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崇义:从中国到全球化(代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94 次 更新时间:2008-07-05 21: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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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崇义 (进入专栏)  

  

  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天翻地覆的大转型:从自然经济(无论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方式还是按计划指令调拨资源的国家方式)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从威权政治转变为现代民主政治;从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商业社会;从大一统文化专制转变为多元文化;从闭关锁国的孤立状态转变为正常参与国际事务的人类大家庭成员。没有人能够否认中国的进步,热心的人们热望中国能沿着正确的轨道顺利发展。

  但是,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中国,在前进的道路很难一帆风顺。种种历史的惰力、传统的偏见、以及错误地解读历史而形成的种种错误观念,往往会使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步履艰难、一波三折。历史是由人们的不断选择组成的,并不总是走向进步。人类进步的前提是在积累原有财富的基础上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行,这些财富包括器物、制度、习俗、知识和智慧,等等。纵观世界历史,人类群体无时地因为缺乏智慧而作出错误的选择,从而停滞不前或走向倒退和灾难,中华民族在这方面也有过很多惨痛的教训。

  在“中国化”与“全球化”之间的选择,是考验中国人智慧的难题之一。世人对“全球化”有种种不同的定义和评价。在我看来,“全球化”是分布在全球各部分的人类共同构建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和相互制约的全球体系的过程,涉及经济、科技、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这一过程可以上溯到15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和扩展。“全球化”进程发展到了当代,已经从单向推进和被动卷入发展为多边互动和自愿参与、从有限交换发展到分工明确的全球市场、从以民族企业和国家为主体发展到以跨国公司和个人为主体、从各自为政发展到服从一系列世界组织和共同规则,……一个由具有全球意识的“世界公民”和休戚与共的“全球公民社会”构成的“全球文明”已初见端倪。

  中国文明曾有过往日的辉煌,在古代捷足先登农耕文明的顶点,雄居世界领先地位。然而,中国在近代以来便被西方列强远远地抛到了历史的后头。平心而论,凭借大一统国家专制主义的威力而在16世纪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自外于人类“全球化”的潮流,不能不说是中国落伍的根本原因之一。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在向现代文明飞跃过程中所创造的奇迹。这一连串的奇迹之所以首先出现在西方,原因之一是因为西方文明的多元空间。西方文明是由多个政治单位组成的,有足够的外部竞争来防止文明停滞退化、激发到新的动力与热情,也有足够的空间来偿试和检验新的理念、知识和制度。反观中国,秦汉以降历史悠久、高度发达的大一统国家专制主义统治使得具有挑战性的新理念、知识和制度没有机会试验和发展,中国文明也就失去了自我改造和变革的生机。原生型变革、突破和飞跃既不可求,剩下来的路便是学习型的转型。可悲的是这条道路也为继续奉行大一统国家专制主义的明清两代统治者所堵截。当天翻地覆的现代化在西方发生并向世界其他地区延伸的时候,明清两代中国统治正全力推行闭关锁国,拒绝同海外的正常交往、强令“片舟不得下海”,将出洋谋生之国人视为强盗或“天朝弃民”来诛杀。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和文艺界对明、清帝王的雄才大略,特别是所谓“康乾盛世”津津乐道。但基本的历史事实是,这些“雄才大略”的帝王们阻止中国人加入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使中国落后于西方几百年,罪恶滔天。

  中国人半心半意地加入“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达19世纪40年代才开始的,具体标志是魏源等人提出了“师夷长技”的口号、朝野上下有识之士开始学习“洋务”。从那以后,中国人首先是在物质文明层面学习西方的科学与生产技术,接着是在制度文明层面学习西方的政制、学制、新闻出版体制等,最后是在五四时期达到高峰,在精神文明层面学习西方的哲学、伦理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在这种“层层剥进”的向西方学习过程中,中国的进步不可谓小。

  现代工业、交通、商业、电信体系逐步建立起来了,服饰、日用、医疗卫生等方面逐步追上西方的水平,现代教育制度、科技体制和现代新闻出版事业等逐步成型,即便是共和政体、政党竞争、国会立法、总统选举、议员选举等等西方政制也曾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移植到中国来,西方的哲学、伦理、文学艺术等也已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问题在于,中国拥抱“全球化”、与世界主流文明交融的进程一直荆棘载途、阻力重重,而且是歧路之中又有歧路。阻力来自传统的惰性、无知和偏见;歧路中之最令人迷惑者,则莫过于“以俄为师”和“中国化”。

