仍不甚了了。

这次比上述两次地震更为惨烈的汶川地震,会引发什么结果,尚难以预测。不过,可以肯定,现在正处在一个以互联网对全球的覆盖为标志的讯息开放时代,所有资讯都无可阻挡地飞向全国,飞向全球,引起人们的思考/反思,有反思就必然会有行动,必然会有变革。那“一个脑袋思维,一张嘴巴说话”的框架已被砸碎,那“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壁垒已被地震中流露出的人性震破,善良、无私、忘我、爱的好人好事随处可见。就在这众多的好人好事中,冒出个范美忠/范跑跑,引起了争议。我为此感到高兴,人人都有言说的自由,真理只会越辩越明。直至看到范美忠被学校解聘,我才心里“咯噔”了一下:莫非又要回到那只能“一个脑袋思维,一张嘴巴说话”的时代?

因此,我在病中拿起笔。没有高深的理论,只谈事实,谈一些年轻人未必知道的事实。事实胜于雄辩!

争论中两个代表性的人物,范美忠30多岁,对反右和文革知之不多(我把书本知识排除在外了,因为至今少能看到能全面、真实、深刻而又形象地反映这两次运动的书);不知道郭跳跳(对不起,我忘记其大名了)多大,也许不超过50岁吧!反右时刚出生,对反右不可能有具体的认知。他们都是在新中国出生,在红旗下长大,在无产阶级的学校中培养出来的。范跑跑还可能出生于劳动人民家庭吧?郭跳跳文革开始时,十岁左右,他生命的“危险期”(什么是“生命的危险期”,请看《抢救历史,刻不容缓——救救孩子!》一文)是在文革及其后的岁月中度过的。也就是说,他受了文革的洗礼,受了文革的教育,“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他是很熟悉的,难怪他在与范跑跑辩论时,像极了文革时的红卫兵!

范被批的最重要一条,是他说,在地震的那一刻,除了自己的女儿,连母亲也不顾的(大意)。也就是说,他不孝,不爱,不尊敬其母。我不否认,持此见解的人用意是好的,即对母亲应当孝、爱、敬。这不错,一个正常的人应当如此。可问题是,中国的教育(本文所谈的教育都是广义的,包括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造就了太多不正常的国民。这种不正常,就是鲁迅先生早就提出过的,需要改造的中国的国民性。自古以来,中国没有情感教育,更没有爱的教育。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深刻形象地用“吃人”两个字来概括了封建社会和封建伦理道德的全部本质。 “救救孩子”,便是要把孩子从被吃的状态下解救出来,给他们以“爱”。鲁迅在《朝华夕拾·热风·四十》中引用了一个不相识的少年寄给他的诗,诗的题目是“爱情”,现摘录于下:

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我有父、母,教我育我,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我有兄、弟、姐、妹幼时共我玩耍长来同我切磋,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但是没有人曾经“爱”过我,我也不曾“爱”过他。

…………

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情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我们要叫到旧账勾消的时候。

旧账如何勾消?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

这最后一行,是鲁迅的话。鲁迅曾在多篇文章中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也多次在不同的文章发出过这相同的呼喊: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九十年了,我们的孩子完全解放了吗?

人们都知道,咱们中国有个“国骂”,其内容是骂母亲,或是骂父亲的母亲。有哪一个人尤其是男人能说自己没有用“国骂”骂过母亲?当听到别人骂母亲时,有哪一个人能像郭跳跳那样跳起来谴责他?也许因为“母丑”,因此该骂吧?可是当中国人引用“儿不嫌母丑”这句话时,都是正面的,即不论母怎么丑,都必须孝顺她,爱她,尊敬她,服从她。既然如此,为何对那延续了几千年的对母亲的羞辱,竟没有一个人说过一声“对不起”?在解放后,尤其是在文革中,“国骂”还成了红卫兵的口头禅,由“劳动群众”的粗俗,发展到“革命闯将”的下流!究竟中国人对母亲是什么感情?难道能说这是爱?是尊敬?

