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改革以来中国政治的“去两极冲突化”及其历史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50 次 更新时间:2008-05-12 02: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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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 (进入专栏)  

  

  引言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部就存在着两种相互对峙的政治势力,一种是自由派政治势力,其中包括自由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与党内民主派,他们以民主、自由与人的权利相号召,要求进一步加快市场经济改革,并通过扩大政治参与与政治改革来实现民主政治。另一种是左的原教旨的守成派势力,这些正统主义左派① 以传统体制下的意识形态官僚为主体,他们力求恢复五十年代的官僚计划体制,坚持党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的的较为严格的控制,并以此来保持党的权力地位。这两种政治势力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紧张与冲突。

  这种两极政治势力的对峙与冲突,是传统社会主义全能体制国家进入变革转型阶段必然会经历的政治现象。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以深具道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自由派,构成对旧秩序的解构(Deconstruct)的力量,他们势必激起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守成派与之对峙,正统的左派官僚则构成政治收缩的力量。这两种力量均力求通过影响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权威中心,来取得对中国政治的主导权。上述这种两极力量的冲突的消长过程,实际上就构成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史的主线。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反精神污染,八十年代中期的反自由化,直到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可以看作是自由派与守成派这两极政治势力冲突走向白热化的的三个阶段。

  从政治逻辑来推断,全能体制(Socialist Tolalitarian Regime)国家进入变革时期,上述两极冲突有四种可能的前景与结果。

  第一种前景是自由派通过动员民间力量,扩大政治参与,从而进入政治中心领域,并主导了政治进程,守成派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直至作为执政中心的中间派在这一分化过程中也被迫边缘化,传统全能体制与现存秩序则完全土崩瓦解,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秩序与生活也会同时陷入不同程度的脱序状态。戈尔巴乔夫的前苏联改革经历的就是这种情况。

  第二种前景是全能主义国家的守成派在政治上取得胜利,在政治舞台上清除了自由派,最后是基本恢复改革以前的旧体制。改革开放将从此陷于中止停滞,虽然在世界现实政治中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但在逻辑上这种反动模式是完全可能的。

  第三种前景,是守成派与自由派这左右两种政治势力达到某种平衡状态,冲突双方逐渐建立起妥协性政治游戏规则,并在这一基础上逐渐发展为多元社会中的不同党派。然而,理解共产党政治文化的人们都知道,自由派与原教旨意识形态守成派在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上是水火不相容的。因而这种多元共存的政治前景出现的机率相当低。

  第四种可能的前景是,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自由派与意识形态官僚为主体的左的守成派均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变化经历的就是这种情况:一方面,在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后,激进的知识分子自由派在政治上已经被清洗出局,失去对政治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自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到九十年代后期,意识形态官僚守成派则同样逐渐边缘化,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具有中派权威主义特征的技术官僚政治,在中国取得实质性的主导政治的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九十年代以后中国进入了“后两极化”历史时期。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本文使用的“后两极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并不是指两极政治势力在政治舞台上完全消失,两极势力仍然会在边缘状态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对政治中心已经不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与压力。

  

  为什么二十年来,中国政治经历了这样一个从两极张力矛盾激化到走向”去两极冲突化”的历史过程?中国的两极张力各有什么特点?这种“去两极冲突化”对中国政治结构的变化产生什么影响?这一视角对于理解中国当代政治史,对于理解中国民主化的前景与未来中国政治走向,具有什么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作一简略的分析。

  

  改革以来的自由派与守成派:各自的政治理念与资源

  

  在这里,有必要对中国改革以来政治中的“自由派” 概念先作一些说明。本文使用的“八十年代中国的自由派”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凡是那些致力于批判中国旧体制与专权政治,力主摆脱全能体制对人的约束,强调思想解放,个性自由与民主制衡的人们,均属于本文所说的自由派的范畴。中国八十年代政治中的自由派并不等同于西方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这些人群的共同特点是力争摆脱全能体制的束缚,就这一点而言,把他们称之为“思想解放派”可能更确切,中国八十年代以来的自由派中,包括有最激进的激进西化派知识分子与学生,也有相对温和的、要求加快体制内民主化的社会主义宪政派,以及要求推进开明的一党政治的党内民主派,他们共同构成了守成派的对立面。由于他们对改革开放的鼓动,起到了支持邓小平在现行共产党官僚体制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作用,从而在文革后的中国获得了相对自主的合法政治空间,以及一定程度的发表自己观点的自由。

