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柱:文明冲突与戏剧冲突——兼评亨廷顿和赛义德的文化理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83 次 更新时间:2008-05-25 18: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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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惠柱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9/11和其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供了新的佐证。多数中国学者反对他的理论,主张文化的和而不同,这一理想建立在对中国境内历史上的文化交融的研究。但现在世界上文化冲突的最主要一方是西方基督教文明,有必要认识历史上西方人是怎样对待他们与非西方的冲突的,充满冲突的西方跨文化戏剧经典可以为我们提供这样的教材。赛义德以两个希腊悲剧为例正确地指出了“东方主义”的两大母题:东方是被打败的和危险的,但他忽略了第三母题:东方是浪漫的。全面研究西方人对东方的态度将有助于我们认识今天的文化冲突及其前景。

  英文标题: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Conflicts on Stage

  

  2001年9月11日在美国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震惊了全世界,很多人甚至认为彻底地改变了世界。但对于相当一部分美国人来说,这个天大的坏事也可以转眼就变成好事,这些人里包括小布什总统和他麾下的一大批鹰派政客,此外还有一些著名的文化学者。在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和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眼里,9/11事件恰好证实了他们好几年前作出的明智的判断。亨廷顿1993年就在著名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指出(他后来把该观点扩展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于1997年出版):“最危险的文化的冲突是沿着文明之间的地震带发生的。……全球政治已经以多极和多种文明为特征……文化的群体正在取代冷战的阵营,不同文明之间的地震带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中的主线。”[1] 小施莱辛格更早在1991年就写了一本名为《美利坚分裂》的书,书中几乎是同样地宣称:“意识形态冲突的时代正在淡出,人类进入了……或者更准确地说……重新进入了一个可能是更加危险的种族仇恨的时代。”[2]

  讽刺的是,9/11事件是在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讲了二三十年的多元文化主义以后发生的。任职八年的上届美国总统克林顿还十分支持多元文化,当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外交界和国际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以后,克林顿在1997年的第二次总统就职仪式上强调的还是完全不同于亨氏理论的人文主义普世价值理想:

  世界已经不再被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现在我们正在与曾经是我们的敌手的国家建立纽带。日益频繁的商业和文化上的联系使得全世界的人都有机会来提高物质和精神的财富。[3]

  但是9/11事件给了乐观的普世主义者兜头一盆冷水,原来一直掌握着强势话语权的普世主义者和多元文化主义者顿时哑口无言,几乎都患了失语症。虽然普世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也有差别,前者希望不同文化最终可能融合,而后者永远拒绝融合,但多年来他们一直联手在西方国家的校园里和媒体上使劲地鼓吹,非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一样,是平等和美丽的。这些宣传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呢?9/11一来立刻就见分晓。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并不能平息那些憎恨西方文化的“他者”的怒气,甚至还会纵容他们惹是生非。亨廷顿和施莱辛格还是两位曾经为民主党政府效过力的“左派”哈佛学者,连他们都这么看,那些老右派就不用说了。“非我族类”现在是危险的、可疑的了。小布什总统虽然一直在提醒自己不能忘记外交辞令,坚称出兵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并不是反对伊斯兰世界,但还是不小心从嘴边滑出了一个“口误”,“十字军东征”一词把他的“圣战”动机暴露无疑。就是没有口误的时候,他的潜台词也十分清楚:你只有接受我的基督教价值观,加入我的阵营,才能OK,否则你就是邪恶。

  9/11的爆炸不仅仅炸掉了纽约世贸中心的两座高楼,也彷佛使不同文化之间和平共处和谐交流的前景刹那间化为了烟云。2003年10月去世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家,哥伦比亚大学英文教授爱德华·赛义德曾警觉地指出,9/11过去仅仅十多天以后,2001年9月22-28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就盛情赞扬亨廷顿“对伊斯兰教所做的残酷、毫不留情,然而又是敏锐的观察。”[4] 记得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刚出笼的时候,因为他特别把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并列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主要对手,全世界华人学者的反应十分强烈,甚至超过了美国本国学者对这一论文的关注程度。当时我还在美国,却是首先从中文媒体得知亨廷顿的观点的,立刻到网上去找,在英文网上还找不到多少关于“文明冲突论”的资料,而在刚刚起步的中文网上却发现了许多评论,甚至连亨廷顿论文的中文全译本都比英文原版更早上网。

