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一宁:一个老教师谈范美忠事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35 次 更新时间:2008-07-08 11:2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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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一宁 (进入专栏)  

  

  历来,灾难都会引起反思,有反思就会引发行动。在封建统治时代,天崩地动的异象,被视为“天心示警”,因此以“天子”自居的皇帝,就有责任感应天意,立即作出应变,或下诏罪己,或开仓放粮,或……1949年解放以后,中国也有过多次大地震,也许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封建迷信那一套的缘故吧,几乎没有见过反思,更未见有人罪己,但行动却是有的,如,1966年3月的邢台地震,引发了十年浩劫;1976年7月的唐山地震,带来了十年浩劫的结束和“四人帮”的倒台。大概还是有人反思了,也有人罪己了,不过,由于那时的民众和传媒只能用“一个脑袋思维,一张嘴巴说话”,到底人们是怎样反思的,怎么会使那两次地震引发的结果截然不同,作为一个从那岁月走过来的人,我至今仍不甚了了。

  这次比上述两次地震更为惨烈的汶川地震,会引发什么结果,尚难以预测。不过,可以肯定,现在正处在一个以互联网对全球的覆盖为标志的讯息开放时代,所有资讯都无可阻挡地飞向全国,飞向全球,引起人们的思考/反思,有反思就必然会有行动,必然会有变革。那“一个脑袋思维,一张嘴巴说话”的框架已被砸碎,那“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壁垒已被地震中流露出的人性震破,善良、无私、忘我、爱的好人好事随处可见。就在这众多的好人好事中,冒出个范美忠/范跑跑,引起了争议。我为此感到高兴,人人都有言说的自由,真理只会越辩越明。直至看到范美忠被学校解聘,我才心里“咯噔”了一下:莫非又要回到那只能“一个脑袋思维,一张嘴巴说话”的时代?

  因此,我在病中拿起笔。没有高深的理论,只谈事实,谈一些年轻人未必知道的事实。事实胜于雄辩!

  争论中两个代表性的人物,范美忠30多岁,对反右和文革知之不多(我把书本知识排除在外了,因为至今少能看到能全面、真实、深刻而又形象地反映这两次运动的书);不知道郭跳跳(对不起,我忘记其大名了)多大,也许不超过50岁吧!反右时刚出生,对反右不可能有具体的认知。他们都是在新中国出生,在红旗下长大,在无产阶级的学校中培养出来的。范跑跑还可能出生于劳动人民家庭吧?郭跳跳文革开始时,十岁左右,他生命的“危险期”(什么是“生命的危险期”,请看《抢救历史,刻不容缓——救救孩子!》一文)是在文革及其后的岁月中度过的。也就是说,他受了文革的洗礼,受了文革的教育,“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他是很熟悉的,难怪他在与范跑跑辩论时,像极了文革时的红卫兵!

  范被批的最重要一条,是他说,在地震的那一刻,除了自己的女儿,连母亲也不顾的(大意)。也就是说,他不孝,不爱,不尊敬其母。我不否认,持此见解的人用意是好的,即对母亲应当孝、爱、敬。这不错,一个正常的人应当如此。可问题是,中国的教育(本文所谈的教育都是广义的,包括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造就了太多不正常的国民。这种不正常,就是鲁迅先生早就提出过的,需要改造的中国的国民性。自古以来,中国没有情感教育,更没有爱的教育。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深刻形象地用“吃人”两个字来概括了封建社会和封建伦理道德的全部本质。 “救救孩子”,便是要把孩子从被吃的状态下解救出来,给他们以“爱”。鲁迅在《朝华夕拾·热风·四十》中引用了一个不相识的少年寄给他的诗,诗的题目是“爱情”,现摘录于下:

  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我有父、母,教我育我,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我有兄、弟、姐、妹幼时共我玩耍长来同我切磋,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但是没有人曾经“爱”过我,我也不曾“爱”过他。

  …………

  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情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我们要叫到旧账勾消的时候。

  旧账如何勾消?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

  这最后一行,是鲁迅的话。鲁迅曾在多篇文章中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也多次在不同的文章发出过这相同的呼喊: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九十年了,我们的孩子完全解放了吗?

