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乐:反思“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06 次 更新时间:2008-06-17 00: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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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乐  

  

  长期以来,无论是在正规的教科书中,还是在正式的会议决议或文件中,中国的教育目的都被表述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表述历时数十年,至今仍然是教育文件及政策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概念。然而,在近年来对某些教育不良现象的研究中,作者却发现当前诸多教育弊端产生的根源,恰恰缘自于对教育功能的片面认识,其中一个重要的误区就是“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这种误识使教育偏离了以培育善良、正直、理性、高尚、自由为基础的健全人格的教育方向,从整体上影响了教育的价值取向。

  

  一、解析“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

  

  “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思想,表达的其实是一种政治需要。其中的“接班人”和“建设者”概念,也是一种政治性目标。该教育目的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必须以培养继承、发扬、传播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接班人”为教育的唯一目标。20世纪80年代初,时值改革开放之始,该教育目的依据的理论基础曾被质疑。但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该目的又成为教育领域的指导思想。然而,由于教育的基本形态及活动机制已发生变化,由国家主导的教育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教育的主体地位,肯定了教育的经济利益诉求,“接班人”目的对教育的影响有所减弱。上世纪90年代末,教育领域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占据了主导地位,经济功利主义已成为教育的实质性活动核心,导致教育目的在迷失于政治功利之后又迷失于经济功利之中,使教育沦为灵魂空虚的精神流浪者,倍受社会指责和诟病。对于教育方向的迷失原因,作者拟通过对教育目的概念及精神主旨的分析来陈述。

  1、关于“革命”的概念

  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育目的中,“革命”为其核心概念。然而,该目的中所指称的“革命”内涵是什么?教育者怎样贯彻和弘扬“革命”的主旨,则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对此,概念的提出者虽有宏伟理论加以叙述,但对于讲授者而言,“革命”概念在社会现实活动中却处于变动不定的状态,讲授者往往无所适从。

  对“革命”一词,经典的解释是中共领袖毛泽东那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写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这表明,在“革命”的概念中,包含了造反、暴动、推翻对方统治、夺取对方政权等意识和思想。而“革命”在中国现代史中最经典的诠释,就是由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武装斗争。那么,教育要培养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否就是这种具有造反精神、坚持武装斗争道路、以“革命”理想为精神主旨的“革命”战士呢?他们是否要象革命导师要求的那样,在思想上信仰“革命”,忠诚“革命”;在行动上敢于“革命”,勇于“革命”;对敌人要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呢?

  显而易见,这样的教育目的在政治家的思想逻辑上固然可以理解,但是,在国家处于和平统一、政治稳定、特别是革命者转化为执政者且成为国家的领导核心以后,是否还应该倡导这样的教育目的则有待商榷。因为如果“革命”的定义没有变化,并且强调要“年年讲,月月讲”,体现“革命”主旨的阶级斗争,那就会造成理论上的教育目的与本真的教育本质之间的逻辑矛盾。“革命”的阶级斗争性质要求“接班人”应该是继承和发扬革命精神的斗士,是能够对敌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革命战士”,他们要能够为“革命”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亲情、友情、爱情,包括理想、尊严、权利,甚至于自己的思想和灵魂。而本真的教育却要求受教育者应该接受科学的理论和知识,接受文化和知识中内蕴的科学精神、文化品格修养和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的价值观念,独立思考、大胆质疑、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学习意识和精神,宽容、善良、理智、通达的气质和胸怀,并养成文明、理性、智慧、高尚、不迷信、不盲从、不随波逐流、有主见、负责任的人格。二者相较,可见教育目的体现的是人类社会中普世性的目标和标准,注重的是普通人心智和能力的正常发展;而“革命”则体现的是社会中部分特殊人群的特征,反映的是社会在某一个时期的特殊性需要,是政治需要的“革命接班人”标准,与教育在长期历史积淀中形成的目的和宗旨具有明显差异,两者难以相通并有机融合。

  由于“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理论张扬的是政治功利主义的思想和意识,显现的是一种片面化的情绪和胸怀,这种思想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如共产党夺取政权阶段可能是合理的。中国现在已进入现代化建设时期,“接班人”这一目标过于狭窄和具体,容易造成教育生态的失衡。而强调阶级斗争,强调为了“革命”的利益而培养“接班人”的教育模式,会使学生在“革命化”的过程中变成缺乏正常人品格和情感的“半面人”。中国在20世纪“文革”中许多红卫兵残暴对待他们的老师、父母、亲朋的恶劣行径,就是对学生实施“革命接班人”教育结果的形象注释。难道还能将教育的目的确定为这样的标准吗?

  另外,对于作为教育目的理论核心概念的“革命”的理解和评价,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和意义。作者尊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一些期望社会进步的人们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选择和努力,也承认“革命”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中是推动社会快速发展和进步的一种方式。然而,诉诸历史和文化理性,笔者不得不指出,人们在肯定和张扬“革命”的意义和作用的时候,也应该明白这样的道理:

  其一,一般情况下,“革命”的代价是极其昂贵和沉重的。每一次社会革命的胜利,往往是用革命者及其他社会成员的生命、家庭幸福和安宁、社会的大量物质财富、社会相对稳定的经济秩序、道德秩序、文化秩序的颠覆为代价的。革命后的恢复与建设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与之伴随的往往是物质匮乏、社会秩序混乱、人们精神消沉的荒凉时光。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设若采取“议会道路”的形式,以和平的方式代替暴力革命,社会进步的代价就会小得多。这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人们普遍认同和支持和平方式、反对暴力方式的主要原因。

