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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陕北插队的时候，见到村里的老乡保留着乡间特有的生活秩序、礼仪规范，很是惊讶。当时我不知道他们怎样创造了它，亦不知道他们何以能将它代代相传，任何令人难以想象的贫困和骤烈的政治风雨都没有使它有丝毫的改变。这的确令人不可思议。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文化。
其实文化常常是不诉诸于文字的。农村文化是一种民风，一种乡俗，一种所谓的“规矩”，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文化意义上的乡村社会。在社会中生活的人，既是这种文化的创造者，又是继承者和传播者。所以，那些爱唱民歌、爱讲诨笑话的人，都是一些代表某种地域文化的人。你绝对不要轻视这样的人。这和曹谷溪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我只是想藉此引申一下。
谷溪是一个锲而不舍的诗人。锲而不舍的诗人和诗人不是同一个概念：诗人就是诗人，而锲而不舍的诗人如果不锲而不舍就不是了诗人，这是极重要的一个区别。换一句话说，那些功成名就盘踞诗坛的诗人不写诗也仍然是诗人，而曹谷溪不写诗就不会被认为是一个诗人。两相比较，你又会突然发现这不对——不写诗的人恐怕不能叫诗人，写不出好诗的人也不能叫诗人，真正的诗人应当是那些写诗并把诗写得很好的人，尤其是那些锲而不舍地写好诗的人。这样说来，谷溪毫无疑问就是一个诗人，并且是一个很好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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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文学，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文学家。延安，倘若把它作为一个地域考察，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在这块土地上文学很昌盛。这里有一帮人，早早就被文学迷醉了，赌咒发誓说要如何如何。正是这样一些人，至少是他们在延安进行文学远征之时，给延安创造了文学的息息不断的脉流。文学因为这些人成为延安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必然因素，成为人们的记忆历史。现在你再来说延安这块地方近二十年的历史演进，已经避不开这些人了。这实际上就是我在上面说到的那种现象：这些人有意无意成为了文化发展链条中的一环，他们一旦作为一种存在出现在那里，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改变它了。
所以，我对谷溪一直很敬重。我想我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个人，就像我不能孤立地看陕北任何一座山峰一样，因为正是这一座座山峰，才构成了壮阔深厚的黄土高原。我还可以从人文的角度上说，谷溪作为一个诗人是某种集体无意识的创造者，是某种标志，某种从过去走到现在的精神现象。这种现象也许哪里都有，但是在我看来谷溪独一无二。
其实这个人从形象上看不像是一个诗人。诗人可能着装奇异，可能衣冠楚楚，可能谈吐疯狂，可能反常地沉默，可能长发没耳，可能……可能还有其他各种各样显示个性的方式。谷溪没有这些。他很一般，长相一般，气度一般，谈吐也一般。挤在人群里你可能认为这是一个语文老师而不认为他是一个诗人。作为小小的癖好，他留了大背头，他很得意这个大背头，从商店门前走过的时候，有时还像年轻姑娘那样偷看自己一眼。他认为这是他的诗人形象。我说你不像，你可能像某某伟人，但你的背头不像诗人。他解嘲地笑笑，说：“愿球像不像哩……”我打断他，对他说：“你现在就像了。”