  大多数华人论者是反对亨廷顿的理论的,不少人用中国人习惯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说来批判亨氏的冲突说,这恰恰昭示出两种文化截然不同的特点。例如,王沪宁是坚决反对用西方价值观来统一全世界的文化的,但他同时也说:“任何价值一体化的进展最终会有利于整个人类利益的平衡的发展。”[5] 汤一介在《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对亨氏提出的第一个质问就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是以互相对抗还是以互相吸收而融合为主导?”[6] 渐渐地从我们的权威学者如季羡林等人的声音中,浮现出一个更为清醒和现实的理论,“和而不同”成为我们反对文明冲突论的基调。

  总的来说,华人世界的和而不同论可以溯源到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和为贵”的儒家传统观念,同时也反映了过去几千年来中国疆土上无数次种族文化冲突导致最终的大致融合这一特殊的历史。汤一介在批评亨廷顿时引用普世主义者罗素写于1922年的话:“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国。”然后评论说:“罗素这段话是否十分准确,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他马上就肯定地指出:“如果我们看中国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儒家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就更可以看到在不同文化之间由于文化原因引起的冲突总是暂时的,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吸收和融合则是主导的。”[7] 诚然,如果只看中国的历史,文化融合说是能够轻松地驳倒文明冲突论;然而问题是,现在我们所要讨论的文化冲突已经大大超出了中华文化的疆界,而且在今后的文化冲突中,我们未必能像以前那样经常处在强者的地位上。眼下世界上最强大的文明圈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不同于儒家文化,基督教是希望普天下的人都皈依他们的宗教的——这是他们的普世主义的内涵。在这样的情况下,东西方文明的冲突还会像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所希望的那样,还能像我们的历代先人那样得到解决吗?

  9/11告诉我们,今天的世界确实是大大缩小了,喷气式飞机能把天涯海角的人们轻松地连接到一起;但在这个交往日益频繁的地球村里,冲突却也更加尖锐了,本应该方便人们进行文化交流的喷气式飞机竟会变成杀害文化他者的烈性炸弹。人们不得不承认,今天的这个世界距离我们所讲的和而不同的理想境界还相当遥远。十年前我也曾经对亨廷顿的理论十分反感,现在却不得不承认,他的文明冲突论尽管听来很不舒服,但作为一个对世界局势的现实主义的判断,实在有其过人之处。问题是,在亨廷顿所描绘的不可避免的文明冲突与我们所希望的“和而不同”之间,有没有可能架起一座桥梁来?如果有可能的话,如何才能架起这座桥梁?要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对世界范围内文化冲突的过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特别需要了解与有着我们十分不同的文化背景的西方人是如何应对这个问题的。

  西方文化和种种非西方文化(在西方常常被统称为“东方”Oriental,包括远东、中东和非洲)的冲突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历史,在西方文学的文本中就有了至少2500年的记载。东方人经常被西方人视为邪恶的野蛮人,也经常被描写成西方人的手下败将——这两点正是赛义德那本引起极大反响的著作《东方主义》的主要发现。这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经典向历史上几乎所有西方人所写的关于东方的著作提出挑战,并且归纳出西方人之“东方主义”的两大母题 :“(第一,)欧洲是强大和善辩的,亚洲是被打败和遥远的;第二个母题则是东方意味着危险。”[8]

