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东洋辅:后现代化与全球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57 次 更新时间:2008-07-01 10: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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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东洋辅  

  

  大阪大学人类科学研究所教授:厚东洋辅著 朱伟珏译

  

  摘要:本文着重探讨了20世纪社会认识的两大范式——后现代主义理论与全球化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作为解读各种社会现象的基本框架,是20世纪后期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支配性范式。后现代理论具备以下两个特征:首先,试图将当代社会的“现代性变迁”置于时间的脉络中加以理解。其次,后现代理论是一个根植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经验的变迁图式,是欧美人针对自身的一种自我理解的尝试。另一方面,全球化理论则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从全球视角理解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全球化理论同样具有两大特征:第一,擅长将某一社会的“外部”变量放在“全球”范围内加以考察。第二,着重关注西欧圈与非西欧圈合为一体的“地球”,是一个主要用来解释非西欧圈问题的范式。

  关键词:后现代化、全球化、东西问题、南北问题。

  

  1.资本主义vs.共产主义范式

  

  当前,我们正处于21世纪的开端。我们很想知道21世纪究竟将是怎样的世纪?它将朝着哪一方向前行?答案可以通过与20世纪的比较中获得。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理解刚刚过去的20世纪呢?笔者认为构建20世纪社会认识的基本范式,以1848年的革命为标志正式确立,经历了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整整一百年的发展走向成熟,并伴随着1989年东欧革命的成功而终结。首先,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近150年。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是马克思以1848年革命为背景撰写而成,并于同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著名的开头语。与“共产主义”相对立的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这一认识图式确立于19世纪中叶,由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等人所提出,并在1989年的“东欧革命”中失去了有效性。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框架与20世纪的来临一起繁荣,伴随着20世纪的结束而终结。从这一意义上讲,它是一个属于20世纪的、有关社会认识的范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立曾经是一个反映国内政治斗争的风向标。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这一对立图式迅速上升为一个认识世界的基本范式。一战期间,共产主义的问题已不再仅仅是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而演变为国际政治斗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问题。地处欧洲边缘的俄国爆发了共产主义革命,建立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俄国革命的成功,同时也使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体制性抗争从观念层面迅速上升至现实层面,并开始发挥出巨大的威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的对立图式进一步上升为划分世界的唯一标准。二战结束后,世界被划分成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两大阵营,并建立起“冷战”体制下的世界秩序。尽管这一时代由于避免了苏联与美国的直接对决而被称为“冷战”时代,但双方代理人在世界各地进行的“热战”一天也未曾停止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结束,世界仍处于战争的状态。

  在欧洲看来,苏联处于地球的东边,而美国则在西边,所以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问题又可称为“东西问题”。“东西问题”不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问题,也是左右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问题。凡是赞同社会主义的个人和团体都称为“左翼”,而赞同资本主义的则称为“右翼”。左和右的区分为政治势力的划分提供了标准。

  

  2.从意识形态终结论到后现代理论的盛行

  

  率先从社会学角度对资本主义vs.共产主义这一20世纪主要范式提出异议的是丹尼尔•贝尔。他在《意识形态的终结》(Bell,1960)一书中指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终究要被“科学”所取代。现代社会正处于从意识形态向科学过渡的转折性时期。

  另一方面,塔尔科特•帕森斯在《社会类型》(Parsons,1966)等作品中,从“社会系统的进化”出发,提出了体制性差异正在逐步缩小,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终将趋同的主张。现代社会体系依托其先进的生产力及合理的官僚体制,获得了极高的适应能力。为了同时提高目标实现、整合以及文化模式的维持等其他功能的活动水准,适应功能的提升必须从根本上推进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仅就功能分化的合理系统而言,美国无疑走在世界的最前列。苏联尽管在程度上落后于美国,却同样可以纳入“现代社会系统”。至此,帕森斯将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体制性对立还原为一种现代性程度的差别。

   最初由经济学家提出的“后产业主义”(Post-Industrialism)认为,随着产业化程度的提高,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必将被克服,所有社会最终都将步入“高度产业社会”。但贝尔却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否定了“后产业主义”的主张。他指出,产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使人类逐步从以大规模机械生产为基础的工业化时代,进入以科学、信息和知识为中心的时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深化,使以产品的高效率生产为标志的“工业社会”逐步淘汰,取而代之出现了以知识与服务为核心的“后工业社会”。在贝尔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对立不过是前工业时代进入工业化时代的过程中,人们围绕着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产业化策略而展开的斗争。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这一对立本身便失去了现实意义。

  1960年代,弗朗索瓦•利奥塔将社会学与经济学领域出现的这一强劲思潮,放入哲学与文化理论的脉络中进行了重新解读。他在《后现代的条件》(Lyotard,1979)一书中,形象地描述了“后现代文化的到来”。也正是从那时起,原本仅作为建筑领域一个专业术语的“后现代”成了表征现代文化与社会特征的核心概念。

  利奥塔认为,在试图通过“自由”与“解放”等“宏大叙事”的断片来把握现代性问题方面,马克思与其对手启蒙主义•自由主义如出一辙。尽管根植于以“主体”概念为依据的“宏大叙事”的正当性,曾得到“现代”社会的广泛认同,但当代无疑是“宏大叙事”的信用丧失殆尽的时代。换言之,如今我们已经从“现代”跨入了此后的时代,即“后现代(现代之后)”。因此在利奥塔那里,无论马克思还是启蒙主义都统统被视为“现代”,并被打上了落后于时代的烙印。

