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话剧百年忆白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88 次 更新时间:2008-05-18 00: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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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健 (进入专栏)  

  

  今年恰逢话剧百年,北京和各地有不少纪念活动,我想到了一些人和事,也写了几篇纪念文章。但想得最多的是陈白尘。

  我早在大学时代(1956—62)就喜欢读陈白尘的剧本,但直接与他发生交往并成为朋友,则是1978年他被调来南京大学以后的事了。他任中文系系主任,我在他重建并兼着主任的戏剧研究室当副主任,并协助他指导研究生。虽为同事,我却尊他为师,二人关系便是在师友之间了。

  陈老一生的最后16年(1978—94)是在南京大学度过的,但他对戏剧以至整个文艺事业的影响和贡献,却不限于南京和江苏,而是全国性的。在我国百年话剧史上,如果要推出10 名剧作家作为优秀代表,我想是不会缺了陈白尘的。他早在1940年代参与中华剧艺社的领导工作时,就表现出很强的组织才能,吴祖光说他“有治世之才”。但他没有去做官,而是做了一名剧作家和戏剧教育家。陈白尘对有“官瘾”的人,尤其对“官瘾”大的文化人,特别反感。他女儿陈虹告诉我,解放初他见到一位阔别多年的文人朋友,其人艳羡官位之情溢于言表,总是打听你官位几级云云,令他十分不快,从此与之少有交往。早在30年代,陈白尘就以《金田村》、《大渡河》这样扎实的历史剧和《小魏的江山》这样题材、风格独特的小说而登上文坛。在抗日时期,他又开辟了我国现代政治讽刺喜剧的领域,并在这一领域独占鳌头。显然,这与他强烈的“刺官意识”有很大关系。虽然并非凡官皆坏,但官与权力是一体的,在有着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官本位”传统的中国,不可否认,无监督无约束的权力难免叫人变坏,为官害民也就必然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那么陈白尘的“刺官意识”就具有了合理性与正义性。陈白尘的喜剧多为刺官之作。解放前,他善于以喜剧之“笑”,对专制而又腐败的国民党官僚政治进行暴露和批判。他的话剧《禁止小便》(又名《等因奉此》)、《乱世男女》、《结婚进行曲》、《升官图》以及电影《天官赐福》等,其强烈的喜剧性大都来自刺官。这些作品不仅在1940年代曾轰动全国,解放以后也仍然被搬上舞台,受到观众的欢迎。就说作为中国现代政治讽刺喜剧的代表作《升官图》吧,记得1988年陈白尘80华诞、1997年话剧90周年纪念时,南京都演出过这部喜剧经典。看着舞台上贪官污吏群魔乱舞,联系到现实中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人们无不为剧中饱含着批判之力的讽刺引发的笑声所震撼。我记得1988年那次演出,陈老曾登台演讲。一贯面带幽默微笑的他,那晚十分严肃和沉重,他说:“如果生活中消除了腐败之风,我这个戏也就没有什么针对性了,希望《升官图》这样的戏以后会丧失演出的现实意义!”我从现场的热烈反应和响亮的掌声中,感到了人们对党和政府惩治腐败所寄予的厚望。到1997年那一次演出时,陈老已不在世。那天晚上,我在《升官图》所引发的笑声过后,心情无比沉重,因为我想起了陈老那句尚未实现的话——此剧“演出的现实意义”不仅没有丧失,反而因社会腐败的加重而更加引人注目了。同时,我也想到,面对中国的现实,政治讽刺喜剧将是人民大众所非常需要的,可惜当前的剧作家们似乎已经失去了陈白尘那样敢于面对丑恶大笑一声的智慧和勇气。