既然没有对母亲的爱和尊敬,会有孝吗?有的,那古已有之而且流行很广的廿四孝的故事中就有。我似乎记得多数故事是笼而统之地父母一起提的,已经记不清是否有专为母亲提的了,反正,有也罢,无也罢,那讲的都是封建的“孝伦理”,儿女对父母的孝是无条件的,即使父母做了大逆不道的事,也必须孝。“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君君、臣臣、夫夫、子子,等级森严。敢于不孝母的人,就敢不孝父;敢于不孝父的人,就敢不孝君;犯上作乱者,格杀勿论!现在竟然有人用这一套封建伦理来指责范,说,是君就必须像君,就必须行使君的职责;是父就必须像父,就必须行使父的职责……说得好啊!然而,乍一听此话,我几乎要认为说此话的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外星人。因为,“君”这个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是有时代性、阶级性的,今天的“君”是人民的公仆! 1949年一解放,学校里、书本中就告诉孩子们,旧中国的官们/君们都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因此必须推翻他,打倒他。也就是说,这是连小孩子都知道的事实。在21世纪的今天,还要拿出这一套封建的伦理道德来要求年轻人,是妄图复辟啊(对不起,我在此用了文革时的手法,“上纲上线”了)!怪不得,一直延续到今天,许多当官的正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并不是新时代的君——人民的公仆,而仍然是旧时代的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君老爷!在这“酱缸”(柏杨语)里浸得太久,出不来了!事实是,翻开中国的历史仔细看一看,臣弑君,子弑父/母,弟弑兄或兄弑弟的事还少么,尤其是在统治阶层内部?满可以将这些历史事实集中起来编写一部《廿四、或卅四、或四四……不孝的故事》,可是,似乎至今没有人写!因为,那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封建社会所说的“孝”是否有“爱”?这问题有待专家去研究了,不是孤陋寡闻的我能回答的。也许孔圣人提倡的“仁”便是“爱”?或者其中包含了“爱”?但别忘了,两千年来孔圣人只是块“敲门砖”(鲁迅语)罢了,其接班人亚圣孟轲/孟子就曾指责提倡“兼爱”的墨子及其信徒为“无父无君的禽兽”!到了文化大革命,孔丘连挂名的圣人也当不成,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和林彪一起挨批挨斗,连他地上及地下的家——孔庙和坟墓,都被砸,被刨了,他所倡导的“仁”还存在吗?

莫非这一套虚伪的“孝伦理”,竟要生活在21世纪的人去遵守?

说到对母亲的感情,还有更新的故事:

1963年2、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共青团中央和全国总工会,分别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教育运动。同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分别在《中国青年》和《解放军报》上题词,号召向雷锋学习。这显然是给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 / 革命接班人树立了一个榜样。

接着,5 月23日,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试行重新制定的《中、小学生守则(草案)》,明确地对中小学生提出许多要求。与此同时,《江苏教育》发表《育苗人》一文,介绍南京师范学院附属小学教师斯霞精心培育学生的事迹。后来此文被改写为《斯霞和孩子》,发表于5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这两篇文章都强调,教师要以“童心”爱“童心”,儿童“不但需要老师的爱,还需要母爱”。显然,这都是有意告诉全国人民尤其是教师,为了《守则》的贯彻实行,为了把青少年培养成雷锋那样的革命接班人,必须以斯霞为榜样,“像一个辛勤的园丁”,“给我们的幼苗带来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雨露”。老师们看后,欢欣鼓舞,无不以为教育的春天来了。

谁知,不到半年,10月,《人民教育》又发表了三篇文章,《我们必须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划清界限》,《从用“童心”爱“童心”说起》,《谁说教育战线无战事?》。以讨论“母爱教育”为中心,说这就是资产阶级教育家早就提倡过的“爱的教育”。说它涉及到教育有没有阶级性,要不要无产阶级方向,要不要对孩子进行阶级教育,要不要在孩子思想上打下阶级烙印的大问题。随后,围绕这些问题,在教育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母爱教育”的讨论和批判。将近一年之后,1964年8月,《人民教育》发表关于“爱的教育”讨论的评述,说“这场讨论揭露了教育战线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教育工作上两种思想、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是教育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是和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的教育思想,特别是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作决裂的斗争的序幕, 还要有更大的主力战在后头。”这“更大的主力战”显然就是文化大革命了,文革的矛头最初是直接指向教育战线,指向教师,指向“爱”的。

