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允仁:灾难在何种意义上才会促成国家的进步

——对举国动员体制和抗灾文化的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47 次 更新时间:2008-06-23 11:5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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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允仁  

  

  对于“多难兴邦”这样一个流俗的说法,作者在内心里一直并不是那么认同。灾难就是灾难,灾难对于受到灾难伤害的个体来说是一个悲剧,意味着他作为个体生命的最为珍贵的价值,受到了无可换回的损害。正是灾难的这种无可逆转和挽回的悲剧性,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激发起我们作为脆弱的易受伤害的个体生命对同样的生命的真挚的同情。而所有热切地想要将“坏事”转变为“好事”,要用灾难来激发“民族精神”的高亢话语,似乎都有着某种用国家民族的宏大的集体叙事,来压倒和遮蔽基于本真内在体验的个体叙事的嫌疑,从而无助于我们在一种纯净的悼念中来思考,灾难究竟毁灭和夺走了怎样一些我们所珍爱的价值。

  那么,不是站在受灾难伤害的个体的立场上,而是站在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某种集体主义的视域中来看,“多难”是否一定会有利于“兴邦”呢?我们知道,“邦”者,“国家”也,是我们脆弱的个体为了免受伤害的目的而构建起来的政治共同体,那么,遭受巨大的自然灾害的创伤,是否一定会促进国家的进步、成长和强壮呢?

  确实,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人性中光辉的一面有机会得以闪耀,使我们获得了在庸常的生活中无法获得的感动,但是,灾难同时也激发了人性中黑暗和邪恶的一面,而且,不管是人性中的美好还是黑暗的这种强烈显现都是短暂的,它们很快都会退隐到平庸的日常生活中去,谈不上对整个国家的存在方式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灾难也确实增加了人们相互间的共通感。在哀悼日,我们看到有无数人在那儿异口同声地振臂高呼:“中国加油!”,“中国人是不可战胜的!”不少80后、90后的青年人为此深受鼓舞,他们相信,这样的万众一心的场面,是中国将要崛起的征兆。但45岁以上的人则普遍地对这样“感人”的场面有着极强的免疫力,因为,在反右、大跃进和文革中,在党领导的各项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他们曾经投身和陶醉在比此热烈百倍的广场效应之中。

  极左革命导致的惨祸(这样的人祸的惨烈程度,要超出汶川地震的几十倍、几百倍)告诉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健康成长,不在于营造万众一心的炽烈的广场效应,这样狂热的场面除了能够给呼叫口号的群众带来某种心理上的强壮感之外,与国家的真正的强大和坚固毫无关系。相反,它很容易因为非理性的冲动,给整个民族带来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巨灾大难。

  一个国家的坚固和强壮,不在于它有能力煽动各种非理性的狂热,有能力营造群众在广场上的当下的共通感,而在于它能否将自己建基在人与人之间永恒存在的先天法理的磐石之上,在于它能否使自己的每一个行为都是出于保护公民权利的需要,从而获得公民的理性认同。

  就如王石先生所说的,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国家。史书显示,每一次重大的自然灾害都会引发一些我们早已十分熟悉的情景:总会有一些官员为了“稳定”和省事,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而竭力掩盖灾情;另一些官员则不惜丢乌纱帽也要将百姓的痛苦达于上听。有一些皇帝会因灾害而反省自己的行为,下罪己诏;另一些皇帝则会因大臣报告了坏消息而惩罚他们。但不管如何,每一次大灾,政府总是或多或少地会赈济灾民,因此,每一次大灾最后都会以对皇恩浩荡的赞歌作为终结。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不到国家的根本制度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进步。(即便有时大灾引发的民怨导致了改朝换代,同样在政治上没有带来任何新东西。)