  《东方主义》一书在卷首引用马克思的名言:“他们不能代表他们自己,他们只能被别人来代表,”来说明东方人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赛义德也深受毛泽东反殖民主义理论和文化革命理论的影响,他的理论对于我们认识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有极大的帮助,但是他提出的的“两大母题”说不够全面。这位西方左派学者的旗手1979年的这本书过于简单地把世界看成就是西方和非西方之争,这一点正和现在他所批评的亨廷顿以及比他更右的西方价值卫道士不谋而合了。在面对非西方文化的时候,他们都把西方看成铁板一块,忽视或低估了西方文化内部所存在的矛盾。必须指出,赛义德后来对他这一观点作了一定的调整,把西方作者的东方主义著作分为“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两类。[9] 他20多年的好友W. J. T. 米切尔在纪念他的文章中说:“赛义德一旦通过多种著述全面建立起所谓的‘后殖民’研究,他立马开始对其加以批判,对随之出现的自满状态和已经为人接受的思想进行质疑。”10 而自从9/11以后,他更是直接批判过媒体和许多学者热衷的“西方反对非西方的基本范式”,并称之为“重新配置的冷战对抗模式”,11但他并没有否认《东方主义》的基本观点。总的来说,赛义德对东方主义的彻底批判至今仍然具有极大的影响。而事实上,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后法、德两国与美、英两国在政策上的罕见的尖锐分歧突出地表明,西方人并不是都站在一个立场上。亨廷顿之所以在发出文明冲突的警告以后要呼吁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重新确认他们的西方本体,并且……团结起来复兴和捍卫西方本体,以对抗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12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西方社会的内部对他所谓“西方本体”的怀疑和挑战。从古到今,这样的怀疑和挑战一直存在,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文人知识分子,除了赛义德这样的文化批评家,还包括特别擅长于发现和表现冲突的戏剧家。

  东方主义的两大母题是赛义德从西方文学的源头——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和另一希腊悲剧家欧里丕得斯的《酒神的伴侣》中找到的,前者展现波斯国王的母亲和老臣们在王宫里悲悲切切地等待他们的军队被希腊大败的噩耗,后者描写从亚洲回来复仇的酒神狄奥尼索斯用东方的巫术仪式杀死了代表希腊理性的国王。因此赛义德认为《波斯人》告诉人们东方是被打败的,《酒神的伴侣》又表明东方是危险的;但他在书中对这两个希腊剧本只各下了一个简单的结论,并未作具体的分析。其实,读者和观众必然会问的是,《波斯人》在重复波斯被希腊打败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的时候,是不是也表示了一点对那些失败者的恻隐之心呢?《酒神的伴侣》在指出东方人危险的同时,是不是也在对过于理性整饬的希腊模式提出了质疑呢?赛义德似乎无暇顾及这样的深一层的问题,他下结论下得很快,在全书的其它部分也很少再提及别的戏剧作品。倒是别的西方戏剧学者在赛义德理论的影响下,找到了越来越多的例子来证明他的“两大母题”说,证明西方戏剧家向来就是敌视和丑化东方人的。很少有人去注意与他这一观点相反的例证。

  如果西方人笔下的东方人确实全都是那样的话,那么文明冲突看来真是天经地义,没有一点和解的希望了。然而事实并非尽然如此。在西方跨文化戏剧的历史上,赛义德指出的两大母题确实非常突出,可是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恰恰是与之相对立的贯串性母题:批评西方人,浪漫化东方人。赛义德的支持者可能会说,这类作品并不属于西方文化的主流,但是,现在的西方经典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当时被视为另类的批判者写来批评自己的社会的。人类历史上既有不绝如缕的文明冲突和西方人的文化偏见,也经常可以看到西方人对于文化融合的乌托邦的向往,因此,东方主义的第三母题不应该被忽视。

  在所有文学艺术中,最离不开冲突的一个门类就是戏剧,所以《东方主义》开篇就举出两个剧本为例。西方戏剧史上许多大师都描写过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冲突,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赞赏的埃斯库罗斯、莎士比亚、伏尔泰和莱辛等等,他们所创作的跨文化题材的戏剧展现了多种多样的东西方关系,自然也暴露出作者对待东方人的不同态度。在这些作品中,赛义德尖锐批评的西方沙文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大量存在的严重问题,但除此之外,一些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西方知识分子对自身文化的批判和对东方文化的憧憬也同样值得我们关注。伏尔泰、莱辛和热奈是代表西方文化中这个批判传统的三位重要的戏剧家。伏尔泰在《中国孤儿》中盛赞中国文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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