其实一个诗人的外在标记是没有那么触眼的，着装奇异长发没耳的往往是艺术家而不是诗人，诗人是用另一种方式说明自己的。这里有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情节，绝对能够说明谷溪是一个诗人——夜半，谷溪完成了一首诗作，为自己击节叫好，但这还不足以抒发他内心的激动。他冲到另一孔窑洞，把正在熟睡之中的老婆孩子全喝吼了起来。他笔直地站在地下，对炕上那些不情愿但又不能不听的人宜布道：“我刚刚作了一首诗，你们听……”诗人抑扬顿挫，泪流满面地吟颂着他的诗作，而他的听众却犹如在梦乡，并没有表现出很高的热情。这使他很失望，但是他并不责怪他们。他揩去脸上的泪水，说：“咋你们再去睡……”
我担心这情节是谷溪的文友用来编派他的，所以一直没敢当面问他是否确有其事。但正是这种编派，说明了人们对于这位诗人的品性有一种独特的理解，这里面含有的温情与赞赏，不言而喻，人只有对好到见了面先骂上几句的人才能够抱有这样的温爱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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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谁，人的精神世界都是一个完整的宇宙，都在某一点上与我们还无法完全认知的世界相联，不同点在于如果把这种联系看作一种现象的话，它很少有具体的显现，尤其是很少被当事人察觉，只有当这个人的现实人生到了某种极致状态，他才会感觉到一种招引，一种沟通，一种归结。这就是今天科学技术已经如此发达而宗教仍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精神的东西只能为精神所阐释。人对某项事物的执迷到了一定程度，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就会产生出与宗教招引和升华相类似的那种状态。
很难想象世界上没有了诗歌谷溪会怎样活人，那一定是壮烈的大怜悯大悲痛，就像上帝面对世界末日一样。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汉子绝望地奔行在陕北大地的沟峁塬梁上，听到他悲壮的嚎叫像十二级台风一样在天地间呼啸……回应他的一定不是我们惯常看到的东西，那东西庞大而伟岸，无形无声，但是它回应他，因为它知道这个奔行的可怜人在精神层面上和它是相通的。
“道可道，非常道……”两千多年前，一个其貌不扬的老头颌首而叹。从那以后，聪明的人对于过于庞大的东西一般不多说什么。我干脆也这样装聪明，就不多说什么了罢。
奠定谷溪全国著名诗人位置的当然是诗，用诗人尚飞鹏的话来说，是那些“不是用笔，而是用心写出的诗。”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着意去做的事情往往做不出价值，只有你的心到了，那事情才会被赋予灵性，才会具有某种独到的价值。
诗是从生活中，从一个人的经历中，从一个人的心路历程中产生的。如果谷溪不曾在陕北的黄土里滚过，如果他不曾用热爱的目光注视过那里的父老乡亲，如果他不曾站在黄帝陵、白城于或黄河岸边思索过历史，如果他不曾用生命的摔打记忆说不尽的世事沧桑，他的心就不会像诗人那样跳动出节拍，跳动出韵律，跳动出激情，跳动出哲理，他的诗也就不可能产生任何人也不能替代的价值。在我看来，这才是诗，真正的诗。
请不要以为我因为是在写这篇谷溪能够看到的文章才故意这样说他的诗。诗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倘若哪一个诗人把诗写得如同梦呓一般谁也看不懂却堂而皇之被出版，你当然不能说那不是诗，但是，那不是我喜欢的诗，我不会去玩味和欣赏那样的诗，我想我作为一个诗歌的消费者这样一点儿选择的自由是有的。当我回想我初识的那个高原的时候，我可能会吟颂这样的诗句：“河，冻僵了/冰的长嘶/在山谷回荡……/好冷，好冷的天啊/大山脱去所有的衣裳/像车把式亮出/肌肉隆起的臂膀/似庄稼裸露着/驼了的脊梁……/觅草的牛群/在山坡滚动/淡淡的炊烟，萦绕着/远处的山庄……/驴蹄印，缀满/山间小路/老石匠吆喝在无遮无益的/采石场……/为死者的追求/为生者的希望/隆冬的火山哟/正燃烧着/烈火一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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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溪总是能用自己的诗句印证我生活了十五年的高原，她的面容，她的气质，她那婀娜的脚步，她那银铃般的笑声……从谷溪的诗句里，我听到只有在陕北才能听到的震天的锣鼓，看到只有在那块土地上才有的喜乐悲情。这是一种生命的印证，一种对于我们经历过的人生的印证，好也罢，坏也罢，沉重也罢，轻松也罢，总之我是从那里走过来的，这一点已经无从改变，既然这样，我为什么不能说我喜爱谷溪的诗呢？