  当然,一个国家的自然灾害频发,久而久之自然会对它的政治文化产生某种特定的影响。有些历史学家就将古代中国文明称为治水文明,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基本政治形式:君主集权的大一统国家,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动员和集结人力,来治理定期泛滥的黄河的过程中形成。确实,对于居住在大河流域的农业社会中的人民来说,对周期性发生的将会彻底冲毁他们的庄稼和房屋的洪水的恐惧,无疑将会成为其最深刻的生存恐惧之一。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抗灾文化与权利文化的核心区别之所在。人之所以要结成某种政治共同体的目的,是因为人作为个体存在的脆弱性和易受伤害的特征,在这一点上,两者是相同的,但是,在判断伤害个体的主要危险来自哪里这个问题上,两者则出现了重要的分歧。在抗灾文化看来,这种伤害我们的危险性主要来自于外部的自然灾害(或者是外族入侵,在面对外族入侵时,抗灾文化就成为抗战文化,这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为了应对这样的来自外部的危险,人们必须团结起来,必须将自己完全彻底地交给一个统一高效的权力中心支配,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效果。

  而对最早发源于欧洲,最后成为宪政政治基石的权利文化来说,伤害我们每一个敏感和脆弱的个体的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共同体的外部,而是来自共同体的内部,来自于先天地具有有罪性和有限性的我们自身。对我们每一个个体来说,政治上最大的危险性来自于跟我们有着完全相同的本性的他人和由人所构成的组织。从权利文化的视域中看出来,这种伤害我们的危险性,不仅仅来自社会中的陌生人,它更可能来自熟人,来自于和我们朝夕相处的亲人,来自于在组织中有权力支配我们的上司和领导,而这个社会中最危险的存在者,无疑是那些垄断着暴力的使用权的人,即在传统的政治文化中被歌颂和膜拜的政治领袖。

  因此,和抗灾(战)文化截然不同,权利文化降低危险性的方式,不是号召人们不分你我地抱成一团,以提高和某种外敌作战的整体战斗力,而是,在你的权利和我的权利之间不断地划分出更清晰的界限,不断地去形成更加细致的制度性规则,并用整个社会的强制力去支持这些规则,以保护个体的权利免受他人的伤害,免受由人构建的各种社会性组织的伤害。

  一支文明的真实的生存处境,无疑会对其政治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假如它处在人类尚未征服自然的前工业文明阶段,又处在自然灾害多发和易受外族入侵的环境中,它就很容易产生抱团的抗灾(战)文化。反之,当一支文明完成了征服自然的工业革命,而其当下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又没有紧迫的外族入侵的危险的话,那么,正是它目光向内,发展权利文化的最好的契机。

  假如说,我们将制度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不断地更明晰更细致地划定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的政治文化称为宪政政治,那么,一种举国动员,不惜一切代价地将全社会的人力物力集结到一个权力中心的统一支配之下,以紧急应对某种外来危险的政治体制,也可以被称为极权政治。

  众所周知,以党国合一的体制构建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属于后者。这个体制的运作逻辑和精神特征,集中地体现在它的国歌之中: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这段由田汉写于1930年代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作为那个全民抗战年代的时代精神的集中反映,确实是雄浑感人,字字珠玑。但是,在共产党的主导下,将它由电影的主题曲上升为国歌,将集结一支义勇军,集结一支战争敢死队的逻辑,变为构建整个国家的逻辑时,致命的偏颇就发生了。

  我们看到,这段歌词中,用了四个“起来!”,四个“前进!”,最后,还要再加一个“进”。在国歌中,这本来就是借用自《国际歌》的“起来”二字,在激昂的旋律中的反复咏唱,变成了党对每个国民的一次次无法抵御的召唤和鼓动,而党集结人民的理由是,我们已经遭遇了威胁民族生存的死敌。于是,将所有的个体凝结成一个统一的集体,面向一个共同敌人的“万众一心”的集体性存在,变成了党国体制下中国人民的基本存在方式。[1]

  举国动员体制要求国民交出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财产,而且是他们的“血肉”,不仅仅是他们的“血肉”,而且是他们的整个灵魂。因为,既然要求“万众一心”,那么,谁有了“二心”,就成了异端,自然而然地成为整肃和消灭的对象。这样一种体制要能够存在的关键,就是需要有足以威胁民族生存的敌人,而指明和制造敌人的任务,则由党,更准确地说是由党的领袖来担当。

  这样的敌人,可以是敌对的政治党派(在镇压反革命中消灭的国民党反动派);可以是阶级的敌人(三大改造);可以是民族的敌人(如抗美援朝时的美国);可以是和党有“二心”的知识分子群体(反右);可以是党内路线斗争中的失败者(如文革中的刘、邓);这个敌人有时也可以是大自然(如在大跃进运动中)。

