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现代中国文化与儒学的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87 次 更新时间:2008-07-08 09:51:05

进入专题: 儒学的困境  

陈来 (进入专栏)  

  

  一般认为,二十世纪的变革给儒家思想或儒学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虽然现代儒家哲学是对于儒学现代困境的一种哲学的回应,甚至在现代哲学论域中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却仍然不能改变儒学在现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层面的尴尬处境。在接近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们仍然不能拒绝这一事实,即二十世纪是在前现代作为整体的儒家文化经历解体、离散、飘零的历史。应当说明,本文以下所论多就大陆情况而言,并未包括笔者尚不熟悉的台湾和香港。在前现代的社会制度已获改变的二十世纪,儒学何以仍然是一个不断被提起的焦点话题?在现代中国社会,儒学的超越哲学的存在是否可能及其所需条件是什么?这是本文关注的主要之点。而篇幅所限,本文提供的仍主要是一个历史的、现象的陈述。

  

   一

  儒家思想在前现代社会所居的正统、广泛、绝对的影响是和宋元以来王朝统治的支持推行、教育制度以及家族制度提供的社会基础分不开的。也就是说,历代王朝赋予了儒学以正统意识形态的地位,规定了儒家经典(包括宋明儒学的解释)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这种制度的建构是宋元以来儒学大盛的政治基础和教育基础。而家族宗族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乡治秩序是儒学根深叶茂的一个更深的历史社会基体。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儒家文化或儒教社会的整体。

  但自19世纪中叶以还,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遭遇了西方近代文化的强烈冲击。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施展了以近代资本主义为背景的工业文明的先进特长,古老的传统中国文明在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面前一败涂地,被迫变革。经过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近代自然科学及工艺制造已开始引进,近代西方合理主义的政治结构也已为先进知识人所介绍,清政府也开始渐进的改革。但甲午战争的挫折使得儒教中国的危机更加深重而未得缓解。19世纪末儒学的状况是,儒家的知识体系和政治制度受到了巨大挑战,但这种实质性的挑战并未在名义上指向儒家,儒学的制度性基础并未根本解体,儒学的危机尚未表现出来。

  这种情况到二十世纪为之一变。本来在洋务运动后期,维新派在各地已经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即使在一些旧式学塾中,课程亦开始新旧并存。1899年清廷下诏废八股、诗赋,1901年清政府发布《兴学诏书》,正式要求全国广设学堂,这些已经是对传统科举服务、为制造儒生的旧式教育体系的根本挑战。由于自1899年来各地书院已渐改为学堂,至1905年传统“儒学”(学校)已无形中取消。更为决定性的是,1905年,清政府正式决定废止科举,规定所有学校除保留经学、修身之外,皆教授自然科学。无论在法律上还是事实上,儒学在传统教育的地位终于完全倒塌了。

  不过,1905年发布的《教育宗旨》仍特立“尊孔”一条,并规定学校在春秋入学及孔诞日应“祀孔”。这些措施及保留经学等,显然旨在谋求在改革中维持精神权威和伦理秩序,特别是孔子的伦理权威。但辛亥革命后,又对清政府的教育宗旨加以革正。1912年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主持教育法令的的讨论,提出在法令中“去尊孔”,在学校中“废祀孔”,在课程中“删经学”,使得从小学到中学不再设置经科,儒家典籍作为整体被排除于教育之外。儒学不仅再不是教育的必要内容,更不是仕宦进身的必要途径,制造儒生的产业基础完全被消解。1 到辛亥革命后短短几年,儒学已整体上退出了政治、教育领域,儒学典籍不再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基础,不复为知识人必读的经典,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二千年来第一次置身于没有“经典”的时代。

  然而,儒家经典从政治、教育领域的退出,还不代表固有的孔子的精神权威的自然失落,还不等于儒家的伦理价值的说服力已彻底丧失。民初梁启超等人一面反对读经,一面仍主尊孔,就是明显的例子,在它们看来,孔子的道德教训乃是中国几千年立国的道德基础和民族的精神、文化的核心。2 因此,儒学虽然从政治和教育的领域中退出,但仍然保守于伦理、精神的领域。

