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刻: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路向——必然的趋向与自由的范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34 次 更新时间:2008-06-03 10: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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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刻  

  

  一种国际性的讨论会

  

  —个外国人对中国文化能有多少的了解?是旁观者清还是当局者迷?无论如何,美国文化也好,中国文化也好,都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不得不注意到别的文化对自身文化的印象或评估。这样一来,我们的世界有点像一个国际性的讨论会。每一个参与者都应该不亢不卑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开放地聆听别人的看法,让自己可以找到一个更合理的出路。

  最近一位香港学者胡国亨写了一本比较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的书,叫《独共南山守中国:戳破西方文化优越的神话》。(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他很敏锐地批评了美国文化、现代化,甚至民主化等西洋文化中最基本的预设。胡著即是此一国际性讨论会的一个例子。我无法(像胡先生那样)犀利地分析另一个文化,但是我还想抛砖引玉,参加此一国际性的讨论会。

  

  实然与应然的趋向

  

  胡氏对西方的实证主义有很深入的批判。简单地说,实证主义者认为关于实然性的问题,有可能得到客观性的知识;但是关于应然性的问题,只有主观的意见(即公有公的理,婆有婆的理),没有客观的定论。这样一来,实证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是分

  不开的,而我和胡氏相同,都要避免道德相对论。

  虽然如此,实然与应然的区别还是很有价值。在我们讨论一个社会的未来之时,这一区别十分重要。问题在于当我们讨论未来的时候,应该以实然还是以应然为出发点?

  中国学者多半倾向以应然作为出发点,先谈理想,然后再谈如何实现此一理想。他们似乎认为,如果人类能建构一个理想,就一定会有办法实现这个理想。我认为此一想法源于中国古代“三代”的观念,即是相信一种最高的理想曾在人类历史上(夏、商、周三代)完全实现。

  西洋文化却完全没有这种观念,所以人们常常对一些较高远的理想有所怀疑,要问:此一理想可否实现?结果,西洋学者在讨论未来之时,多半会先考虑到实然的趋向,或大概会出现的趋势,然后再谈在此情况下,目标有何种的可行性。

  换言之,可行性是他们的焦点,而将实然与应然严格区别,和此一焦点是分不开的。胡氏说得不错,孔子的美德之一就是不倚靠外在的成功,而强调内在的自主精神。然而此一精神很容易导致的一个缺点,即是忽略外在的实际情况。很多学者指出,中国文化是入世的(this—worldly),可是这个文化的特色其实是偏到一种“忽略可行性的入世精神”。①

  虽然如此,中国文化也有“致用”或“经世济民”的精神传统。用胡国亨的说法,这是一种“外在化”的“入世精神”。胡氏很正确地注意到过分外在化的危险,可是外在化却是不可或缺的。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避免乌托邦主义,另一方面可以避免杞人忧天式的焦虑。

  按照不少学者的看法,乌托邦主义是指所有缺乏“幽暗意识”(张灏的用语)的思想,即是企图要消除人类的自私心与思虑方面的弊病,而建立“无政客”的民主和有均富的资本主义,达到具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多元主义,实现“大公无私”的社会,与形成没有“异化”的文化等。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上,没

  有一个社会曾实现这些理想,所以任何可行而能促使人类进步的计划,不能以达成上述的理想为内涵。

  同时,不少中国学者担心中国文化“已面临衰颓和败亡的危机”,此一想法与乌托邦主义一样,是不够实际的。每一个演变中的文化可以说都处在危机之中,因为发展与理想的冲突会带来继续不断的危机感。

  然而,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洋文化都有很强的惰性(inertia),难怪一位十分有名的政治科学家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预料21世纪的国际冲突可能是以文化的差异为基础,而不会基于国家主义的理由。其实,我认为文化的不同不一定会引起冲突,可是文化差异与相互之间的隔阂当然不会消失。

  

  历史的必然与自由

  

  那么,假如我们以实然的趋向为出发点,来讨论21世纪中国的路向,我这个美国人也有一些与当代中国思想主流不同的意见。欧美19世纪像黑格尔、马克思或斯宾塞等思想家强调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并认为有越来越理性化的趋向。从此观点来看,将来的趋向当然可以预料。20世纪之时,中国很多的思想家仍强调历史的规律性,而欧美20世纪的——些学者如海耶克(F.A.Hayek)也有类似的看法。但是20世纪欧美学术界的主流,因为受到实证主义、韦伯(Max Weber)、卡尔·波普(Karl Popper)等人的影响,越来越强调历史的偶然性。这样一来,预料未来怎么可能?