  在每一次对人民的集结和动员中,党都将所指的敌人塑造成整个民族的死敌和恶魔。而在这样的体制中生活了30年后,许多人(包括这个体制中的上层人士)终于开始领悟到,对我们生活在这个体制中的每个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原来并不是党所指的那些敌人,而恰恰是这个时时要求所有的人交出自己的“血肉”和灵魂的体制本身。这一点,仅在毛泽东发动的和大自然搏斗的大跃进中,就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在这场完全由人为因素导致的大饥饿中,导致了3000多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仅四川一省的死亡人数就十数倍于汶川地震的死亡总数。

  正是,基于对这样的举国动员的极权体制的危险性的认识,才有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30年,从总体上看,是法制建设和权利文化渐进生长的过程。目前,中华民族已经初步完成了工业革命,从紧迫的匮乏性压力下初步摆脱出来,从国际政治情势来看,又不存在危及民族生存的重大危险,本来应该正是进一步实行宪政化改革的最好时机。

  但是,由于执政党依然没有完成政治哲学上的根本转型;由于时光的流逝,从反右到文革,亲身受过极权政治的伤害,因而对其危险性有着切肤之痛的一代人正在逐渐地从社会中退隐;也由于经济上长期以来的高速增长给整个民族带来的某种虚骄之气。极权政治的文化基因,仿佛通过隔代遗传的方式,从隐性的转变为显性的,在执政党和整个社会的肌体内又开始活跃起来。

  执政党和他的领袖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又开始像毛泽东时代那样竭力追求那些虚骄的象征性价值,开始热衷于营造万众一心的广场效应,好让自己和全国人民都陶醉在里面。于是,奥运就像“大跃进”一样,被营造成一次全民族的集体狂欢和精神升华,奥运火炬也被党的领袖主观地赋予了神性的价值,而成了所谓的象征着民族崛起的“圣火”。[2]

  这把在举国动员办奥运的过程中升起的“圣火”,让我们不由联想到50年前在中国上空高高飘扬的“三面红旗”。神圣的旗帜必然塑造绝对的敌人,就像毛泽东将“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当作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必由之路,彻底圣化之后,不可避免地就塑造了反对“三面红旗”的“资产阶级右派”一样,奥运火炬一旦被神化为象征大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圣火”,合乎逻辑地它就开始塑造自己的敌人。

  它的敌人,首先自然是通过示威游行的方式,要求更多的信仰自由和政治自治权的藏人,因为他们试图以“亵渎圣火”的方式,让全世界人关注他们的诉求。于是,党的领袖做出了决断:西藏问题不是民族问题,不是宗教问题,也不是人权问题,而是, 我们和达赖集团之间,分裂祖国和捍卫祖国统一之间的斗争。众所周知,在目前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分裂祖国的敌人就是“死敌”,现任“驻藏大臣”将话说得更加直白:“达赖是一只披着袈裟的豺狼,人面兽心的恶魔!”[3]

  在举国动员体制下,领袖一旦指明了不属于人类的“死敌”之后,下面自然而然地就是举全国之力和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根据“人民民主专政理论”,针对这样的人民的“死敌”,就必须动用列宁所说的不受任何法律规则约束的“专政”手段来加以果断的镇压[4]。然而,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这一套我们长期以来自以为庄严神圣的政治哲学的理念,和自认为天经地义、理直气壮的使用国家暴力的逻辑,却使全世界几乎所有发达的民主国家都跳了起来,刹那间,从欧洲,到美国,到澳洲,一直到日本、印度这样的亚洲大国,一个就西藏问题向中国提出抗议和质询的全球性的价值观联盟出现了。党眼中的“豺狼”和“恶魔”,顿时成为各国领袖争相邀请和接待的上宾,成为全球最耀眼的政治明星,而我们经过人为的圣化之后,主观认定已承载着民族复兴重任的奥运,恰恰为世界各国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求我们反省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行为,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抓手。

  针对这样一个突然显现的松散的价值观联盟,针对奥运火炬在民主国家中传递时出现的示威和抗议,特别是在法国多次被抢夺的经历,党的领袖再次做出了敌情判断:最近发生在法国的事情(除了亵渎承载中华民族复兴希望的“圣火”之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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