当然，除了谷溪，我还可以喜爱波特莱尔，喜爱苏轼，喜爱里尔克，但是，我从这些人的诗中所印证的已不是进入我生命年轮中的那个特殊时段的记忆，我可能在寻找一个孤独的生命在另一个精神层面的神秘记忆，破解在我的灵魂深处游荡着的无数未解之谜……在这种情形之下，我想我有权利对中国的当代诗歌嗤之以鼻。在我看来，这是一片被风化了的沙塬，绿色已经成为极为稀罕的点缀。我们甚至可以把这种情景想象为整个文坛的面貌。几十年风风雨雨之后，一些煞费苦心翻弄自己的身心，企图再找出一些什么来出卖的所谓的文人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心里正在盘算怎样用较文雅的方式出卖自己的肉体……我们的确看到了这种出卖，买主形形色色，既有强权又有金钱。出卖过肉体的文人产生了潘金莲纵欲后那种“慵慵然”的感觉，出得门来，脚步踉跄，早已不知方向。
而谷溪的诗，至少还显现着生命的绿色，虽然他的诗从来没有在我们最高的文学殿堂炫耀过，但这不是他的耻辱。应当让那些掌握诗歌话语权的所谓诗人来承担这种耻辱——只要《相信未来》的作者还住在精神病院，只要那些占有文学名人位置的人甚至于在从事把上高中的儿子塑造成文学名人的勾当，只要谷溪这样的人的诗作——尽管我不认为他的诗高于所有人——还在文学的最高殿堂之外徘徊，我们就有权利这样说。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我记得，很早就有人这样说过。
我非常想进一步对谷溪的诗作进行一番思想艺术分析，但是很快发现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尽管我有在那片高原生活十五个春秋的经历，也不能说我和这位诗人就真的心心相通了，很有可能，我在某些方面还不具备和这位诗人进行沟通的精神层面，我可能会在谈论白银的时候失落了黄金，另外，评价谷溪的诗作其实并不是写作本文的初旨，在这个问题上少说一些既是对诗人的尊重也是对读者的尊重。
但是我又觉得就这样结束这个话题有些突兀——你说了那么多谷溪的诗如何如何，你怎么能不具体地说一说他的诗呢？那么，我就顺着最开始谈到这个话题时说的话说下去：用心写出的诗才是真正的诗，这样的诗必定具有诗人内心品性的流露，必定具有别人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
我曾经把谷溪的诗归结为对土地和人民的热爱，这大体不错，然而并不全面。谷溪的诗作散见于全国许多报刊，他的诗集也不断问世，这时候再来说他的诗有什么固定主题，显然太轻率了。这个在天地间行走着的人，不断用诗诉说着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诗歌的主题也在不断延伸，你只要看一下他最近发表在《诗刊》等刊物上的诗就可以得到鲜明的印象，这个执着的黄土高原的歌者，正在思考比土地和人民更加深广的主题——“这是东方最古老的祭坛/这是东方最年轻的神话传说/西部中国的黄土高原/点燃祭祖先的香火/燃烧你/燃烧我/剧烈的心跳/突然沉默……”谁都看得出来：这位歌者一定是意识到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也许是他原来不曾意识到的，而现在成了他实实在在的思考，他的脚又踩到了一块地面。我想，有了这块地面，这个人一定会获得某种神奇力量的支撑，一步步走向更为宽广深厚的地方——那里将是诗的真正的圣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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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延安已经很久了，我现在仍保留着对文学的挚爱，我想是和延安那块土地有关的，谷溪作为我的同事、朋友，更作为都想把文学作为一件事情来弄的人，一定在某些方面影响了我。