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 高卫民:探索宏观的新制度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00 次 更新时间:2008-06-25 09:5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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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 (进入专栏)   高卫民  

  

  【摘要】不同于主要发展中国家政治变迁的政治发展理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的中层性制度安排与政策产品的关系,因而西方学者将新制度主义定位为中层理论。其实,直接来源于制度变迁理论的新制度主义具有宏观理论属性。制度的分层性尤其是研究议程意味着新制度主义具有不同的属性。对于以观念、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为变量的宏观性制度分析框架,可用中国历史上的经典案例加以检验。

  [关键词]  新制度主义;制度变迁;中层理论;宏观理论

  [作者简介]  杨光斌: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高卫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由于我国社会科学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很容易受西方话语和范式的影响。有人在谈论学术方式和研究议程的规范化时,片面地认为就是在量化分析之上的案例研究,其实这只不过是行为主义多样化研究的一种套路。这是对西方社会科学的误读。在行为主义盛行时期,西方还有影响更大的施特劳斯、亨廷顿等一大批以思想研究和社会科学综合性研究为研究议程的社会科学家。何况,有时西方学者关于社会科学流派的定位本身就有问题,最近的例子就是作为显学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西方学者将其定位为中层理论。本文将揭示,西方学者对新制度主义的定位好比“盲人摸象”,实际上新制度主义具有宏观理论禀赋。在此基础上,本文建构了具有宏观—微观性质的制度分析框架,并用我国历史上的经典案例加以检验。

  

  一、新制度主义被定位为中层理论的原因

  

  新制度主义的中层理论定位缘于其起源和研究议程。在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主义主导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政治学的20 世纪50 年代至70年代,国家和制度等政治学中最重要的要素似乎成为无关紧要的东西,“经济人”和“个人偏好”成为政治学最为流行的话语,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就是“经济人”的个人偏好集,政治制度成为一种外生性变量,甚至不再是分析的变量。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所谓的“阿罗不可能定理”和“集体行动的逻辑”等代表性理性选择理论。根据“阿罗不可能定理”,个人偏好的差异所形成的多数意见的不稳定性决定了难以存在政治共识和稳定的立法[1 ] ;根据“集体行动的逻辑”,个体的“搭便车”本能决定了大集团行动的困境甚至不可能性。[ 2 ] 这些假设明显不符合政治常识,因为在历史和现实中,既有政治共识和稳定的立法,也有大集团的有力行动。于是,有些学者开始从事否定性或补全性研究。

