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崇义:求真守朴,道行天下——《二十世纪的中国》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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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崇义 (进入专栏)  

  

  余三生有幸,得为魏宏运先生首位博士弟子,厚承先生学业恩泽。因值先生八旬大寿,发起“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研讨会,于二00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在天津南开园举行。旨在弘扬尊师重道之传统、推进学术志业之发展。其时散居全球之魏门弟子近五十人,欢聚一堂、切磋学问。复得京津地区部分感念魏先生恩德之前辈故旧,亦闻讯前来助兴,共庆先生八十华诞,堪称盛事。收集于本集之论文,便是会议论文之改定稿。这些论文虽多为急就,却非应酬之作,而是严格遵守学术规范之学术探讨,内容涉及二十世纪中国之方方面面,举凡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外交,均有所论列,冀可弘扬先生道德文章于万一。

  时下芸芸学子负籍求学,多全为稻粱谋,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学人谋道之风大相径庭。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余当年克服生活习惯之不便,舍弃广州相对优裕舒适之条件,北上投奔魏门,既是为了学术上之神圣追求,也是为先生之道德文章所感召。

  论及魏先生厚德,最值得敬仰者,莫过于宽宏大度、与人为善。魏先生大学时代便是中共地下党员,是中共接管南开大学时屈指可数的党员干部之一、南开大学第一届党委委员。先生如稍有机心、善用权力机会,仕途会是相当宽广。在几十年各种运动的风风雨雨中,多少人都成了品德低下的官迷,至为机灵地捕捉一切机会整人邀功,以为进身之阶,士风之败坏实在不堪回首。然先生处此浊流,仍以其过人之沉毅,洁身自好、与人为善。先生柄政南开历史系二十多年,从未同流合污,乗机整人或落井下石,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保护被冤枉受陷害之同仁。结果因为不同流合污反而祸及自身,被人罗织罪名,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屡遭打击,受尽磨难。他在七十年代复出之后,却又宽大为怀、不计私仇,对迫害过他的人一概宽恕。于公于私,那些心术不正为非作歹的刁小奸人,是否都应受到宽恕,或有可议之处。然先生之待人处世,已近乎佛家之慈悲为怀。先生能如实宽宏大度,与他抵制官场诱惑之毅力有很大关系。吾国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历史长达几千年,官本位之传统根深蒂固、官本位之势力无处不在,唯毅力高超能够抗拒。魏先生从心底里厌恶官场之混浊,宁可抱朴守拙,将古来士子立功、立言、立德的三不朽理想都寄怀于学术追求之中。八十年代初,由魏先生出任南开大学副校长以执掌文科的呼声甚高,魏先生不为所动而坚守学术岗位。既能彻底藐视仕途,便有机会抵制相互倾扎的官场恶习而守持与人为善君子之风。\r

  余在中山大学读书工作期间,便常闻学界师友对魏先生之厚道赞不绝口。由于生活经历及知识结构相差甚巨,师徒之间见解本不可能完全一致。余之所以特别慕求厚道前辈为师,乃是因为余自幼接受家父示范,对厚道前辈素怀景仰。而于思想上则狂狷不羁,对正统素来不敬,常被目为异端。择师不谨,于学业必有大碍。魏先生宽宏大度,实令魏门弟子受益无穷。余之学业,能有今天之有限成就与发展,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先生的宽容与扶持,恩莫大焉。余于先生指导下所撰博士学位论文《罗素与中国》,与传统结论多有抵触、对学界前辈多有不得已之失敬,但先生秉学术自由平等之精神,按照君子成人之美而不强人之志此一原则来接纳。余于近年彻底摆脱旧有意识形态之理论和知识框架,以自由主义为安身立命之道与匡时救世之方,先生也依据道并行而不悖、青年人应有新思想等见解优容有加。余与先生相处多年,从未忌口,虽离经叛道、出言不逊,也屡被宽容。其实,魏先生乃性情中人,他饱经风霜、历尽劫难,内心世界至为丰富,只是不便尽言,鲜为人知而已。他在弟子们再三敦促之下,终于为八秩之庆而撰述自订年谱,简明扼要地将亲身经历形诸笔墨奉献士林。特别是文革罹难一段,感人至深,尤有价值。