于是,教育的游戏规则中铁定的一条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于是,在本来就没有多少“感情”和“爱”的中国教育中,“感情”和“爱”开始全面退出,直至最后发展到以谈“感情”为耻辱,“爱”这种感情,无论是“母爱”的“爱”,还是“恋爱”的“爱”,都是绝对的禁区,仿佛感情和爱都是资产阶级的特有属性,“爱”更是与“色情”紧紧相连。后来,随着教师 / 臭老九被打翻在地,教育——无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也就形存实亡,孩子 / 革命接班人只能在没有爱的环境中孕育、成长。

在这铁定的规则指导下,孩子们要遵守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呢?现在把1963年5月和1979年8月颁发的中小学生守则中关于“爱”的内容列在下面,这两个守则都是“草案”,恕我孤陋寡闻,不知道以后是否有一个非草案的守则的颁发:

1963 年的《小学生守则》第2条: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共产党。

1963年的《中学生守则》第2条:热爱祖国,热爱劳动人民,热爱共产党……

1979年的《小学生守则》第1条: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

1979年的《中学生守则》第1条: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

(此外,关于“爱”1963年有:爱好劳动,爱护公共财物;1979年还有:热爱劳动,爱惜粮食,热爱集体。)

不错,这里要求学生爱的事物,是应当爱的,问题是对这些事物的界定。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对它们的解释是有阶级性的,如,对“人民”的一个权威的解释是,人民的内涵和外延是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我手头有一本专供中小学生用的《新华字典》,那里面对“人”的解释中有这样一句话:“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属于一定的阶级”,即每一个人都有阶级性。因此,在此守则要求之下,学生是“爱人民”的,但可以不爱眼前的这一个,因为他很可能是地主、资本家、反革命、大坏蛋……“人民”到底是什么?怎么样才能落实“热爱人民”的要求?对于“热爱中国共产党”,能独立思考的学生就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一个贪污腐化或飞扬跋扈的单位第一把手,也只能热爱,不可以指出他的错误缺点吗?”“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怎么样才能落实“热爱共产党”的要求?

在这要求中小学生遵守的游戏规则中,不提对母亲的爱或尊敬或孝顺,那么,凭什么要求按这游戏规则培养出来的人必须爱、尊敬、孝顺母亲呢?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根据范美忠的性格,他并不是不爱母亲,据他说,“这是我的一个言说策略”,是想用这种方式,来“挑起对一些问题的争论”。难怪,他自小就使人们觉得怪怪的!可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倒可以要求万物之灵的“人”都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