  其二,“革命”成功以后,革命者往往延续和发扬“革命”精神,以此思路治国与维护政权稳定。比如以“革命”的逻辑建立国体、制定制度,从事日常的社会管理――即所谓“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从而使“革命”的性质异化,使革命者转化成自己的反面,成为自己当初意欲推翻的专制者,也成为别人革命的对象。

  因此,革命者取得革命胜利之后,必须从革命的逻辑和惯性中走出,完成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换。他们作为现代国家的领导者,应该意识到自身已经不是“革命”时期的“革命阶级”的代表,而是组成“共和国”的全体人民的代表。他们合法性的基础应该来自于人民的授权;他们服务的对象也应该是这个国家中的全体人民,不应该只是自己所属的群体,不应该只是曾经与自己共同奋斗过的“同志们”;他们维护的社会原则应该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此时应该警惕的是,政府及执政党不能再延续夺权时期的思想和观念,亦即把国家看成是自己的战利品,看成是胜利者们的私有财产,并把国家看成是阶级镇压的工具。不能为了保证一些集团的既得利益,便将对反对者的镇压和压制作为一种基本国策而长期推行,从而将国内的人民分为不同的等级,形成另一种人压迫人的社会。教育作为社会公器及一个国家延续文化的专门性事业,培养的目标应该是秉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现代国家观念的国家公民,不应该是属于某一党或某一派的“革命者及其接班人”。

  其三,由于“革命”强调的是专政、剥夺、压制,而不是宽容、尊重、民主,因此,以造反及专政为宗旨的革命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必然会使用剥夺他人政治或经济权利、伤害别人的人格、身体甚至剥夺生命等残酷手段。这在战争时期或许是必要的,但在和平年代则是不可取的,它会使社会退回到革命前的阶级对立时代,形成“以暴易暴”、“改朝换代”的循环逻辑。这种现象曾经在1949年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反复出现,在“文革”中更是发展到极致,以至于造成国家主席被整死、千百万无辜百姓家破人亡的惨剧。可以说,就是由于这种“革命”教育养大了“喝狼奶”长大的一代人,这些人青少年时期正逢“文革”,他们以“革命”名义批斗、殴打甚至残害自己的老师,且心安理得。这种人心理状态的形成,不能不归咎于这种“革命接班人”教育。这一惨痛教训应成为教育思想革新的契机,使当局者认真反思教育目的,廓清教育目的上的误识,使教育奠基在理性、文明的基础上。否则,在这种“革命”教育下,只会培养出一些为了利益而六亲不认、崇尚野蛮和暴力的人。现实生活中,中国有许多名义上受过教育、但却心灵冷漠、唯利是图、责任心缺失的人,就是这种假“革命”之名、行利己之实的功利主义教育意识的产物。

  2、关于“无产阶级”的概念

  中国教育被确定“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个提法后来虽然转化为“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但其政治内涵并没有改变。然而,教育应该只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吗?应该只“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吗?这种提法在理论上能够成立吗?

  1949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的土壤中,并没有成长起一个纯粹的无产阶级,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可以说是来自农村的贫苦农民。所以,中国并未发生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只是发生过以农民为主体的、推翻国民党统治的社会革命。随着这种革命的胜利,原来处于被统治位置的农民及城市无产者转变为名义上的统治阶级。这时面临的问题是继续革命还是改变方向,从事经济建设。此时如果选择革命,则必须解决革命的对象是谁,革命的目的是什么,革命的主体是谁等问题。特别是如何处理革命与社会稳定、文化发展、社会和谐、文明建国的关系,如何能够在革命的同时保证国家的全面发展,如何兑现当初发动革命时宣示的“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革命目标等问题。如果不选择革命,那就要对革命概念重新定义,就要解决革命者转变为建设者、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革命队伍中的同志转变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公民等问题。这些问题显然是制定教育目的之人必须十分明了的,否则,教育目的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目标可能就成为在实践上难以操作的假问题。

  考诸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可知执政集团的主流意识是这样的:在取得对国民党斗争的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继续革命的方针,只是革命的对象已变得十分模糊。其时的“革命对象”涉及面极广,有原来界线分明的“国民党反动派”转变而来的许多群体,其中包括原来的“同盟军”、甚至是“同志”的一些人。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革命对象”也在不断变化之中,既有“残留的统治阶级”,也有“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直至“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当中既有处于社会上层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又有处于社会底层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许多原来属于革命者的人,后来又被作为“革命对象”打倒。

  “继续革命”对“革命对象”的打击和影响范围也远远超过了组织者的预想。比如:“反右运动”震慑和影响到所有知识分子的心理及处世态度,许多1949年以前成就卓著的作家,1949年以后几乎没有任何象话的作品;“文革”影响到相当多学生的人生态度及人生道路,造成几乎一代人的教育缺失及教育的全面瘫痪;“大跃进及人民公社运动”影响到所有农民的生活水平及农村组织的品质,使守着土地的农民却缺乏粮食;“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影响到相当多的干部,使他们再也不敢象彭德怀那样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直率地批评盲目冒进、弄虚作假、浮夸风等不良现象,甚至于在公开场合不敢说真话。革命的方式则由预期的思想斗争发展到身体伤害和组织处理直至刑事处罚与株连家属。更有甚者,有的人竟因为发表不同看法而被判处死刑,因言丧命,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由于一直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特征的革命方针,所以在1949至1978年将近30年当中,中国的政治运动几乎未曾间断过,人们一直处于思想混乱和精神紧张的状态,无法安心工作,国内工农业生产的水平极低,致使数亿农民吃不饱饭,民众日常生活消费品要依靠票证限量购买,生活极度贫困。这样的“革命”有意义吗?这样的“革命”还要继续进行吗?教育应该为这样的“革命”培养接班人吗?

  3、关于“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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