人生很苦，在苦难的人生旅途上，必须有一种支撑你的东西，让你以为活着不仅仅是从生到死没有什么意思的过程，这样，我们就要求助于精神。宗教就是这个时候产生的。我们不能求助宗教，我们就让自己给文学事业赋予一种纯精神的意义，让自己以为不安宁的灵魂在那里得到了憩息，结果，文学活动成了一种与生命律动结伴而行的精神旅程。我想，在这个意义上看待文学大抵是不错的，否则的话，文学也成为欲望的手段，物质意义上的工具，弄文学的人也和商人一样瞪着红红的眼睛看世界，文学实际上也就和娼妓没有多大的分别了。如果说谷溪对我有什么影响的话，我想也就在这里；你弄这玩艺儿可能什么都得不到，但你不是为得到什么才去弄它的，你弄它是因为它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写不写诗或者写诗写得出写不出名堂，对谷溪不是一个问题。他既不会因为写了一些好诗官升三品，也不会因为写诗大富大贵——谷溪写了至少三十年诗了，谷溪除了变老之外，别的什么都没变。这使我想到谷溪曾经讴歌过的黄帝陵上的轩辕柏——“岁月不曾给它什么/岁月甚至无情地削斫了它的枝叶/但是它总是在对这个世界说/多好啊！这有多好啊！”于是你就要想，世上总有那么一些人，不是在我们通常意义上讨生活的。这是人和人之间的巨大差异。
在延安，在陕北那块神奇的土地上，我至少还可以举出另一个人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这就是尚飞鹏。尚飞鹏哮喘，我不知道他是因为写诗才哮喘还是因为哮喘才写诗，总之无论你以何种方式知晓他的消息，那消息的内容永远是：他哮喘，但是他仍在像殉道者一样在写诗。有一年我收到他馈赠于我的新出版的诗集，我竟激动得双眼潮红——我知道这本薄薄的诗集对于他意味着什么。我读他的诗是在读他的心，那是一颗滚烫的孩子般纯真的心，这样的心发出的声音，我称之为天籁。
我非常想为陕北那块土地上这样的人做一些事情，尽管我常常力不从心。
我曾经为曹谷溪的诗集做过一次责任编辑，然而那是一次不堪回首的往事。或许是这个世界留给诗的领地太小，整个出版过程竟成了我和谷溪都劳累不堪的事情。当然，最终我们还是把这事做成了，那本诗集走向了读者，走向了公众，但是我却总是禁不住问自己：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件事做得好一些，是不是可以让那个视诗为生命的人少费些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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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想，每一个人，不管其身份地位尊卑高下，不管其作为善恶与否，都是历史发展链条中的一环。一环套一环，我们才有了可以言说的人事物事，有了时间之河上的回响和涟漪。在陕北，谷溪是大人物，如果你谈陕北的文学史，这个人是不可回避的。不仅仅因为他的诗。
一个人在某个空间里是不是足够大，要看他做了多少事。谷溪做的事很多，一一述及必定冗赘，我还是择其精要，说一说这个一心做事的人在做着怎样的事情。
到目前为止，在陕北的文学穹顶之上，路遥仍是一颗耀眼的大星。当这颗星带着令人眩晕的光亮划过天空向西方陨落之时，文人能够做的事情自然就是写一写悼念文章，抒发一些感慨，回忆几多轶事，于是，那个时候路遥的朋友出奇的多。我在编辑和出版《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之时，收到了太多这方面的稿件。作者据说是路遥的至爱亲朋。所幸我不是一个对路遥的生活一无所知的人，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路遥生前深恶痛绝的一些人也钻到这里面来了，洋洋洒洒述说着路遥与他（注意：不是他与路遥）的友谊……呜乎哀哉！这成了什么样子！我毫不迟疑地从稿件中拿出了那些劳什子，还路遥一个清静。