  理性选择主义者把政治议题置于一个完全的真空状态,存在的条件只有个人选择,结果难以形成一般均衡或政治共识。但是,政治议题是多种变量互动的结果,常会因制度等因素而受到限制,致使某些特定个人偏好顺序无法出头,因而导致某种均衡的出现,这是所谓部分均衡。用薛布斯里( K. Shep sle) 的话来说,一个纯以偏好为导引的均衡难以寻得,但在某些制度限制下,我们可以发现由结构所导引的均衡。[3 ] 这样一种反思促成了政治学中所谓新制度主义的兴起,其中温格斯坦的研究很重要。在温格斯坦看来,现实中立法稳定的原因在于议员们为谋求稳定的多数出现而互相妥协,设计和创造出了一套新规则。这些规则包括:首先,特意安排出有利于某个议案胜出而获通过的议事制度。其次,在国会建立的由相关议员们参加的委员会制度赋予这些委员会具有“提出立法的权利”和“阻止他人提出议案进行投票表决的权利”,这样一种制度也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促进立法中稳定的多数的出现。最后,国会“允许以某些恰当形式把不同议案打包在一起”,以利于相关议员及其委员会联合起来互投赞成票,减少相互之间违约的成本,从而推动议案通过。温格斯坦继而认为,上述国会中的议员联合规则也适用于由多个偏好不同的党派组成的议会制联合政府中进行党派联合,从而组成稳定的联合政府。[4 ] 作为一个典型的理性选择主义者,温格斯坦将规则和制度嵌入个人偏好研究,形成了今天所谓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无疑认识到了制度的重要性,但是制度和个人偏好是什么样的关系? 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那里,核心概念依然是先天性个人偏好的行为假设、政治过程中的集体行动困境,用策略性行为即利益计算来解释制度对行为的影响。[5 ] 那么个人偏好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 理性选择制度学派将其在理论上“搁置”起来。[6 ] 在批评其理论缺陷的基础上,历史制度学派认为,除非相关情境,否则任何关于“个人偏好”和“自利行为”的假设都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历史制度学派和理性选择制度学派的一个核心差异在于偏好形成问题,前者将其看成是政治过程中各种因素互动的一个内生性变量,后者则认为它是既定的与其他因素无关的外生性变量。这里讨论的重点不是二者的差异,而是它们的共同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因为研究国会内部的规则与行为的关系而产生的,而国会内部规则显然是中观性甚至微观性制度。在理性选择制度学派中,尽管有人研究了政治制度发展[7 ] 和民主转型[8 ] 等重大问题,更多地似乎是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中层制度安排即各种利益集团与政策结果的关系问题。[ 9 ] 与理性选择主义相比较,历史制度学派则更多地将研究重点置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从政党制度到经济利益的结构如商业行会”等中层制度,认为中层制度可以调节宏观社会经济结构,是宏观结构的放大或缩小,便于理解宏观结构如何影响政治结果。通过关注这些政治生活的中层的制度特征,历史制度主义学派提供了“创造历史的人”和使人们得以创造历史的“环境”之间的理论桥梁,即把对个人行为和团体组织具体规则的微观制度研究与国家或跨国制度的宏观制度研究贯通起来。历史制度学派是典型的中层理论。[6 ]

  历史制度学派由斯考泼尔提出,而他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中运用阶级结构关系、国家自主性和国家间关系对中国革命、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进行比较研究[10 ] ,采用的是一种宏观理论路径。历史制度主义者借用斯考泼尔的话语而把自己称为“历史制度学派”[6 ] ,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历史制度学派”走了调。历史制度主义之所以被称为中层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主要是由于其研究议程决定的,即研究发达国家内部的制度安排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意义上,国家是一种无需研究的外生变量,因为资本主义革命已经确定了代议制民主和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但是,如果要研究制度变迁中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生和成长过程呢? 研究今天很多国家的民主转型与巩固呢? 国家结构变迁分析恐怕不是中层理论所能胜任的。和任何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议程决定了其理论定位。现代化理论和政治发展理论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国家建设这样的“重大问题”,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关系分析、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等宏大分析框架。今天,民族国家建设也是政治学的重大研究议程,宏大理论依然是必要的。事实上,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本身就具有宏大理论属性,只不过需要重新发现而已。

  

  二、制度变迁理论的宏观属性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尤其是其中的历史制度主义,直接来源于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11 ] ,历史制度主义的最重要的概念“路径依赖”是由诺斯提出来的。而诺斯的研究议程和方法论是什么呢?诺斯研究的主题是制度变迁,尤其是国家兴衰这样的“重大问题”( big questions) ,用他自己的话说,“人类历史中的一个关键疑难问题是,如何解释历史变迁路径差异甚大的原因,不同的社会是怎样分叉的? ⋯⋯穷国与富国之间、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甚至比过去曾经存在的差距更加拉大了。怎样解释这一差距?”[ 12 ] ( P8)

  为此,诺斯早期关注的是西方世界兴起中的国家兴衰[ 13 ] ,继而研究经济实力并不如法国的英国何以在争霸战争中打败法国[7 ] ,最近又特别关注苏联的兴衰[14 ] 。这些问题显然不是单独的一个学科所能解释的,更不要说经济学的一个流派了。制度变迁理论研究的主题决定了研究路径上的整合性社会科学方法,这些问题不是任何单一的学科所能回答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所以对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均有巨大影响,就是因为诺斯的研究是社会科学化的,而不是单一的经济学研究。诺斯理论的三大支柱即国家理论、产权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属性或主题上分别属于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领域。