  2004年我写过一篇《白尘仙逝十年祭》(见《跬步斋读思录续集》第51—6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特别强调了我的两点“发现”:一是陈白尘从他伟大的“喜剧精神”走向了马克思主义,一是陈白尘重续了文学与大学的因缘,对重振“大学之魂”功不可没。当今天纪念话剧百年的时候,提起陈老,我不禁又想起这两点。陈白尘喜剧精神的核心是“人的自由”,也可以说,他通过喜剧献给我们的是一种属于人民的“自由的笑声”,这种笑声反映了专制社会人民大众对民主、自由的渴求。精神层面上的“笑”,是人类理性与智慧的产物,是人类摆脱压迫束缚、追求自由解放精神的表现。因此,专制者不喜欢这种“笑”,甚至非常害怕这种“笑”。所以,能够容忍这种“笑”,进而从美学上喜欢它、欣赏它,也是一种民主精神的表现。1949——1979年之间,为什么在中国大陆的戏剧史上真正喜剧的笑声很少见,而被代之以假、大、空,阿世媚上的“伪笑”(如某些所谓“歌颂性喜剧”)?就是因为极左政治的专制主义扼杀了自由的笑声。而现在文娱市场上流行的那些笑星大腕的“搞笑”,在我看来也大都与真正的喜剧精神相去甚远,因为他们在“权”与“钱”的压力之下,挺不起腰杆儿。可是陈白尘的腰杆儿是硬的,他终于从反专制、刺官僚的政治讽刺喜剧的创作,走向了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对“自由”的追求,这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中占有核心的、关键的地位。但我最近在一个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现,国内某些研究专家似乎仍然沉睡在极左的迷梦之中。他们口中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那一套,回避人道主义和人的价值、尊严的问题,歪曲人的“解放”与“自由”问题,继续贩卖“反修防修”的荒谬思想,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去何止万里!《共产党宣言》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然而曾几何时,由“反修防修”发展出来的中国的“文革”,却把这个逻辑完全颠倒了过来,使它事实上成为:每一个人丧失自由是一切人丧失自由的条件,他们共同保证一个人“自由意志”的实现。这个给国家、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颠倒,并非在“文革”中突然完成,而是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看看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对马克思主义被异化与歪曲的来龙去脉,大体上是可以弄清楚的。真正的艺术家以自己的“良知”面对社会、人心的真相,忠于艺术的使命和规律,他们不会照理论骗子的框框去创作。陈白尘并非先有一个“政治前提”,再按照耳提面命去选择什么“主义”,他恰恰是通过艺术实践、通过喜剧创作,表达自己的自由精神,表达个人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他的喜剧创作越趋成熟,他的自由精神就越加强烈。正是沿着这一逻辑线,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位著名的左翼作家。这个“左”与当今那些新老“左爷”的“左”有着天壤之别。前者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后者则是歪曲、消解马克思主义的,其主要手法是阉割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使之与封闭的专制主义文化相结合。这在“文革”中已暴露无遗。

  陈白尘的喜剧精神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升官图》1946年首演时,面对着黑暗政治的阻力,陈白尘说:“只有自由才能消灭黑暗,吝惜自由者也就无异于助长黑暗。”(《陈白尘文集》第8卷第329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腐败社会的“官场”,权钱交易,贪赃枉法,其最后一幕戏演的必然是马克思说的那种沐猴而冠、出乖弄丑的“喜剧”,登台的官儿们必然是“丑角”,人类借此“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这是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是人们都熟知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陈白尘的喜剧正是这样,它发挥着打假求真、斩妖伏魔、从精神上把腐朽丑恶的事物“送进坟墓”的作用。1949年后,他的喜剧精神遭到压抑,无佳作问世,直到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1980年代,他才得以重新献出“自由的笑声”,这从他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的讽刺喜剧《阿Q正传》就看得分明,其中对农民革命思想的剖析与批判,是与马克思主义观点一致的。其长篇散文《云梦断忆》也同样以“人的解放”的思想武器,批判“文革”专制主义的种种丑剧。这一切都与陈白尘不怕“左爷”邪说、坚信马克思主义密切相关。