“母亲”这个词在咱们的语言环境中是常常出现的,但这个“母亲”已经不是具体的“妈妈”,已经被抽去了本来应当具备的内容,变成一切值得爱、值得尊敬的事物的象征了,如,当要为任何丑恶事物辩护时,都可以拿出“儿不嫌母丑”来做护身符。还有:“象爱母亲一样爱祖国”,“象关心母亲一样关心党(共产党)”,有的还谱成了动听的歌词:“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母亲只给了我肉身,党却给了我……”(大意)因此,人们对范跑跑这句话的反感,已经不仅是指具体的母亲/妈妈,而是包含了其他内容的,如:“你竟敢连母亲都不顾,更不用说是我啦……”这次地震中,就有一个被压在废墟下的政法委书记,发出这样的呼喊:“救救我,我是张书记”!此话的潜台词恐怕是:“你必须象对娘老子一样快来救我!如果敢不快,等老子出去了,给你好瞧的……”这样的人民公仆啊!而那压在废墟下的小学高年级女生,说出的话却是:“先去救别人,不要管我”!而这“别人”并不是位高权大的官老爷,只是她的同学!这是发自未受污染未被扭曲的童心的声音,可在那年代“童心”竟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范跑跑和郭跳跳就是在那“童心”、“母爱”、“爱”遭到践踏的岁月中孕育成长的。从1957年开始,甚至更早,我们民族文化中的许多优秀遗产,就被穿上“旧”的破衣烂衫遭批判;拿到市场上叫卖的是披上新外套的封建糟粕:“好东西,快来买啦!”不知道这些叫卖的人是否知道,革命导师列宁说过,“市场上叫喊得最凶的,是那些急于把自己的破烂推销出去的人”?郭和范就在这一片叫喊声中长大成人,不止他俩,还有那个大名鼎鼎的宋彬彬/宋要武。宋要武比郭跳跳大,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反右那年六七岁了,她生命中的危险期是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度过的,中的毒就更深了。可事情就这么怪,中毒越深,越不为人们所不齿,前不久,她还上了光荣榜呢!这种现象,表明大家/多数人都中毒了。“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同理,进入臭气熏天的厕所,也会久而不闻其臭的。臭气相投,闻不出异味也!倒是中毒较少的范,一入“芝兰之室”就嗅出了异味,本来待在室内的人也一下子就嗅出了他的异味,此乃他大学毕业后,到了好几所学校,不久就被赶跑/解聘的原因;也是那个比郭跳跳中毒更深,干的坏事更多的宋要武至今还能上光荣榜的原因。范中的毒较少,除了迟生几年,在芝兰之室少待几年,还有一个原因,他生命的“危险期”大多是在四川西部的穷乡僻壤里,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自由自在地度过的,大自然给了他不少自然状态的、未遭污染、未被扭曲的东西。待他上北大时,改革开放了,尽管改革开放,并不意味着一切封建的思想意识都不存在了,但毕竟越来越少了,能读到的好书也多得多了。

范跑跑的另一大错,便是他在山摇地动的那一刻,弃学生于不顾,第一个跑出了教室。这是在生死抉择的一刹那,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的本能反应。对死亡的恐惧可以使任何意志坚强的人,失去对自己的控制而犯错。这确实是人性的一个弱点,谁能说自己没有这个弱点呢?只不过没遇到那生死抉择的一刹那,因此可以大言不惭地指责他人罢了。有一个80多岁的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老太太就能够实事求是,尽管她头脑里未必有“实事求是”一词:“我看祸事真的来了,那个骂他(指范跑跑)的人不见得比他跑得慢。”

至于说,更可恶的是他后来为自己的“跑跑”而说的一套言论/理论。然而,事实是,他说的话都是真话(我这里指的是他第一篇文章中的话,以后他所说的话就难说了,也许在压力下他可能违心地说了假话。要知道,现在的中国是从那“不讲假话就办不成大事”的岁月脱胎而来的!),当然,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真话是诚实的话,不是假话,这没错吧?

关于“诚实”,让我们来看一下上文提到的中小学生守则:

1963年的《小学生守则》第8 条:说话诚实,有错就改。

1963年的《中学生守则》第8条:谦虚诚实,言行一致,有错就改,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