  但在梁启超主办的《大中华》上,虽然虽然提出了“孔固当尊,经不必读”,却也同时反对以尊孔复辟帝制,甚至出现了“改良家族制度论”的呼吁。几个月后创办的《青年》而后更名的《新青年》则更进一步以“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全面批判旧文化旧道德,新文化的锋芒直指孔子的精神权威和儒家伦理的价值,几乎就是一场批孔批儒的运动。陈独秀把儒家伦理归结为“三纲”,认为“主张尊孔,势必立君”,高倡“伦理革命”,3 实际是要革孔子与儒家伦理之命。易白沙以《孔子评议》为文,指摘孔子学术的弊病。吴虞更与鲁迅呼应,谓“孔二先生的孔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可”“盗丘之祸遗及万年”,大呼“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4 后来人们把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概括为“打倒孔家店”,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新文化运动对文化与社会领域的思想解放起了巨大的作用。从近代中国的儒教兴衰史来看,新文化运动正是把辛亥革命前后放逐儒学的运动进一步推展到伦理和精神的领域。从废止科举到新文化运动不过十数年时间,儒学在现代中国文化的格局中遭到全面的放逐,从中心退缩到边缘。

  

   二

  经过本世纪初二十余年,儒教文化已全面解体,经历过新文化运动,儒学在青年中更失去权威。但是,国民政府时代儒学的困境并未进一步发展,其原因是中山先生坚持以“四维八德”发展民族精神,赋予了传统儒学德目以新的精神。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也明确主张以“礼义廉耻”为立国之本。在1929年国民政府的《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明确指明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国民道德的教育内容。1934年蒋还推行过“新生活运动”,要求把礼义廉耻落实到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对于传统道德的重要德目都给予了新的解释,同时又增入许多现代社会的公德。尽管新生活运动未能配合以推广知识教育和技术发展,在政治和农村土地问题未解决的情况下,其成效有限,问题不少,但其社会伦理意义亦应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无论如何,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实践和社会运动在相当程度上自觉保留了儒家伦理的内容。5

  值得注意的是,1937—1945的八年抗日战争中,政府、知识分子和全民对儒学的态度与民初相比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抵御外来的横暴侵略,国共两党、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动员各种力量来振奋军民的精神、意志,以反抗侵略。儒家伦理砥砺德行、变移风气、鼓舞士气、增益爱国心和树立自信心的功能,使得儒家伦理成为抗日战争时期重要的精神资源和道德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也成为这一时期国共两党与知识分子的共识。1939年国防最高委员会颁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明确提出以“八德”为救国道德,“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共产党立即表示用拥护此纲领,号召其党员发扬、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6 儒家伦理道德学说既是抗战时期大后方各科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抗战后国民政府建国方针所肯定的民族精神和根本德行。

  早在民国初年,围绕宪法中是否应有尊孔条款及是否定孔教为国教,曾经历多次讨论,由于1915、1917年的两次复辟帝制都举出尊孔为旗号,最终使宪法中未能肯定儒教的地位,儒学未能取得政治上和国民教育上的指导地位。国民政府时代特别是抗战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以某种形式恢复了儒家伦理在国民精神与国民教育中的指导原则的地位,却无力使儒家原则在社会层面实现。1949年以后,情况又为之一变,儒家的命运在政治、社会、思想方面遭遇了一次更大的曲折。

  国民政府时期虽未明确提倡孔子和儒学,但把儒家伦理的道德原则视为中华民族的固有德行,把四维八德作为中国立国的纲维,实际上是把儒家原则作为三民主义的根源。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姿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明确宣布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儒学在大陆悄然从民国时代占有的舞台退出。七十年代毛泽东与四人帮发动全国性的批孔运动,全面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孔的激进主义而更远过之,使孔子的精神权威荡然无存,儒家伦理在社会层面受到了二十世纪最大的破坏。