  魏先生治学,则可以“求真守朴”四个字来概括。治史应当求真,本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国内学术界曾长期处于甚不正常之环境,为学术以外势力所左右,以“假、大、空”为基本特征之风派史学大行其道,曲学阿世、自欺欺人之风可谓举世滔滔。但人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先生从来不写大批判文章。先生在那种情形下尚能坚守朴实之底线,“君子有所不为”,光做到这一点就至为不易。在那些蒙昧主义大行其道的年头,随波逐流的大批判文章铺天盖地、几人能免?放在这一大背景中考察,魏先生治中国现代史,坚守求真守朴之特色,其垂示后学之风范,不可限量。追求朴实境界,意味着避开风头、避免正面交锋,没有雄奇,也少了刺激。但遵循这种学风,至少澄清基本史实、收集出版基本史料,有助于人们了解历史真相。魏先生数十年坚守学术第一线,著作等身。他主编的多种大部头史料集,如《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对学界同行功德无量。年逾古稀仍主持编撰国家重点教材《中国现代史》修订本及大部头多卷本《民国史纪事本末》和《民国史纪事本末》,于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基本建设”功勋卓著。

  于今回眸那个时代之学术,那些跟风起哄的种种“理论”探讨,时过景迁,只配当茶余饭后之笑料。疏理历史事实及其来龙去脉之实证研究,却是造福后人之实绩。能够坚守常识底线,而不被那些包装有精致粗糙之分但实质上都只是精神垃圾的种种“理论”之风吹得晕头转向,从理论角度说,并非平常功力。在疯狂的年代,有所不为更显英雄本色。魏先生主持编撰的《中国现代史稿》于一九八0年出版,率先突破党史、革命史的框架,绝非偶然。正是因为魏先生长期坚持求真守朴之学风,才会捷足先登,率先把握机会,力使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摆脱政治的全面束缚而成为相对独立的一门学问。古人将著书立说称为名山事业,往往要求人们争百世而不争一时,非跟风起哄之辈可成大事。

  吾国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现代史本是中国现代化之历史。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各领域之进步,成本最低之途径当然是向捷足先登的现代化成功典范学习看齐。包括史学在内的中国学术之发达,亦以与人类主流文明接轨为正道。进入全球化时代,人类一体化的过程在日益加快,中国与主流文明国家进行充分学术交往之意义更为重大。若坐井观天,狂发井蛙之见而自以为举世罕见,适足以贻笑世人。

  对于培养全球视野与全人类眼光,魏先生那一辈学人中,学贯中西之罗荣渠前辈用力最巨、斩获最多。魏先生是中国现代史学界最早走出国门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一位。二十年来风尘仆仆,足迹踏遍四大洲几十个国家,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为中国现代史研究开拓视野立下汗马功劳,余及魏门其他弟子得益良多。魏提倡多学科结合、特别是以社会学方法治史,大行田野调查之风,与西方世界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接轨。正是遵循这些种理论和方法,部分魏门弟子的博士论文以其扎实和富由新意而获得学界佳评。

  魏先生之著述风格,也以朴实见长。余素信“是真佛只说平常话”,将高深学问平实道出,乃很高之境界。相反,故弄玄虚,往往是因为学养不足或修行有限。不少学界中人,缺乏基本的学术真诚与谦恭,或者是没有阅读域外原著的知识和外文修养,连基本概念都没有掌握,就到处作出“学贯中西“的姿态大显神通,袭用一些半生不熟的概念将本来浅显易懂的事情搅得云雾缭绕;或者是古文都没懂几句,摆弄几下小儿科的考据功夫,就不知天高地厚,想冒充“国学大师。如此种种,实难免欺世盗名之嫌。魏先生行文著述,不刻意雕琢,而是力求简练平实,足可为故弄玄虚者鉴。

  学术之发展,讲求创新,也注重传承。魏先生之学术成果暨嘉风懿范,我等弟子自当揭诚传诸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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