1979年的《小学生守则》第10条:诚实勇敢,不说谎话,有错就改。

1979年的《中学生守则》第10条:诚实谦虚,有错就改。

守则中都提到了“诚实”,而且是作为“有错就改”的前提提出来的,这很好啊!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呢?半个世纪以来,诚实地说出心里的想法的人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或者被批判,被解雇!而那些不说真话,只说假话、大话、空话的人却飞黄腾达,或者上了光荣榜。现在,一个敢于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范美忠站在我们面前,许多人对其谴责的话语归纳起来,实质是“死不要脸,竟然自己揭自己的癞疮疤!简直无耻!”说这些话,岂不是在教育孩子不要诚实谦虚,不要言行一致,不要有错就改,仍然要像阿Q似的,捂住头上的癞疮疤,死不认错?岂不是在告诉中小学生,《中小学生守则》只是一纸空文,不用遵守的?现在,可以不可以请制订了这两个守则的人回答一句话:“你们制订这两个守则,是不是要学生遵守的?”我想,答案一定是肯定的。那么,当一个按这《守则》要求自己的大孩子遭到批判时,为什么你们不站出来说一句实事求是的话,反而还要下令——据说是教育部的指示,说他没有教师资格证——解聘他?这事实只能表明,你们并不打算要学生遵守这两个守则!打开你们编写的政治、历史、语文等文科教材仔细看看吧,里面有多少假话、大话、空话、为尊者讳的话啊!中小学生被哄着戴上“假面具”,拿着鲜花列队对着XXX大呼“欢迎!欢迎……”,被骗着到广场对着XXX大喊“万岁!万岁!万万岁!”,也并不是遥远的故事。范美忠对中小学教育的反感以至谴责,不是没有理由的。也许,这把你们说得太坏了,教育部究竟有过叶圣陶这样的好人、教育家。那么,说,你们是想要中小学生遵守的,可是事与愿违……这样说可以了吧?既然如此,就应当实事求是地诚实地找出“主观愿望是好的,客观效果却很糟”的原因,就不应当把范美忠一棍子打死,而应当让他成为你们集思广益的一员!当人们冠冕堂皇地拿出这个《法》那个《约》来指责这个大孩子时,首先应当想一想为什么这些《法》或《约》贯彻落实不了?想一想自己是否也违了什么《法》,犯了什么《则》?……从而进一步以你们的职责为中心,把思考上升到精神层面,认真地、诚实地、深入地想一想,在今天,在21世纪,我们应当培养怎么样的孩子?要不要纯洁的“童心”?要不要无私的“母爱”?要不要普世的“爱”?你们的职责是什么?是培养“人”,大写的“人”;而不是制造工具,“驯服的工具”。不能再让孩子们在“瞒和骗”(鲁迅语)的环境中孕育成长了!然后,制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法》,或《则》,如《教育行政部门的人民公仆法》,《人民教师守则》之类。请原谅,我不知道现在是否有这些《法》或《则》,只知道我当教师的那年代,除了上文提到的那一条铁定的游戏规则,什么法也没有,“教师资格证”更是没有。

“人”是肉体和精神的完美统一,当年,鲁迅是着重从精神层面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的。“精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不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也许是九十年来“救救孩子”的成效甚微的缘故吧。现在,数以万计被压在废墟下的花朵般的生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血淋淋的事实一下间唤回了中国人被压抑了几千年的人性,唤醒了沉睡了几十年的社会良知,几乎每个人,都从内心发出与“救救孩子”相同内容的呼喊;几乎每个人都在思考,怎么样才能使孩子们不再遭此厄运。听:天佑中华,人间有爱;爱在中国,爱在人间;汶川,让世界充满爱;伸出我们的双手,献出我们的爱心……有的还是以遇难孩子的口吻说出的:妈妈/别担忧/天堂的路有些挤/有很多同学朋友/我们说/不哭/哪一个人的妈妈都是我们的妈妈/哪一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孩子/妈妈/没有我们的日子/你把爱给活的孩子吧……人活着,是不能没有爱和盼望的啊,爱战胜了“恨”,终于回来了,可代价也太沉重了!

“把爱给活的孩子吧!”这是以鲜血和生命作代价的呼喊啊!

前些天,我在网上看到范美忠的学生写的一个帖子,说范在地震的那一刻过后,做了不少好事,但他根本不张扬,他也在反思。我看,能够认真地反思,深刻地扪心自问,太难得了!能够诚实地面对自己,是进步的开始。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做了比他所做的事坏千百倍的人难以计数,至今有几个能够这样诚实地扪心自问的呢?那些建造了豆腐渣校舍的人,面对数以千计的死难学生,至今有一个站出来诚实地说“是我!”吗?你们能直面死去的和活着的孩子吗?

最后,让我以这些“活的孩子”的话作为结束,是直接从帖子中剪贴下来的:

“外地的帮助灾区的人们,我们真的很感谢你们那样帮助我们,可是请你们不要再那样谩骂范老了。。。我知道你们是义愤填膺,可是你可知道你们又被媒体给娱乐了一把!!!

“你可看过《一虎一席谈》,那一定会很清楚上面所说的范老很多网上相传的话都没有说过,那是别人编造的!!!请你们不要再一次攻击光亚IB部的学生,不要攻击范老了!! ”

2008年6月写于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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