  “以俄为师”为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所分别倡导。两者都志存高远、豪情万丈,但都在实践引导中国偏离世界主流文明的康庄大道而误入歧途。孙中山这位民主主义革命家,成功地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带领中国人创建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他错误总结民国初年民主政治遭到挫折的经验,从而误诊病根、开错药方。本来,民初民主政治屡遭挫敗,根本原因在于民主的种种敌人的万般破坏。然而,孙中山却将民主政治挫敗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民主力量和民主实践。结果中途改道,从“向西方学习”转到“以俄为师”。其间最严重的迷误是厌弃现代政党政治与议会民主的常轨,草率冒失地提出“以党治国”,最终导致中国同民党的一党专政,延缓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进程。

  中国共产党在“以俄为师”的路途上走得更远。它在武装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全盘抵制西方的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政治,并全面建立起集中、俄两国集权传统之大成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将行政权力对社会的全面支配推向极致。在毛泽东时代,借助国家垄断、“单位制度”和“户口制度”等机制,党政行政权力垄断了社会的一切物质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连学校、教堂、寺院等机构也变成行政机构的延伸。在民国时期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公民社会和个体独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一扫而光。这种国家吞噬了整个社会的体制,离世界主流文明越来越远。

  “中国化”则比“以俄为师”来得更为自然,“中国化”运动兴起于20世纪30—40年代,实际上是五四时期“世界化”的逆转。五四时期的“世界化”潮流汹涌澎湃,当时的中国进步知识界认定,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无论是制度还是观念,中国都远远落后于西方现代文明所代表的世界水平。因而,要拯救中国的命运、复兴中华的辉煌,唯一出路便是参照世界文明对中国文明进行彻底的改造并将其提升到世界水平,也就是中国的“世界化”。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思潮发生了大逆转。这里不再有陈独秀那种以西方个人本位伦理取代中国奴隶伦理的“彻底觉悟”,不再有鲁迅那种对抱残守缺不求上进的中国人从“世界人”中被挤出去的忧虑,不再有罗家伦、傅斯年等青年学子那种“同浴于世界文明之流”的歌唱。这里有的是迥然相反的风景线,有的是“中国化”、“中国魂”、“中国味”、“中国精神”、“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职业文学家们醉心于“民族形式”或中国“民间形式”的创作;职业史学家们潜心于从历史中发掘和论证中华民族的优异特征;职业哲学家们忙于将西方哲学的新酒(思想)装进中国哲学的旧瓶(范畴),使西方哲学溶化于中国哲学之中。中国国民党完成了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原为“中国道德”的意识形态行程;中国共产党则以“毛泽东思想”的诞生为标志宣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功告成。

  总而言之,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化”思潮,指的是当时弥漫于整个中国社会的那种热切追求“中国特色”的学术方向、心理倾向和思想共鸣。它是对“西化”和“世界化”的回应和反动。“中国化”在思想学术上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对西方的思想学术进行改造,使之变为中国特有的形式;另一个层面是发扬光大中国传统的思想学术,以与两学抗衡。当时不同人群、不同派系的“中国化”,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最值得关注的共性,则是对以个人自由权利至上原则为核心的“西方”自由主义理念及其相应制度的排斥。有趣的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不共戴天的仇敌,当时在排斥“西方”自由主义这一点上倒是不约而同、异曲同工。蒋介石和毛泽东二人,都与自由主义血战到底,至死不休。蒋介石以不符合中国的“特殊国情”为理由,力图同时拒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于国门之外。毛泽东不要自由主义,却认定马克思主义最符合中国国情,需要的只不过是“中国化”的功夫而已。就毛泽东所领导下的中国大陆而言,“中国化”的结果是将奉行自由主义的西方主流文明视为罪恶渊薮,将其列入抵制、批判和扫荡之列,甚至于与西方世界断绝交往达几十年之久,严重地阻碍了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学习和吸收,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健康发展。

  好在物极必反,中国在饱受闭关锁国祸害之后,终于又重新打开了国门。从恢复正常贸易到设立经济特区,从引进资金技术到引进管理经验,从引进学术文化到引进法规体制,在“对外开放”的大格局再造中华。中国现已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等一系列由世界主流文明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并提出了“与国际接轨”、“按国际惯例办事”等非常鼓舞人心的口号。“开放”与“改革”相互激荡,推动中国投身于全球性的市场化、民主化和全球化的滚滚洪流。这些举措所带来的发展变化和所取得的成就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中国综合国力激增、引发一些人频生“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世纪”之类的奇思。如果说中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比实行民主制度的另一人口大国印度发展得还要快,那么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在“对外开放”方面比为民族主义和宗教纷争所累的印度要成熟得多。

