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资格，一般是指从事某种活动所应具备的条件、身份。中国社会是一个缺乏自由、平等传统的社会，特别重视身份、地位，因而资格就显得特别重要。那么，批评也需要某种资格吗？或者换一种说法，什么人才有资格指出缺点错误呢？
从理论上说，批评需要某种资格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说过：“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里说的是“不管是什么人”，也就是所有的人都有资格“批评指出”。然而，在实践当中，批评需要某种资格的潜规则还是无处不在。择其要者，这类潜规则可以称之为“三不可”。
其一，卑幼不可批评尊长。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历来强调“孝子不非其亲”（《韩非子．忠孝》）。因为“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至尊的话，绝对地，永远地正确。“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鲁迅：《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在家庭的“一言堂”中，家人是不能与家长争辩是非曲直的。因为“子之于父，弟之于兄，犹卒伍之与将帅，胥吏之与官曹，奴婢之与雇主，不可相视为朋辈，事事欲论曲直。”（袁采：《袁氏世范》）如果家长的言行有明显的错误怎么办呢？可以从家族的利益出发进行“几谏”（非常轻微、婉转地进言相劝）。《论语．里仁篇》中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礼记．内则》中说：“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司马光在《家范》中引述封建礼教经典说：“父母有过，谏而不逆。……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对于为什么要谏，《家范》中说：“谏诸内，隐诸外者也。”这就是说，谏的目的是为了隐家长之恶，谏的范围是有限的，只能在家内进行；谏的方式必须十分讲究，必须低声下气；而不论谏的结果如何，都必须“起敬起孝”，最后还是要听家长的。家长“若以曲理加之（假如家长强词夺理），子弟尤当顺受而不当辩。”（《袁氏世范》）至于“子孙受长上诃责，不论是非，但当俯首默受，毋得分理。”（郑太和：《郑氏规范.》）在夫妻关系中，因为丈夫是一家之主，妻子必须绝对服从。封建时代丈夫休妻有所谓“七出”，其中第六出就是“口多言”。这里的“多言”大约也是批评一类的话，因为好话是人人爱听的。“口多言”成了休妻的理由，可见妻子是没有资格批评丈夫的。
其二，下级不可批评上级。
三国时期，曹操发兵宛城时规定：“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这样，骑马的士卒都下马，仔细地扶麦而过。可是，曹操本人的马却因受惊而践踏了麦田。他很严肃地让执法的官员为自己定罪。执法官对照《春秋》上的道理，认为不能处罚担任尊贵职务的人。曹操认为：自己制定法令，自己却违反，怎么取信于军？即使我是全军统帅，也应受到一定的处罚。他拿起剑割下头发，传示三军：“丞相踏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在这一则千古传诵的“割发代首”故事里面，曹孟德先生的自我批评精神固然令人钦佩，而执法官的绝顶聪明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双方联手导演了一出双赢的精彩大戏。试想，假如执法官真的要给曹丞相定罪，那么，割下的将不一定是曹操的头发，却很有可能是执法官的首级。大量事实证明，不了解这一层奥妙的人，肯定是要倒霉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跃进”的错误是众所周知的不争的事实。然而，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因对“大跃进”中的错误提出批评，结果却被打成反党集团。当然，“反击”的说辞不会是彭德怀等人没有批评的资格，而是说他们的批评不符合事实，是代表资产阶级向党猖狂进攻，因而必须坚决粉碎。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按理说人人都有批评的资格。其实不然。批评仅仅适用于上级对下级以及平级之间，领导有缺点错误是批评不得的，只能等待他自己的良心发现，作一点自我批评。
其三，外国人不可批评中国。
1972年，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应中国政府邀请拍摄纪录片《中国》。本来对中国的美景有着美好向往的他想把这部纪录片拍成风景纪录和大场面纪实，但是看到当时真实的中国之后，他决定把摄像机对准一个个中国基层的民众。纪录片《中国》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拍摄于北京，展示了一个小学的学生们、城市的老区、使用针灸技术的剖腹产手术，还有一个棉纺厂及其工人等。第二部分参观了林县的红旗渠，还有河南的集体农庄，以及古城苏州和南京。最后一部分拍摄的是上海的码头和工厂。这其实是一部全无敌意的纪录片，然而却遭到了中国人的口诛笔伐。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文章说：“他的中国之行，不是为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更不是为了增进中意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是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敌意，采取别有用心的、十分卑劣的手法，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专门搜罗可以用来污蔑攻击中国的材料，以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在他拍摄的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影片中，根本没有反映我们伟大祖国的新事物、新气象、新面貌，而是把大量经过恶意歪曲了的场面和镜头集中起来，攻击我国领导人，丑化社会主义新中国，诽谤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侮辱我国人民。任何稍有民族自尊的中国人，看了这部影片，都不能不感到极大愤慨。如果容忍这样的影片在世界上招摇撞骗，那就等于承认任意侮辱中国人民的反动宣传是正当的行为，那就是向国际反动派的反华挑衅投降。我们要彻底揭露和批判这部影片的反革命实质，回答国际反动派对中国人民的挑战。”从此，批判活动从北京席卷到全国，持续了将近一年。安东尼奥尼的名字甚至被编进了儿歌之中：“气死安东尼奥尼，五洲四海红旗飘。”这样一种无中生有，强词夺理的所谓批判，直到今天仍没有绝迹，只是说辞变成了“西方敌对势力”，企图对中国实行“分化、西化”云云。可见，连请上门的朋友都不允许出于善意指出缺点，那么，其他的外国人就更没有资格对中国说三道四了。
中国有句古语：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局者指下棋的人，旁观者指看棋的人。比喻当事人往往因为对利害得失的考虑太多，认识不全面，反而不及旁观的人看得清楚。正因为如此，唐朝人魏征才发出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忠告。在现代法治社会里，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已经是基本常识。当今的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不应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专利，而当是全体人民应当享有的公民权利。
（2008年6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