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选举在近代中国底层社会的工具性悖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85 次 更新时间:2008-08-01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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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人一票的选举,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在引进西方制度的同时,中国自然也引进了选举制度。在近代中国,选举只是上层政治的工具,民主跟老百姓,依然距离很远。当选举仅仅是上层政治的工具时,这种选举如果仅仅是装装样子,跟底层社会具体的人关系不大,不会对底层产生多大影响;但是,如果这种选举真的在深度动员下进行,推行得越久,底层政治就越是畸形。

关键词:底层社会;底层政治;选举;政治工具

一人一票的选举,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在引进西方制度的同时,中国自然也引进了选举制度。比较而言,同属西方政治影响的东西,政权下移最合中国人的心思,因此做的最彻底,文官政治次之,人们也能认可。议会政治就比较麻烦,无论如何都搞不好,不是变成议会专制,就是废掉议会。显然,议会政治难以落地,最关键的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在中国难以落实。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伦理本位和集体本位的国度,其文化的基因里,就没有选举这回事。对于过去的中国人而言,所谓的选举,就是选官,就是科举考试,根本就没有投票的概念。相对于民主政治,传统中国社会,倒是有协商这个概念,但协商每个人的发言权是不一样的,集体本位的社会,离不开权威,因此,即便是协商,也是依据每个人地位的不同,有不同的发言权,地位低的人意见要想被采纳,必然要有地位高的人力挺才有可能。

当然,没有概念的事务,不见得就完全没有办法引进。但问题是,西方制度被引进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的,人们无非是借助这个看起来很美的工具,实现富国强兵的夙愿。这里,民主没有文化的内涵,更没有价值的意义。在这种前提下,选举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往往呈现出很有意思的面相。

凡是选举,就不可避免地要跟底层社会打交道。中国自辛亥革命实现政体变革之后,北洋时期搞过两次国会选举,民元国会和安福国会,某些地方军阀,也推行过联省自治,搞过地方议会的选举。国民党则搞过行宪国大选举,而中共也推行过农村的基层选举(不是指现在的村民自治)。这些选举,无论动员力度大小,百姓参与程度高低,基本上都是为了完成上层政治某项任务的工具,老百姓不仅难以借此实现民主政治的启蒙,甚至可能效果恰恰相反。

所谓集体本位,意思就是一个群体中一般成员的意见,是通过这个群体的精英来表达的,而伦理本位则表示,所谓的精英只能是群体伦理关系中处于高位者。因此,在民元国会选举中,虽然中国人还没有学会买票贿选,但一人一票的选举,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每个选区的投票,差不多都是体现本区域精英的意志,所谓选举,不过是工作人员抱着票匦四乡走一圈,然后按照选民册代填选票而已。候选人不知道用政见讨好选民,主导选举的地方精英,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选出合乎地方需要的候选人,因为即使是地方精英,也不懂得选举对自己社区日后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推出他们认为合适的人而已。民元国会选举,国民党之所以大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地方精英看来,国会是革命之后的新鲜事,而新鲜事就得跟革命沾边的人来办,因此,跟革命有关的国民党就占了便宜。显然,这并不意味着国民党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然而,当选举接着进行下去之后,买票贿选的本事,中国人也学会了。这么一来,选举在底层社会,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选票需要买了,买的时候,基本上是一群一群的买,只要买通一个地方精英,那么这个精英能控制的地方的选票,就都是自己的了。而地方精英的行为也分成两类,一类借选举为自己牟利,买票的钱都落入自己的口袋,只要他能压得住茬,一般也不会出现乱子。一类比较有公益心的精英,往往会把选举当成为自己群体谋福利的一次机会。比如很多南方的宗族,就开会议决,本族的选票一定要卖给出钱最多的候选人,而卖票所得,一律作为宗族的公产,用于宗族公益。当然,如果有政权的干预(一般都是掌权的军阀),价钱上可以优惠,但必须有其他条件作为交换。这就是为什么在安福国会的选举中,原本觉得自己在人望上占优势的以梁启超为首研究系,会大败给仓卒组建的安福俱乐部,只得了区区二十几个席位,因为安福俱乐部背后有军阀政权的支持,在政权和金钱两种资源上,研究系都没有优势。

军阀政权利用选举组织国会,为自己的政权提供合法性,但底层社会,却把选举变成一次相当纯粹的市场交易。事实证明,双方在当时的条件下,都达到了理性选择前提下的利益最大化。

1947年,国民党行宪国大的选举,跟此前的选举有所不同。由于国民党政权有点全能主义的味道,因此动员能力和社会整合能力都比北洋政权要强很多。其党、政、军、警、特在地方上还是很有力量的,政权对社会的渗透也远非北洋政府所能比。但是另一方面,毕竟经过了现代政治几十年的洗礼,二战胜利,民主国家的声望空前提高,某些城市居民,尤其是知识水准比较高的居民,民主意识有所萌芽,人们初步意识到了选举与自己生活的关系,只是这类人实在太少,对选举大局构不成很大的影响。同时,我们看到,由于战争的破坏,原有的乡村精英控制能力有所减弱,从前选举的买票方式,有的时候,往往会出现问题。因此,此次国大代表的直接选举,更多地表现为国民党国家机器在地方高度动员的局面。尽管在选举之初,国民党为了防止代表变成国民党员的清一色,曾经力图通过地方协商,尽量保证某些无党派人士,尤其是青年党和民社党等附和他们的“民主党派”成员占有一定的比例,事先就把这个比例通告给这些小党。然而政权机器一开动,地方上担心的却往往是自己人的比例不够,难免动员过度,最后使得小党和无党派人士纷纷落马,国民党中央又不得不出来纠正,结果原来当选的人又不干,演成很多选举纠纷。