也有人沉默着，沉默着的是被悲哀真正击倒的人——在这里我可以毫不迟疑说出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王天乐，一个是曹谷溪。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两个人都比任何一个人更有资格谈一谈路遥，但是这两个人都沉默着。我曾经想过向他们约稿，但是后来作罢了，我觉得这样做既不是时候，也不适宜。悲哀的人有权利用他自己的方式悲哀，旁人最好不要去打扰。但是我知道路遥之死在他们的生活中造成的空缺有多么巨大。一个失去了杰出的哥哥，一个失去了从青年时代就在一起做文学梦的朋友，这种痛失在他们各自心灵中的回响，别人是无法体会也无法描述的。语言在这里太轻飘。
路遥死后，我和谷溪有过数次相聚。我注意到，当别人为路遥的离去大发感慨之时，谷溪常常并不多说什么，他看着你，或者说看着你看不到的地方，一个五十多岁的人，眼睛里竟像孩子一样颤动着泪光。
时间之河悄然流逝，我们都在各自的旅途上奔忙着。距那个悲哀的时刻八年之后，在北京，王天乐平静地对我说：他在写路遥，写一本书。我听了同样也很平静，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我觉得八年来我一直在等着他说出这句话。他是最有资格写他那个杰出的哥哥的人呀！
谷溪在做另一件事情，一件让人听起来瞠目结舌的事情——他着魔一样执意要为路遥在他热爱的土地上建一座大墓和一个独一无二的纪念馆！这件事在物质意义上的难度不亚于在延河上再建一座大桥！
路遥在延安大学的师长申沛昌首先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为路遥在他的母校划出一座小山（现在这座山叫“文汇山”），作为建基建纪念馆的地方。谷溪没黑没明地奔忙于前后，用写诗的手设计起图纸来，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场合求助人们捐助款项，甚至亲自到河道里物色某一块有用的石头，指挥着工人像蚂蚁搬家一样运到文汇山……这都是一些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这时候，一些路遥的所谓的朋友，早已经非常聪明地躲了起来。
在北京，在西安，在延安，我见到谷溪，谷溪几乎不说别的，只说路遥墓和路遥纪念馆，他给我描述现在已经把墓地建到什么程度了，说接下来还要做的事……这个人已经把眼下这件事当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我为路遥仅仅尽了一个同学的本份，谷溪就挂念于心，竟然在路遥墓前安放了一座以我的名义捐奠的石桌……每当我看见和我们在延安做同事时相比已显见老相的谷溪，听他神往地说那座大墓的时候，我总是在心底里慨叹：人生得一知已足矣，路遥如果地下有知，他是可以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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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谷溪，延安的文学史会有多么大的空白。这空白不仅仅是诗人谷溪的缺席，而是由于谷溪缺席造成的成百上千文学青年的缺席。这里，我就要说到《延安文学》了。
我和谷溪在《延安文学》编辑部成为同事，我就是在那时候从谷溪身上知道文学对于一个人的意义能够达到什么程度的。如果说创作是某种个人事业的话，编辑刊物实际上就是集体事业了。谷溪在编辑刊物上具有一种疯狂的利他主义的执着与热情，他已经不是在编辑刊物，简直是在编辑自己的生命。每一首发表在《延安文学》上的习作者的诗歌都经历过他的心的过滤，他甚至把一些虽然稚嫩但意象很好的诗歌重新写一遍，就像富于经验的农人从年轻人手中接过犁犋，耠过一个垄沟，然后再交到年轻人手上告诉他种子应当这样播下去一样。那些种子都发芽成长了，现在，陕北以至于整个陕西的文学原野上到处都是葱绿与辉煌，比别的省份有更好的植被，你不能不说到谷溪，尽管谷溪自己不会同意这样说。在一个什么都可以标出价格来的世界里，编辑工作在一些人那里正在失去精神意义。正因为这样，当谷溪为从来没有见过汽车的山沟沟里的作者编发稿件的时候，当谷溪抖动着陌生作者寄来的诗作大声叫好的时候，你会认为这个人极为清澈，清澈得就像人烟罕至的山谷间流淌着的一条溪流，它汩汩有声地往前走，并不理会周围在发生什么事情。
