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导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94 次 更新时间:2008-05-14 01: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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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 (进入专栏)  

  

  一

  

  中国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随着经济发展与变革,社会政治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从政治学角度来看,这种政治体制与改革以前的体制相比较,有什么新的特点?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对这种体制作了如下概括的分析:

  首先,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存在着有限的多元化。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全能体制下,社会是高度一元化与板块化的。全能主义国家政权具有广泛而深入的对社会基层组织细胞与个人的政治控制力与动员力。而在当今体制下,中国已经通过市场经济化,逐步形成了非政治领域的自主社会空间,政治控制的范围逐渐缩小,仅局限于与国家与政权安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领域。社会文化、教育、娱乐、学术研究、非政治的社团,作为“第二文化”,与政府主导的“第一文化”平行地共存。这些自主的社会建制与组织,如果进一步发展,形成网络,就会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兴的健康而充满活力的市民社会。在这里,市民社会指的就是国家控制力以外的、体制外的自组织系统。

  其次,意识形态领域仍然保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符号体系,作为执政党组织整合与党内凝聚的基础。但其意识形态的符号内涵已经不再具有原来的平均共产主义的目标意识。而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体制主要通过现代化的权威政治,作为政治整合的基础,但已经扬弃了教条意识形态所体现的带有乌托邦色彩,并力求以经济实效性,以对美好社会与和谐社会的追求,来获得公民对政权的支持。在当今中国,政体的实效正当性已经取代了乌托邦平均主义的“天国”理念,作为国家认同与社会聚合的基础。

  第三,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继承了全能体制下执政党的国家动员力的传统资源,作为实现本国现代化的权威杠杆,从而仍然具有较强的进行体制变革的动员能力,但与此同时,也承袭了全能体制下社会监督机制不足的问题。而这种监督机制的缺失所引起的弥散性腐败与无序化,又有可能反过来蚕食这种国家对资源的动员能力。

  质言之,当代中国非政治领域的有限多元化、私域自由空间的扩大、意识形态的世俗化,以及执政党体制为基础的社会动员能力与命令机制的存在,这几个特点构成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政治体制的最重要特征。大体上可以认为,中国自八十年代以来的二十多年里,尤其是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已经成功地通过“维新模式”而不是革命模式,完成了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政治集权体制向更具多元性的社会政治模式的稳健转变。

  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来进行分析,这种历史转变,对于中国政治现代化与未来民主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质性意义。那就是,新型的契约性人际关系、通过讨价还价的协商机制,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法制观念、政治文化上的进一步宽松化而互容性增加,正是在市场经济中,并只有通过市场经济的实践而培养出来的,这些都是实行中国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①

  如果说,以上是对中国模式的特点的描述,那么,用什么核心概念可以表征这种新型的政治模式的特点?从政体类型学角度而言,当代中国人生活在什么样的政治社会结构中?在研究过程中,我最初尝试运用比较宽泛的“权威主义”来表征这种政治模式,因为执政精英在保持权威控制的同时,现代化体制内已经出现了有限多元化,从而具有现代化权威政治的一般特征,但后来发现,单纯运用这一概念来表征中国的体制,仍然是不全面的,它容易把中国与东亚权威主义做出简单的类比与联想,而不易把握中国改革与传统体制之间的历史承续关系。更重要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政体形态与一般意义上的权威主义模式这两者相比,无论在历史背景、意识形态、政治文化、国家的组织资源方面,还是在对社会的动员机制与社会多元化程度方面,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后来我发现,由于这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行体制是在中国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从原来的列宁主义的全能主义体制中逐渐演变过来的,因此,运用“后全能主义”(Post Totalitarianism)来概括当今中国政治的特点,确实能表达这一新的政治结构模式与传统全能主义之间的历史连续性。然而,后全能主义只是一种历史时段的描述,没有能揭示结构特点。因此,我进而综合以上两方面特点,把这种体制定义为“后全能主义型的技术专家治国型的新权威主义体制”(Post Totalitarian Technocratic New Authoritarian Regime),即从全能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中演化过来的现代化的权威体制。由于中国二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取得的实效,政治中心的权威合法性资源已经有了新的来源,政府也在社会利益分化过程中获得了新的社会基础与支持者,实际上具有相当强韧的政治稳态性与持续性。可以认为,世纪之交的中国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新型政治时代。只有未来某一个时候,在经济发展到一个更新的阶段,在内部社会结构发生相当的变化以后,它才可能向一个具有中国特点的新型民主政治形态转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种介乎于完全没有社会多元化的全能主义,与未来具有中国特点的民主政治之间的一种过渡性政治形态。

  

  二,

  

  人们自然还会进一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中国是如何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从全能主义的政治结构演变为现行的体制的?这种的变革采取什么样的历史路径?中国的这种转型政治体制对于经济发展有什么特殊优势,面临什么样的发展矛盾?

  这些问题,都是作者近年来一直在思考与探索的,所有这些问题,均可以纳入到转型政治学的研究领域中来。通俗地说,“转型政治学”(Politics of transition)就是转型期政治学,它运用政治学、社会学与政治文化的研究方法与基本概念,来考察一个国家从传统体制向现代化体制转变过程中的政治与社会问题,以及相关的思想文化现象。它以研究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变迁与发展路径作为考察的焦点。