这种政权体系动员下的选举,选举已经演变成完全意义上的政权工具,参与选举的底层民众,既不可能得到选举自己的代表的好处,也得不到卖票的利益。选举,只是上层政治的工具,民主跟老百姓,依然距离很远。

中共在自己的历史上,最认真的选举实践,是在抗战时期推行的基层选举。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由于选举的实行,为中共赢得了很大的声誉,很多国统区的民主人士以及外国朋友,凡是到过根据地的,都盛赞根据地的民主。相形之下,国民党统治下的国统区,反而背道而驰,不仅没有选举,而且一度提倡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政策,跟根据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显然,在抗战时期中共推行的选举,从选村长到选边区参议员,都是相当认真的,基本上看不到背后操控的痕迹。由于中共对于底层社会超强的动员能力,因此,根据地每年进行的“大选”(这是当时根据地的通行叫法),底层民众的参与度,绝非此前任何一种选举所能比拟。也可以说,这种选举,基本上实现了底层民众真正有热情的参与。很明显,不能把根据地的选举,简单地视为做给外面人看的政治秀,选举,对于中共而言,有着切实的工具性考量。

中共根据地的选举,是从拔除国民党基层政权入手的。中共的敌后根据地,本是利用日本军队入侵,国民党军队后撤造成的空隙而建立的。虽然军队的撤退,很多国民党县以上的政权随之撤走,但大部分地区,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却还存在。如果用武力驱赶这些基层政权的人员,虽然不是不可以,但在法理上却未免有些理亏,或者说,不符合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于是,中共想到了选举。

自从清末新政推行地方自治以来,留在乡村的地方精英实际上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越来越踊跃地进入到县以下的基层政权中,另一部分则跟从前一样,待在政权之外。一般来说,乐于进入政权的精英,往往属于劣质化的那部分,随着军阀割据的政局演变,劣质化的精英,还有武化的趋向。这部分精英的种种作为,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乡绅的行为模式,用杜赞奇的话来说,就是以掠夺型经纪取代了保护型经纪。这种比喻虽然可以商榷,但劣质化的精英,凭借政权之便,行为不端,是可以肯定的。事实上,他们的行为,也引起了另一部分恪守传统模式的精英的反感。因此,中共只要组织选举,原来国民党基层政权的精英的下台,是必然的。推倒这部分政权精英,也因此创造了中共跟另一部分传统精英合作的基础。最关键的是,这种打着地方自治,民主选举的“改朝换代”,国民党中央政府明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却无法明令反对。

尽管基层换成了自己人或者自己满意的人,但是,从这以后,根据地的选举却一直坚持了下来,除了遭遇日军的扫荡,几乎每年一次。应该说,这种基层选举,中共组织得非常认真,其针对大部分不识字的选民创造出来的“豆选法”,简单有效,广为推行。在选举技术上,虽然算不上是秘密投票,但比起后来的举手表决,还是不错的,算得上是无记名投票,在保密性方面,至少被选举人是不太容易弄清到底谁没有投自己的票。而且在选举实施过程,中共党组织,一般都不公开出面,即使组织,也是在幕后进行。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并不强求自己属意的人选一定要当选,只要被选上的人,他们能接受就可以。

一般来讲,在农村环境里推行选举之初,那些传统的精英,被选入参议会,参加基层政权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农民是个需要精英代表的群体,现存的精英,只要道德上说得过去,农民习惯让他们来出头露面。但是奇怪的是,选举推行几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老的精英当选出现了麻烦,基层政权开始向清一色中共党员方向发展。以至于中共中央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硬性规定“开明士绅”名额的方式,即所谓“三三制”,来保证传统精英的份额。与某些人认为,“三三制”是为了保证中共地位的看法不同,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形下,传统精英在政权中的地位才需要硬性的制度保障,也就是说,实际统治乡村社会上千年的传统精英,即使在从清末到北洋再到国民党政权推行政权下移的过程中,都没能丧失的地位,在中共的基层选举过程中,居然被成功地边缘化了。

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变化,基于几千年传统和文化的乡村权力结构,用这种方式颠覆,显然比用简单的暴力推翻,要有效得多。到了抗战胜利,中共实行土地改革之时,只有在新解放区,乡村精英才有可能组织一些反抗,而老根据地,精英们则只能束手待毙。在多年的选举中,农民最明白的只有一点,就是多少年的文化威权、传统权威,都可以用手里那粒用来当选票的豆子来推翻,他们也就真的给推翻了。显然,这推翻和颠覆的,不仅仅是些精英,而且还有精英背后的传统权力结构,以及文化结构。但是,推翻之后,并没有人给他们一个新的东西。对于民主政治,他们只是学会了投票,或者说习惯了投票,但却没有起码的权利意识、人权观念,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也自然不懂得尊重他人的权利,这种选举,没有民主的文化,也没有民主的价值观。在土改过程中,中共为了发动群众,往往采取放任鼓励农民随意行动的做法,在这“群众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氛围中,许多地方出现这样的现象,对于那些大家一时是否处死有争议的人,人们会采取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还是豆选,往碗里投豆来选择,一个生碗,一个死碗,哪个碗里豆子多,就按照碗上的标签来行事。如果死碗里的豆子多,那人就必死无疑。

当选举仅仅是上层政治的工具时,这种选举如果仅仅是装装样子,跟底层社会具体的人关系不大,不会对底层产生多大影响;如果这种选举真的在深度动员下进行,推行得越久,底层政治就越是畸形。

(原刊《东南学术》2008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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