任何一种比喻都是蹩脚的，上面的这种比喻只能说明谷溪的一个方面。事实上谷溪是一个对世事极有洞见的人，他知道生活是由卑鄙与崇高、善与恶、美与丑等彼此对立的东西相构架而成的。在这样的世界里，生存智慧和生存才能常常是事业成功与否的基石。在这方面，谷溪是一个直到今天我也自叹不如的强者，就像人们说的那样，他是一个“能够在青石板上扎下根”的人。“强者”是一个非道德评价词汇，一个歹徒也可能是强者。关键要看这个人怎样利用强者的身份。谷溪从来没有拿一把刀子到大砭沟沟口去劫财害命，也从来没有动用他的诗人智慧在人事纠葛中企图致某人于死地，他只做两件事：写诗和编辑《延安文学》。
《延安文学》不是那么好编的。在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和经费紧张的单位编辑和出版这样一份大型文学刊物，需要的远不止是对文学的热爱。在实际运作中，在严酷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文学的热爱”太轻飘，轻飘得就像三伏天飘落的一朵雪花。换一句话说，让这样一份刊物如期面世的人绝对不仅仅是对文学热爱的人，他必须是强者，必须具有某种程度的“歹徒”品性。
我不说谷溪就是这样的人，但是，正是谷溪，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地编辑出版这样一份刊物。任何人都不难想象谷溪遇到的艰辛，不难想象这个人在怎样和艰辛搏斗——你会听到他呼哧呼哧的气喘声，看到他扭住艰辛，一心要把狗日的撂倒，但是他不喊叫，即使他被艰辛短暂地撂了一下也不喊叫，他只是扭住艰辛，死也不撒手，他脸色苍白，就是不撒手，直到把艰辛撂倒在地上，这时候他会直起身子，拍拍手，轻蔑地看艰辛一眼，嘟哝着：“看你狗日的还想咋……”这个艰辛当然是不能咋了，因为他确实把它撂倒了，但是，另一个艰辛又从墙后面闪身出来，“倏”的一下跳起身子扳住了他的脖颈……这是这个一心要让《延安文学》如期出版的人的命定。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也没有几家期刊敢于连篇累牍地发表未知名作者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但是《延安文学》，一个地区级文学刊物，却每一期都有这样的作品。这个人一定是疯了，否则的话你就无法理解他为了让这份刊物如期出刊所做过的一切。刊物的每一页都要用钱来支撑，而天底下最难找的东西就是钱，谷溪在这上面已经不是在做事情，他简直是在呕心沥血。不抽烟，不喝酒，不搞女人，平生就这么一个爱好，如果你认为他疯了，那他就是疯了。这使我想到一个用滥了的比喻：蜡烛。他是在烧自己。听一听陕北的年轻作者怎样说他们的曹老师，你就知道他做过的事情的意义了。
人人都在创造历史，但是不同的人创造的是不同的历史，而这正是显示人的性格魅力之所在。从人的意义上说，你不能说这个人创造的历史和那个人创造的历史有多么大的区别，你更不能说有的人创造的是影响人类命运的大历史有意义，而有的人创造的仅能影响几千人的小历史没有意义，你不能这样说。我们常常发现，创造微观历史的人常常要比那些伟人付出更多的心力，有的人就在类似于为某个冤案不断上访这样一些不足挂齿的事情中耗尽了生命。我不知道谷溪是哪一种状态。我能说的是，《延安文学》至今仍在如期出版，因为谷溪还在，因为谷溪还有气力撂倒各式各样的艰辛。如果哪一天听说《延安文学》不再出版了，那一定是艰辛把他撂倒了，彻底地撂倒了。那时候，我一定要到延安去看望这个再没有力气撂倒艰辛的人，对他说：“你不应当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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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想起来，离开西安已经十三年，离开延安已经二十二年，但是，那片高原在我心中永远是一块圣土，就是看电视新闻也时不时拨到陕西频道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青春的记忆？因为生命的某一支根系离不开那厚厚的黄土层？还是因为在那块土地上有很多谷溪这样的朋友？
怎么说得清呢？这是说不清的。
( 2006-04-1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