  虽然如此,欧美的社会科学家还是无法完全放弃历史具有规律性的想法,最后采取一种与中国思想颇为类似的观念,即是认为历史一方面有自由、有偶然性、有干涉或影响历史发展的可能;另一方面历史也有几乎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代表此一看法的很好的例子是亨廷顿的著作。

  

  历史的自由与世界性国际讨论会

  

  人类自由意志对历史的影响当然包括领导的决策与针对各种偶发情况而采取的做法。可是很多学者,尤其是受到实证主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觉得知识分子的思想只是具体的历史趋向之反映罢了,不可能主动地影响到历史的发展。

  然而即使是不承认思想之效果的学者也常常处于矛盾之它,因为按照他们著作中的看法,解决社会乃至世界问题的方法,正是接受他们所提出的理论,而反驳错误的思想。这就是说,他们常常假定思想或一个社会、国家内思想界的会话,正是干涉历史发展的一种因果过程。

  不错,科学家还没有办法证明这个因果过程。然而,不管是海耶克也好、胡国亨也好、李泽厚也好、贝拉(Robert N.Bellah)也好,几乎每一个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都不得不假定—.种思想能干涉历史的预设。这个预设即是思想界存在的所以然,而自觉地肯定这个预设的学者,像Leo Strauss也不少。②

  不用说,肯定或不知不党地采用此一预设的中国思想家更多,这就是林毓生所谓“唯智主义的思维模式”。无论是主张放弃传统文化的五四思想家,或是主张维护传统的学者,都觉得改造中国人的思想,是积极地影响中国历史方向的最有效的方法。

  其实,知识分子间思想的竞赛,常常会酝酿出新的共识。而此一共识很可能会透过教育界、文学界、大众传播界而影响社会上的各个阶层,此即出名的社会科学家ReinhardBendix所谓“精神上的动员”(intellectualmobilization)。②胡国亨与别的知识分子现在所参加的国际性讨论会即是如此。逻辑上,他们不能否认历史的偶然性与人类的自主作用,因为他们无法预料那一个新思潮最后会脱颖而出。一个人无论如何努力,可能最后无法影响历史,但是因为人们无法预测将来的情况,所以不得不依赖康德所界定的自由,而竭尽其力地参加这个国际性的讨论会。换言之,我认为知识分子的无力感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历史上的证据显示,知识分子不是无法产生影响力,而是其影响力的效果是延迟出现的,而延迟出现的影响力岂不也弥足珍贵?

  

  将来的两个趋向与自由的误用

  

  无论自由在历史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如果知识分子不顾一些不可避免的未来趋向,而自由地追求一些与实际性趋向南辕北辙的目标,这样岂不是误用了他们的自由?因此不如先了解未来的趋向,然后再依赖这些趋向所提供的机会,具体地改善人民的生活。用胡国亨的说法,这种自由的正用必须要依赖“智性的外在化”,可是也得配合一种不可或缺的的经世济民精神。

  那么21世纪中国大概会有那些比较必然的趋向?按照阿历克斯·英克尔斯教授(A1ex

  lnkeles)与杨国枢教授等人的看法,2l世纪所有现代社会与开发中社会将会有两种不易避免的趋向:一种是所有的社会(包括欧美、台湾与大陆)会越来越类似,阿历克斯·英克尔斯把此一趋向称为“合流”(convergence);另一个趋向是文化的分流(divergence)。

  有趣的是,合流的看法与“大同”的理想有一点类似。美国社会科学界也有他们的“大同”思想。按照阿历克斯·英克尔斯曾告诉我的话,他可能会按受余英时的意见,认为“也许全人类将来真会创造出一种融合各文化而成的共同价值系统”。”然而,因为各文化的惰性是那么强,大同的实现会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阿历克斯·英克尔斯无法证明合流趋向比分流来得强,或是前者比后者更为重要。所以在可见的将来,合流与分流都很重要。