  人们都知道,咱们中国有个“国骂”,其内容是骂母亲,或是骂父亲的母亲。有哪一个人尤其是男人能说自己没有用“国骂”骂过母亲?当听到别人骂母亲时,有哪一个人能像郭跳跳那样跳起来谴责他?也许因为“母丑”,因此该骂吧?可是当中国人引用“儿不嫌母丑”这句话时,都是正面的,即不论母怎么丑,都必须孝顺她,爱她,尊敬她,服从她。既然如此,为何对那延续了几千年的对母亲的羞辱,竟没有一个人说过一声“对不起”?在解放后,尤其是在文革中,“国骂”还成了红卫兵的口头禅,由“劳动群众”的粗俗,发展到“革命闯将”的下流!究竟中国人对母亲是什么感情?难道能说这是爱?是尊敬?

  既然没有对母亲的爱和尊敬,会有孝吗?有的,那古已有之而且流行很广的廿四孝的故事中就有。我似乎记得多数故事是笼而统之地父母一起提的,已经记不清是否有专为母亲提的了,反正,有也罢,无也罢,那讲的都是封建的“孝伦理”,儿女对父母的孝是无条件的,即使父母做了大逆不道的事,也必须孝。“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君君、臣臣、夫夫、子子,等级森严。敢于不孝母的人,就敢不孝父;敢于不孝父的人,就敢不孝君;犯上作乱者,格杀勿论!现在竟然有人用这一套封建伦理来指责范,说,是君就必须像君,就必须行使君的职责;是父就必须像父,就必须行使父的职责……说得好啊!然而,乍一听此话,我几乎要认为说此话的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外星人。因为,“君”这个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是有时代性、阶级性的,今天的“君”是人民的公仆! 1949年一解放,学校里、书本中就告诉孩子们,旧中国的官们/君们都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因此必须推翻他,打倒他。也就是说,这是连小孩子都知道的事实。在21世纪的今天,还要拿出这一套封建的伦理道德来要求年轻人,是妄图复辟啊(对不起,我在此用了文革时的手法,“上纲上线”了)!怪不得,一直延续到今天,许多当官的正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并不是新时代的君——人民的公仆,而仍然是旧时代的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君老爷!在这“酱缸”(柏杨语)里浸得太久,出不来了!事实是,翻开中国的历史仔细看一看,臣弑君,子弑父/母,弟弑兄或兄弑弟的事还少么,尤其是在统治阶层内部?满可以将这些历史事实集中起来编写一部《廿四、或卅四、或四四……不孝的故事》,可是,似乎至今没有人写!因为,那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封建社会所说的“孝”是否有“爱”?这问题有待专家去研究了,不是孤陋寡闻的我能回答的。也许孔圣人提倡的“仁”便是“爱”?或者其中包含了“爱”?但别忘了,两千年来孔圣人只是块“敲门砖”(鲁迅语)罢了,其接班人亚圣孟轲/孟子就曾指责提倡“兼爱”的墨子及其信徒为“无父无君的禽兽”!到了文化大革命,孔丘连挂名的圣人也当不成,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和林彪一起挨批挨斗,连他地上及地下的家——孔庙和坟墓,都被砸,被刨了,他所倡导的“仁”还存在吗?

  莫非这一套虚伪的“孝伦理”,竟要生活在21世纪的人去遵守?

  说到对母亲的感情,还有更新的故事:

  1963年2、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共青团中央和全国总工会,分别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教育运动。同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分别在《中国青年》和《解放军报》上题词,号召向雷锋学习。这显然是给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 / 革命接班人树立了一个榜样。

  接着,5 月23日,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试行重新制定的《中、小学生守则(草案)》,明确地对中小学生提出许多要求。与此同时,《江苏教育》发表《育苗人》一文,介绍南京师范学院附属小学教师斯霞精心培育学生的事迹。后来此文被改写为《斯霞和孩子》,发表于5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这两篇文章都强调,教师要以“童心”爱“童心”,儿童“不但需要老师的爱,还需要母爱”。显然,这都是有意告诉全国人民尤其是教师,为了《守则》的贯彻实行,为了把青少年培养成雷锋那样的革命接班人,必须以斯霞为榜样,“像一个辛勤的园丁”,“给我们的幼苗带来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雨露”。老师们看后,欢欣鼓舞,无不以为教育的春天来了。