  转型政治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已经是一门相当重要的新的政治学领域,并已经出现一系列具有重要国际学术影响的研究成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研究拉美权威主义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学者施米特,曾提出了“转型学”(Transitology)这一概念。转型学最初是由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研究中形成的跨学科理论学科。 “转型学”这一概念,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它把研究者的视线,引导到转型的历史过程上来。根据作者所掌握的文献,从非西方的国家政治变迁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当今世界上现存的可资比较的主要转型方式,大体上有四种类型。它们是拉美模式、南欧模式、东亚模式、苏联东欧模式。各种政治转型模式都有其独特的转型特点,例如,南欧模式是长期处于欧洲资本主义环境中的一种成熟的权威主义,向多党民主体制转型的,这种模式具有强国家与强市民社会相结合的结构特征。而拉美模式的主要特点是,这些国家是在在民粹主义政治与军事权威政治的拉锯互动中演进的。苏东模式则是通过激进的“大爆炸”方式,即经济与政治的“休克疗法”,来实现一种体制向另一种西方多元体制的政治转变,这种模式的弱国家与弱社会的共存,可以解释它在发展过程中何以如此不稳定,何以充满陷阱与挫折,也可以解释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何以此起彼伏。东亚模式,即四小龙模式,是在冷战过程中,在两大阵营的对立冲突中,通过权威政治走向多党竞争性民主。在对以上四种不同的转型模式的研究过程中,都产生了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学学者,例如林兹对南欧模式的研究,施米特与奥当诺对拉美模式的研究,普沃斯基对东欧转型的研究,等等。

  从世界各国现代化转型视角来看,中国的转型模式与上述所有模式均不相同,中国的政治变迁有其独特性,正如本文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一方面,中国的现体制一方面具有全能主义体制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了新权威主义对现代化进程的政治整合功能,中国转型模式不能归入已有的类型或模式中的任何一种。如何判断这一结构的类型特征?这是中国变革实践对国际政治学理论提出的一个问题。

  可以说,相对于己有的前面四种转型模式而言,中国在社会主义执政党的主导下,通过适应市场经济变革而逐渐形成的“后全能型权威主义”是转型分类学上的一个新的“物种”,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中国越南模式”。它的特点是,由于承继了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资源,从而具有强大的对变迁过程的可控制性,以及整合资源的政治优势,它在经济发展中的获得的成功,它在转型中面临的问题、困难与矛盾,也可以从这一模式的历史特点与结构特点中得到解释。迄今为止,国际政治学界还较少有学者对中国这样一个从社会主义全能体制演化过来的新型政治结构,做过宏观的系统的类型学考察。

  要把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发展,就必须把中国模式放在与上述这些转型模式相比较这一更广阔的架构上来考察,这种模式比较,可以提供一个宏观的平台,启示研究者从国际转型政治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从他们提出的一些重要比较变项中,例如,从历史背景、政治精英形成的方式、转型战略、政治约束条件、意识形态在转型中的重要性,以及意识形态转型方式,权威合法性转换,政治参与方式变化,社会自组织系统的特点,政治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改革的政治约束条件,路径依赖程度等等各个方面,来考察我们的自己的国家的转型模式的特点。只有通过宏观比较,才能发展出我们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三

  

  如果从转型的历史过程来看,我们可以注意到,中国采取了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特殊历史路径。笔者注意到,我国一些经济学家运用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演化经济学的一些分析概念,用来对照中国经济改革时,发现中国的经济变革的政策经验,恰恰与演化经济学理论有着惊人的联系 ②。笔者受这些经济学者的启示,由此进一步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我们能从演化经济学的一些理论中,进一步提练、抽象、并概括出更具普遍性的演化发展理论,那么,人们一定会发现,中国政治变迁过程,也恰恰同样符合演化理论概括出来的一些基本特点。笔者甚至觉得,用“演化政治学”来形容中国转型政治的特点,确实是再适合不过了。大体上,我们可以从演化经济学提供的理论启示中,对中国二十多年的政治发展的特点,在理论上归纳为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是中国模式演化的试错性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执政精英,强调实践中的摸索,来寻求摆脱旧体制的发展路径,即不是从已有的先验原则或信条为基础,而是通过面临具体问题时,运用传统政治体制提供的执政党权威政治资源,在人的理性并没有认识制约中国发展的诸多因素的复杂关系之前,在人的理性决策能力与解决困难的复杂性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的情况下,即存在着演化经济学家所称的巨大的“能力-困难缺口”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实践、摸索、局部的试错,逐渐形成行之有效的政治与经济政策。如果说,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成功,暗合演化经济学的理论解释,那么,中国政治转型采取的路径也暗合政治演化理论揭示的试错路径与逻辑。

  中国模式的第二个特色,是它与传统的非断裂性。中国转型实践的特点是,强调并尊重中国现行政治体制转轨的历史的连续性,而不是与历史上形成的秩序断裂,在这一原则基础上,通过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的方式,稳健地走上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新路。二十多年来,中国改革政策的制定充分考虑到本国社会主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社会规范,文化遗产与社会主义体制的传统,通过这种渐进的“试错”方式,来保证不会引起社会的断裂与规范的缺失,不至于陷入“旧者已亡,新者未立”的失范危机。根据演化理论,一个国家与民族的连续性是受一种无形的历史力量保障的,这种历史上形成的无形权威是由人们约定俗成的价值观,思维模式,行为模式,传统类型,风俗习惯,信念与传统来维系的。执政精英充分调动了这些传统整合资源来维持转型的稳定性。这与当年严复提出的“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的思想极为相合。

  第三,中国的政治转型,也与演化经济学家所研究的经济转型一样,遵循着“最小打乱原则”。即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政治政策创新,对既存制度体系的“打破”与“冲击”,并不大于维持社会日常运转所必需的共同体框架“完型性”与历史连续性 ③。这样,就能在制度创新与制度保持之间,维持着适当的平衡,制度变迁需要改变人们惯常的行为模式,但人们适应创新的活动范围,则取决于人们感到制度与决策创新必须约束在恰当的范围内进行, “最小限度打乱原理”充分考虑到制度变迁的适应性,连续性与渐进性。在这一方面,中国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发展,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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