  说到陈老在当代大学发挥的作用,很多人都估计不足。本来在“五四”时期,现代文学与现代大学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二者都是在以民主、自由精神为核心的启蒙主义运动中产生、发展的。文学要能提供照人前进的“灯光”,她必然要与大学结成精神的同盟。事实上找不出哪个现代大作家不是出自大学或者曾任教于大学的。戏剧家任教于大学的也不少,如田汉、洪深、欧阳予倩、曹禺、熊佛西、陈白尘等。走上讲坛授课,拿起笔来写作,自由的境界,创造的精神——这既是大学的灵魂,也是文学的生命。看一个国家文化品位之优劣、精神文明之高低,以及传承人类文明之力的强弱,当然首先要从大学着眼。明末清初的一位启蒙主义思想家黄宗羲在他的重要著作《明夷待访录》中说过:“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这就是说,国家遇到有分歧、有争论的问题,最高权位上的皇帝也不敢自作主张,而是交到大学里去研究、解决。天下真理不是出自最高政治权力的中心——朝廷,而是出自最高学术的中心——大学。西方大学产生后,大致也是这么看的。可惜建国之后,在极左政治路线下,大学、文学均被改造为政治工具,大学失去独立研究学术的自由空间,文学则在“工农兵方向”下,背离现代启蒙主义精神。二者密不可分的好传统被丢弃了,二者在“文革”中同时遭到摧残。当十年浩劫刚刚结束时,上边要陈老回京做官,但他却毅然接受了老校长匡亚明的聘任,到南京大学任教。在大学的这16年,他不仅继续创作了剧本《大风歌》、《阿Q正转》,散文《云梦断忆》等一系列优秀作品,而且重建了南大的戏剧学学科,培养了优秀人才。北京的李龙云、南京的姚远、上海的赵耀民,这三位全国著名并有一定国际影响的剧作家,均为陈老在南大教出的戏剧学研究生。学者型戏剧批评家胡星亮、陆炜也出自陈门。这些,人们都看到了。但被忽视的是,陈老晚年作为教育家在重建那个被丢弃的文学、大学同根同源、二体一命的传统。这个传统的核心精神是:独立、自由、创新。

  最近几年,人们才注意到“大学精神”问题,而陈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了。记得1983年周扬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提出社会主义的异化问题,重提“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理应受到重视”这一多年被左倾教条主义置之脑后并反其道而行之的问题。显然,这与今天提倡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但在当时却遭到了理论“权威”胡乔木的粗暴批评和武断否定。随后,教育主管部门下令将胡批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作为正面教材纳入大学教学中。但陈老依靠大学的学术优势,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人学”,坚持学术的独立和自由,拒绝接受政治偏见和行政命令。大约在1984年春夏之交,我们在苏州开会研究大学教材《中国现代戏剧史稿》的编写问题,陈老把北京、上海的夏衍、葛一虹、柯灵、赵铭彝等请来了。这是一次典型的大学与文学结盟的学术会议。夏衍谈了一些“背景材料”,对胡文违背马克思主义之处分析十分深刻,指出周文虽有不足之处,但在“人学”问题上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陈老所持观点大致与夏公同。这使我们的教材没因“紧跟”政治而短命,从1989年出版至今近20年仍被采用,几次重印,而且为纪念话剧百年即将出修订版,1992年还得到过国家优秀教材特等奖。从苏州回到南京大学,我们坚持不在学生中贯彻行政上、报刊上那些宣传胡文、批判周文的种种“说法”。陈老说:“要读马恩原著,胡文周文都要研究,然后得出我们自己的观点。”这话是23年前说的,那时大学里还没有重新提起陈寅恪那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话呢!现在听说有些大学在文科评出了颇受优厚待遇的“资深教授”,我看只有陈白尘这样的教授才够格,可惜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2007年4月24日初稿,8月25日修订于跬步斋

  发表于2007年4月26日《新华日报·人文专栏》,有较大删节,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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