  谁知,不到半年,10月,《人民教育》又发表了三篇文章,《我们必须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划清界限》,《从用“童心”爱“童心”说起》,《谁说教育战线无战事?》。以讨论“母爱教育”为中心,说这就是资产阶级教育家早就提倡过的“爱的教育”。说它涉及到教育有没有阶级性,要不要无产阶级方向,要不要对孩子进行阶级教育,要不要在孩子思想上打下阶级烙印的大问题。随后,围绕这些问题,在教育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母爱教育”的讨论和批判。将近一年之后,1964年8月,《人民教育》发表关于“爱的教育”讨论的评述,说“这场讨论揭露了教育战线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教育工作上两种思想、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是教育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是和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的教育思想,特别是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作决裂的斗争的序幕, 还要有更大的主力战在后头。”这“更大的主力战”显然就是文化大革命了,文革的矛头最初是直接指向教育战线,指向教师,指向“爱”的。

  于是,教育的游戏规则中铁定的一条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于是,在本来就没有多少“感情”和“爱”的中国教育中,“感情”和“爱”开始全面退出,直至最后发展到以谈“感情”为耻辱,“爱”这种感情,无论是“母爱”的“爱”,还是“恋爱”的“爱”,都是绝对的禁区,仿佛感情和爱都是资产阶级的特有属性,“爱”更是与“色情”紧紧相连。后来,随着教师 / 臭老九被打翻在地,教育——无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也就形存实亡,孩子 / 革命接班人只能在没有爱的环境中孕育、成长。

  在这铁定的规则指导下,孩子们要遵守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呢?现在把1963年5月和1979年8月颁发的中小学生守则中关于“爱”的内容列在下面,这两个守则都是“草案”,恕我孤陋寡闻,不知道以后是否有一个非草案的守则的颁发:

  1963 年的《小学生守则》第2条: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共产党。

  1963年的《中学生守则》第2条:热爱祖国,热爱劳动人民,热爱共产党……

  1979年的《小学生守则》第1条: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

  1979年的《中学生守则》第1条: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

  (此外,关于“爱”1963年有:爱好劳动,爱护公共财物;1979年还有:热爱劳动,爱惜粮食,热爱集体。)

  不错,这里要求学生爱的事物,是应当爱的,问题是对这些事物的界定。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对它们的解释是有阶级性的,如,对“人民”的一个权威的解释是,人民的内涵和外延是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我手头有一本专供中小学生用的《新华字典》,那里面对“人”的解释中有这样一句话:“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属于一定的阶级”,即每一个人都有阶级性。因此,在此守则要求之下,学生是“爱人民”的,但可以不爱眼前的这一个,因为他很可能是地主、资本家、反革命、大坏蛋……“人民”到底是什么?怎么样才能落实“热爱人民”的要求?对于“热爱中国共产党”,能独立思考的学生就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一个贪污腐化或飞扬跋扈的单位第一把手,也只能热爱,不可以指出他的错误缺点吗?”“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怎么样才能落实“热爱共产党”的要求?

  在这要求中小学生遵守的游戏规则中,不提对母亲的爱或尊敬或孝顺,那么,凭什么要求按这游戏规则培养出来的人必须爱、尊敬、孝顺母亲呢?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根据范美忠的性格,他并不是不爱母亲,据他说,“这是我的一个言说策略”,是想用这种方式,来“挑起对一些问题的争论”。难怪,他自小就使人们觉得怪怪的!可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倒可以要求万物之灵的“人”都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

  “母亲”这个词在咱们的语言环境中是常常出现的,但这个“母亲”已经不是具体的“妈妈”,已经被抽去了本来应当具备的内容,变成一切值得爱、值得尊敬的事物的象征了,如,当要为任何丑恶事物辩护时,都可以拿出“儿不嫌母丑”来做护身符。还有:“象爱母亲一样爱祖国”,“象关心母亲一样关心党(共产党)”,有的还谱成了动听的歌词:“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母亲只给了我肉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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