  但是,国人对于“全球化”还有诸多偏见,最为普遍的一点是借口“中西有别”和“中国国情”来抵制“全球化”。从实证的历史角度说,中国从来就不存在掌权的某党某派某人因真心诚意地推行“西化”而给中国带来祸害。但是,一当提起“西化”,特别是子虚乌有的“全盘西化”,很多国人便会义愤填膺、群起反对,好象学习西方真的会“祸国殃民”。而且反对的理由,正是“中国国情”这一满清王朝、北洋军阀和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所一再重复的陈词滥调。说也奇怪,在诸如交通工具鞋帽服饰等等与地理环境及生活习惯紧密联系的方面,国人已毫无犹豫地“西化”,而没有拿出“中国国情”或“中国特色”来别树一帜;从崇尚“三寸金莲”的妇女裹脚到顺其自然的“天足”、从奉守媒约之言的父母包办婚姻到尊重男女青年的自由恋爱、从尊孔读经科举取士到现代的智能和素质教育、从秘制膏丹到现代医学、从跪拜叩头到握手拥抱……国人也能从善如流,革除陋习而跟上时代潮流。唯独在摆脱扭曲人性的等级专制观念和制度、接受更加符合人类本性的自由民主的观念和制度这个方面,国人进步得那么艰难。我们已清楚地知道,由于各种幸运因素的结合在西方首先发展起来的自由民主观念和制度,经过几百年的试验与实践,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并使西方各国和诚心学习西方的各个国家走在世界前列的根本原因;我们也已明白无误地拒绝种族主义,坚信人类生理与心理上的同构,坚信中国人的人性、智力与西方人的人性、智力大同小异,难分轩轾;基于西方世界在古代和中世纪充满宗教迫害和战争、中国则有多种宗教长期和平共处这样的基本事实,那类关于西方人“自古以来”就特别崇尚宽容酷爱自由、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如何不知宽容憎恨自由的神话也可不攻自破。但是,腐酸的“特殊国情”论还是市场广阔。

  从统治者及等级专制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角度看,他们本能地抵制自由民主观念和制度,有其利益驱动的内在原因,因为那种变革意味着他们可能在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中丧失特权。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众对外来事物的盲目抵制,也情有可原,因为统治经验至为丰富的中国专制统治者长期至为精巧地推行愚民政策,有效地遮蔽直理和理性。问题在于,近代以来的特殊环境所造就的本能排外防外心态,甚至很多有识之士也习焉不察。的确,近现代先进的中国人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必须担负起救亡图存、保国保种的历史重任,捍卫民族文化是与捍卫民族独立同样神圣的事业。因而,即使是在中国人以最开放的心灵学习人类先进文化的五四时期,那些最坚决地主张学习西方的思想先驱,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也依然要问某事某物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这种本来没有必要提问的问题。更何况国人长期浸淫于你死我活的敌对思维,以至很多当代青年刚刚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枷锁,又掉入“以民族斗争为纲”的泥坑。倒是学术大师王国维早在1911年就已提出过“学无中西”的真知卓见。显然,对西方人有益的事物,对中国人当然也是有益的;对中国人有害的事物,对西方人当然也是有害的。真正理性的态度是只问高低,不问中西,彻底跳出中西二分的陷阱,以平和心态投入“全球化”的洪流与人类主流文明接轨。

  当然,“全球化”带给人们的并非全是鲜花与美酒,“全球化”的许多副作用需要整个人类同心协力去认真克服。例如,原有的水平差异和起点不平等,处理不当便会在无条件的竞争中加剧不同人群之间的差距与不平等;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大转移,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农业在“全球化”过程中所受到的冲击,会加剧结构性失业;在全球竞争中可能会加强基于比较优势而形成的霸权;全球范围的激烈竞争可能会进一步破坏地球的生态环境;在全球化过程中还会有很多利益冲突;等等。但是,这些问题的真正根源并不在“全球化”本身,而在于原有的自然条件、落及体制和不完善的规则。要妥善解决这些问题,也只有通过产品、资金、技术、人员、信息等等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而不是互相封锁或自我封锁;只能共同制定和遵守大家都能接受并对弱者提供必要保护的游戏规则,而不是无法无天各行其是;只能通过与人为善互相合作的协商来寻求双赢方案、消除冲突化解矛盾,而不是以你死我活的斗争来激化矛盾两败俱伤。总之,无论贪婪、无知和野蛮给人类大家庭留下了多少创伤,遵守共同规则的全球市场和守望人类基本价值的全球伦理正在形成,但愿日益加速全球化能早日将我们带进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

  

  (冯崇义:《从中国到全球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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