  另一方面,辛亥革命以后,乡村的社会结构发生畸变,传统的官僚—教育制度的瓦解、军阀间的混战、乡村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紧张、乃至国共之争,使得传统的农村社会传统的自组织功能遭到破坏,代之而起的是土豪劣绅与功能低下的基层村保人员。梁漱溟曾想通过“乡村建设”恢复农村的礼俗机制并导入科学技术,以造成儒学复兴的社会基础,但不可能成功。1949年以后,经过土地改革、合作社到人民公社,整齐地建立了“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集体所有制的全新的社会组织结构,宗族的力量经土改和阶级斗争彻底分化,党的政策通过公社、大队、的行政和党的组织一直贯彻到村庄,社会组织的脉络上下打通,亲族之外,传统主义不复存在。尽管人与土地的技术关系未变,固有的社会组织结构已起了根本的变化,造成了近代化的基础。除家庭之外,传统儒学在社会基层结构上也失去了依托。

  

   三

  列文森曾说:“儒家思想在产生它并需要它的社会开始解体之后,变成一片阴影,仅仅栖息在少数人的心底,无所作为地被象古玩一样珍爱着。”7 然而,儒家思想在近代化的社会是否仍有存在的理由与价值,并不完全依赖于前现代化社会的制度基础,如科举制以前儒学已经经历了千年发展的历史,又如日本有儒学但并没有科举制度。从春秋到六朝,儒家思想的存在并非以王朝的推崇为前提;在传统中国社会,宗族与宗法制也并非在每一时期或每一地区、每一阶层都占支配地位。尽管古代中国的社会组织、生产方式乃至政治制度的安排影响了儒家思想的表达方式和理论结构,但儒家伦理的价值具有超越特定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的普遍性。所以,正如杜维明所说:“虽然从发生学上来看,儒家与农业经济、官僚制度、家族社会有密切关联,深深扎根于传统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但既不能把儒学简单还原为家族主义、官僚主义、反商主义,而且也不能认为社会根柢被摧毁,儒家思想就因此丧失了它作为人文关怀和伦理宗教的意义,这些关切和意义与现代世界仍然相关。”8

  早在洋务运动后期张之洞已提出中体西用,他的解释是“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9 。可见他所谓中学为体是指治身心的传统伦理不必因在应世事方面学习西方而发生根本改变。与张一时先后的先进之士多是如此。帝制推翻以后社会状况使得这种呼声更多,“中华立国,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改,民彝无改”,事实上是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康有为要求立孔教为国教的主要根据也是“又经大乱,纪纲扫地,法律全废,廉耻弃绝,道德衰蔽”,10 以对治转型时期的道德危机为己任。陈焕章的主张是:“孔教既废,人之道德心尽亡”“中国之道德,一言以蔽之,曰孔教而已矣。”11 与基督教面对“上帝死了”所发出的惊呼如出一辙。所以梁启超民初起草《大政方针宣言》明白地主张:“一面既尊重人民信教之自由,一面仍当以孔教为风化之本”。12 这些都是着眼于风俗教化而肯定儒家思想的积极面。后来在宪法草案的讨论中,孔教方面也仍集中于主张在宪法中明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13

  新文化运动的东西文化论争,围绕儒学发生的争论,从所谓“保守主义”的方面来看仍在坚持儒家道德伦理的适用性上。章士钊的所谓新旧调和论继续张之洞以来的主题,要“物质上开新,道德上复旧”,14 这并非反对个性独立解放,而是着眼于社会正常伦理秩序的维持。张君劢在科玄论战中也反复强调,科学之新学并不能解决人生与道德的问题,内心修养的精神文明“唯在新宋学之复活”。15 杜亚泉在陈独秀的猛烈抨击下仍然坚持:“确信吾社会中固有之道德观念为最纯粹最中心者”。16 特别是,他们对西学有相当多了解,政治和社会改造方面的主张决不能说是保守的,但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伦理革命、儒教革命始终加以反抗。

  不仅如此,一般看来对伦理关切似不显著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也往往包含着这个方面。梁济1918年自杀时人多谓以殉清之故,但他自己已说明:“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这里的“所学”当即指传统伦理而言。他的自杀乃是要以一死以警醒世风。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时清华校长称:“盖先生与清室关系甚深也”,但吴宓则说:“若夫我辈素主维持中国礼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陈来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学的困境  

本文责编:lit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中国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9544.html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