  作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诺斯“将个人选择与制度对选择集合的制约结合起来,是使社会科学研究统一起来的重要一步”[12 ] ( P7) 。诺斯并没有专门论述他对社会科学研究是如何整合的,但其作品的这种同一性特点很明显。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诺斯特别强调引进意识形态对塑造人的行为的重要性,这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没有的。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诺斯又将意识形态和认知限制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与此同时,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相对价格(包括要素价格变化、信息成本、技术进步等) 和自利等基本假设也得到强调。

  诺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 毫无疑问,学者的转型首先是自己学习与认识的产物,但是更重要的是与智性发展(intelligent development) 有关。20 世纪初,一体化的社会科学开始了分工,正式形成今天的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但是到20 世纪60 年代,这种分工的界限开始松动,到70 年代开始出现学科融合的趋势。我认为,这种趋势的标志性成果是罗尔斯的《正义论》,罗尔斯关于正义的制度性主题的研究为其他社会科学奠定了共同的对话平台,那就是以“制度”为纽带的“社会科学脉络”(context of social science) 现象。罗尔斯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经济学领域。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史学派的诺斯率先引进了政治学中的国家理论和社会学中的文化研究。诺斯认为,作为权力主体的国家(政治学) 是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变量,而“文化迟滞”(cultural lag) (社会学) 也严重地影响着人的理性选择行为。诺斯的研究将旧制度主义带向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在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公共选择学派的布坎南将个人的理性选择引进公共政策分析后,更是全力以赴地建构罗尔斯式的“宪法经济学”,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选择制度、如何实施制度以及制度实施中的文化限制。[ 15 ] 由于“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影响,制度主义已经成为政治学、社会学甚至是国际关系学的共同话语和研究范式。

  诺斯和其他学者的研究大大地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路径的整合,但是并没有因此而形成能够解释社会变迁的一般性均衡理论,诺斯似乎在为此而继续努力。在《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中,诺斯进一步探讨了人类学习与认知能力在经济变迁中的作用,而学习和心智模式的建构无疑是基于个人和社会所积累下来的文化遗产,包括语言、记忆和由信仰、神话和行为方式所构成的象征储存系统。这样,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已经不再是新古典主义的了,而是完全的经济社会学了。诺斯的这种转变基于其对制度变迁的理解。在他看来,要理解经济、政治和社会变迁,就需要根本性地重新塑造我们的思维方式,不能只顾一点而不及其余,不能停留在经济层面来理解经济变迁;虽然很难形成一个一般性均衡理论来解释所有的制度变迁,但是如果我们对变迁过程的潜在性因素有所理解,就可能演绎出在整体性推进社会科学价值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关于变迁的有限性理论。[14 ]

  诺斯的研究议程和研究方法告诉我们,制度变迁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宏大理论,虽然其中穿插着微观要素的分析。诺斯的研究事实上代表了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趋向,那就是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结合,但是这种结合并不一定就是中观的理论,而是取决于其研究议程。也就是说,针对不同的研究议程,分析变量是可以取舍的,从而使理论本身具有不同的层次性。就学者的研究兴趣而言,无论是比较研究还是本国问题研究,首先都是因为本土关怀。到目前为止,无论是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还是历史制度学派,研究重点都是西方的制度变迁和现实中的政治经济关系,因而才出现所谓的“中层理论”之说。就中国的制度变迁而言,无论是历史上的事件分析还是现实中的社会转型研究,都离不开宏观理论,需要我们努力建立一种宏观性的制度分析框架。

  

  三、建构宏观—微观的制度分析框架

  

  我们曾经提出过用于分析中国政治发展的制度范式[16 ]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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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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