  合流的动力是什么?阿历克斯·英克尔斯的看法是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很丰富的资料来的,而他的结论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两样,即是强调无论文化有怎么样的不同,几乎所有人类的心理都有一些共同的需要与能力。这些共有的特点多半环绕着物质生活;几乎每一个人都热爱健康、财富,并要避免痛苦,而且人们有工具理性,能发明或接受改善物质生活的方法。因为现代化就是(或说很多人视为是)物质生活的改善。所以现代化到某一程度已经变成世界的潮流,此即合流的趋向。

  此一说法与马克思主义一样,和英国的功利学派也很类似,而不够针对下述的基本问题:即是如何处理用理性追求自我利益还是社会(或说他人)利益之选择?以及如何处理用理性追求目前的自我利益与长远的自我利益之选择?对于上述的选择,各种宗教与文化有很不同的想法,而这些根深蒂固的想法不易合流。正是因为如此,文化的分流也是很强的趋向。虽然如此,合流还处不容忽视的趋势。

  

  合流的趋向

  

  按照阿历克斯·英克尔斯与杨国枢等人的分析,当代世界合流的趋向是环绕着现代化,而现代化的核心是经济发展与关于生产、交通、商务和资讯等方面新的科技,以及所有这些现象结合的结果,亦即是国民所得的提高。

  这些现象也包括社会组织方面的特点。有效的经济发展,不但需要社会的专门化和区别化,也需要不少的自由。此即海耶克很早以前所强调的理论,也是最近苏联、东欧与中国大陆等地历史经验所给我们的教训。

  所以自由的价值,不但在理想与道德方面,也在经济效益与工具理性方面,用胡国亨的说法,经济效益所需要的自由是一种“外在化”的自由,和精神方面的“内在”自由不同。个人的外在自由即是我所谓的“三个市场”,是由个人决定要买或卖什么东西(经济市场)、由个人决定要研究什么想法或肯定什么观念(思想、知识、资讯流通的自由市场)、由个人决定要支持哪一个政治主张或政党(政治市场)。虽然政治市场不一定会发展为完善的民主,经济与行政的效率还是需要某种程度在单位与群体之间的比赛与制衡。所以中国大陆也开始有地方性的选举。我认为21世纪,中国大陆一定会越来越将三个市场制度化,但是却不一定会实行像台湾那样的资本主义与民主。

  除了上述环绕着工具理性与经济发展的合流趋向以外,21世纪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也在某些方面,会与别的国家越来越类似,尤其是重视个人尊严、自律、成就感、合作精神,以及强调学校教育与教育内容的科学化等。在娱乐方面;合流也很明显,比方说MichaelJackson是美国娱乐界的一个焦点,而他一两年前以及最近在台北的演出,造成莫大的轰动。

  美国好莱坞(Ho11ywood)的电影也有世界性的影响,这涉及阿历克斯·英克尔斯所研究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趋向。亦即是现代社会不但越来越类似,而且越来越纠缠不清(interconnected)。在此要特别注意到中国人在海外的发展、英文在国际活动中的盛行以及美国文化对外的一种特别开放的精神。美国的华侨与中国留学生已经很多,而21世纪将会更多。这似乎显示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有一种默契,而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的中国人,以及在美国兼有中西文化之长的华人等,在经济、文化、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会越来越重要。今天不少美国人担心中国将会成为一个强国,可是美国、中国与海外华人之间纠结,正表现出世界文化合流的必然趋势,而且他们的所做所为会配合各方面的利害关系。21世纪美国与中国的命运会连结在一起,他们之间相互的比赛应该是正面性的,而不致于演变成战争。

  

  分流的趋向

  

  中国文化中有哪些特点,特别有惰性而不易改变呢?此一课题有很大的辩论余地。在此我暂时提到以下的六个趋向。

  第一是中国人的语言、宗教、艺术、文学以及很多风俗习惯。胡国亨的书中在这方面有不少的心得。例如,他正确地注意到中国文化不像西洋文化那样,环绕着死亡的经验以寻找生活的意义。人类与宇宙有两个本体性的关系,即出生(入口)与死亡(出口),因为西方宗教以死后受到上帝的审判作为生活的本体,所以很容易受到科学的冲击,而有怀疑主义或道德相对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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