  

  3.现代与后现代

  

  自1980年代起,后现代理论从文化层面延伸到了社会科学领域。现代与后现代的对比在所有领域里展开。哈桑的现代与后现代对照表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例子(见表)。

  

  19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与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众多学者将这一变化理解为一种超越“现代”的特有现象,并冠以“后现代”的称号。1980年代是社会学(诸社会科学)领域里,现代对后现代逐步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范式,并成为风靡一时理论的时代。1989年的“东欧革命”以及超级大国“苏联”的崩溃,成了预示现代终结的象征性事件。

  按照马克思的预言,资本主义终将因无法解决自身内部的矛盾而宣告失败,社会主义必将获得胜利。但在实践层面上,社会主义却并未取得预期的成功。而另一方面,“东欧革命”也不同于以往任何通过革命实现体制更替的模式。换言之,推动此次革命的动力并非来自“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对立与武力冲突,而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媒体的力量。电视和英特网等通讯手段的成熟,不仅使统治阶层的腐败行径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同时也将西方的生活方式传播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激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媒体的曝光和揭露使现行体制彻底丧失了合法性。显然,此次民众的反抗不是职业革命家和精英们煽动的结果。不仅如此,人民表达不满的方式也与以往截然不同,不是采取直接行动,而是以移民的方式。此类移民事件又通过国内外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进一步成为推动革命的动力。

  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被认为是最早从资本主义变迁的角度出发的后现代理论。社会科学领域内存在一种将资本主义变迁作为变动(variation)把握的学说。它主张后工业化=高度信息化不仅克服了以生产手段私有化和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的传统资本主义,同时也超越了社会主义。东欧革命是标志资本主义vs.社会主义终结、现代vs.后现代这一全新范式正式确立的决定性事件。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后现代是一种与现代截然不同的社会体制。社会学领域内与利奥塔持相同立场的除了贝尔的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理论以外,还有福柯的古典时期/现代的对比。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强调现代与后现代断裂性的后现代主义者本身也存在着意见分歧。利奥塔和福柯对后现代状况基本持肯定的态度。而贝尔则希望通过重新恢复现代机制来取代后现代。

  也有部分学者对后现代是否从真正意义上超越了现代持怀疑的态度。他们质疑道:如果后现代的确是一种与现代毫不相干的体制,那么它究竟来自何方?难道后现代不正是建立在现代之上的时代吗?不过,尽管这些学者都将后现代理解为现代的一种必然归结,但他们对待现代的态度却不尽相同。哈贝马斯和吉登斯对现代的可能性持乐观的态度。而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特奥多尔•W•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则着重强调现代的野蛮性。20世纪70、80年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展开了围绕着此类现代/后现代的激烈争论。

  目前为止,笔者一直用“现代”(modern)来表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共同特征,但英语中,现代一词经常是作为形容词出现的。例如,人们常用modern communication来表示运用文字的交流,或通过收音机及电影等电子媒介进行的大众传播。在此,modern communication指的是一种沟通的方式。而“现代(modern)的特征”则通常使用另一个单词——现代性(modernity)来表现。现代性可定义为“诞生于17世纪西方社会(特别是英国),并在19和20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产业革命以及城市化进程中被传遍整个世界的一种制度性结构”。

  只要留意一下美、英、法、德等发达国家形态各异的社会,我们便不难得出现代性具有各种不同表现形式的结论。为了用一种共通的普遍性原理或抽象理念来概括形态各异的现代性,人们发明了现代主义(modernism)一词。譬如有一种观点认为源自新教主义的“世俗禁欲主义”是贯穿于整个现代的一个基本特征(=现代主义•近代主义)。“现代主义”曾专门用来表示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种文学与艺术思潮,但近年来,其意义发生了改变并广泛运用于不同的领域。

  

  4.现代的进化带来的变化

  

  在20世纪最后的四分之一时间里,现代(modern, modernity, modernism)vs.后现代(postmodern, postmodernity, postmodernism)作为解读各种社会现象的一个基本框架,成了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内的支配性范式。后现代理论具有以下两大特征:

  首先,后现代理论试图将当代社会的“现代性变迁”置于时间的脉络中加以理解。现代产生于“前现代”,在支配了整整一个时代之后,又逐渐转向了“后现代”。现代就如同生命体,同样遵循诞生→成长→死亡的法则。而且其生存规律取决于现代的内部因素。换言之,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向是由现代内部的变化造成的。后现代的出现是现代特有的内部矛盾和冲突的必然结果。在这里,现代性变迁被解读为一种由各种内在变量的时间性因果关联产生的连锁反映。

  其次,后现代理论是一个根植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经验的变迁图式。它将欧美等国在文化、经济和政治领域内所发生的共同变化加以系统化,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有关社会变迁的理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后现代理论是欧美人针对自身的一种自我理解的尝试。他们希望通过对内部社会的考察,来理解自己的过去、展望未来。

  既然现代向后现代转向的变迁图式是一个抽象的框架,那么从理论上讲,应该可以超越欧美自身、成为适合于任何国家与地区的范式。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想要超出图式设计者所设想的范围使用此范式的话,就必须十分谨慎。因为一旦我们将这种转换理解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那么就会不自觉地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泥潭。发展中国家究竟在多大程度后上实现了后现代不能仅凭理论性演绎(可以精确推断)获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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