  中国的自由派的政治资源在于,他们所倡导的启蒙与改革话语,在社会民间舆论中占有优势。这是因为,深受文革灾难的体验的中国广大民众更向往较为自由宽松的政治生活,对极左的旧体制有一种强烈的逆反心理,这就使自由派知识分子具有潜在的对民间社会的政治动员能力与号召力。自由派在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中有相当坚实的社会基础。此外,自由派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民主思潮的强烈的道义上的支持。每当自由派受到守成派的打压时,例如一九八三年的反精神污染,以及一九八七年的反自由化,受守成派打击的自由派在中国民间的声望不降反升,最能具体地说明自由派在民间的资源优势。

  另外,还必须指出的是,由于长期受旧体制的压抑,中国的自由派在心态上有一种亢奋性,由于深受中外经济差距与文化差距的刺激,他们一般又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例如他们强调中国如进行大幅度改革,将会被沦落为“第四世界”,被“开除球籍”等等),以及由于中西经济文化强烈反差引发的焦虑感。同时,由于长期以来受共产党斗争哲学的政治文化的潜在影响,他们又往往具有 “正邪两叉分类”的政治思维。以上这些心理层面与观念层面的政治文化因素相结合,在冲突过程中,会很容易诱发危机压力下的、具有民间政治动员力的“刚愤”型政治激进主义,并进而发展为群体性的政治抗议运动,这是邓小平的权威中心所不愿看到的。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自由派”是一个包括从温和到激进的各种类型在内的比较宽泛的概念,在相对平和的时期,党内民主派与温和的宪政派起到较为实质性的推动变革的作用,然而,当改革引起的社会问题日益突显的政治危机情况下,其中最激进的西化自由派,由于取得了最强烈批判旧秩序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话语的至高点,并与守成派形成最鲜明对立,他们往往会在民间社会占据道义的优势,取得比更温和的自由派更大的社会动员能量,乃至对社会抗争运动的主导权。

  下面来看一下作为自由派对立面的左翼守成派,他们以胡乔木、邓力群为代表,形成这一政治派群的原因有两方面。首先,作为正统派的革命意识形态官僚,他们对文革以前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政治秩序具有怀旧心态,虽然他们中一般人对文革的极左思潮也持不满、乃至批判反思的态度,但是,由于他们对革命意识形态的信仰与习惯性的效忠,使他们从列宁主义的传统教义出发来看待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于是就会很自然地把“改革开放”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义与原则的偏离。当他们运用革命意识形态的价值与理念来审视改革中出现的腐败、失范以及各种革综合症现象时,就会油然而生对改革开放本身的不满与抵制,其次,他们是现存革命官僚体制的既得利益代表者,改革开放导致整个社会全面的大规模的利益的重新分配,为了维护原先旧体制下的当权集团的既得利益,他们也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坚持左的观念与价值的正统的立场。

  中国体制内的左翼守成派的政治资源,首先在于,他们掌握了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与裁判权。由于共产党全能体制是以革命意识形态作为维护政权生命的最关键要素的,这就使正统左派官僚对正统意识形态的维护,对于论证邓小平主导的共产党的权威合法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功能。由于守成派从意识形态立场对这种执政权威合法性进行维护,这对于邓小平保持权力地位又是必不可少的。每当自由派的活动被认为构成对党的合法性与现存秩序挑战时,他们就会获得邓小平的政治中心的信任。

  其次,守成派的政治优势还在于,他们长期在政治上层活动,积累了的相当丰富的体制内政治资源与政治经验,深谙中共高层政治运作的游戏规则,他们还与邓小平与革命元老派之间具有密切的私人关系。②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守成派虽然是旧体制下的即得利益的代言人,但在在反对自由派时,他们却诉诸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安全的理由。例如,八十年代初期的“反精神污染”运动,以及八十年代中期的“反自由化”运动,都是原教旨守成派胡乔木、邓力群等人,通过说服元老派,并进而通过对邓小平施加影响,来发起对自由派的挑战的。他们通过主导意识形态话语霸权,来对自由派的行为作出负面的解释,他们以“维持党的政权与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来打动元老派,以“政治稳定受到自由派的威胁与挑战”这一理由来打动邓小平,并从而确立了自己的党性形象。相对于知识分子自由派,原教旨主义守成派虽然人数并不多,但在政治上一旦获得元老派或邓小平的支持,就会具有巨大政治能量。这使他们与自由派的较量中,往往总是获得政治上的进攻优势。虽然他们在广大党员中政治威望很低。例如,1987年中共十三大选举中,以及此后的中央顾问委员会选举中,正统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邓力群均以获票不过半数而落选。

  质而言之,只要存在着自由派,只要存在着自由派对旧体制构成的挑战,而这种挑战被认为可能影响到甚至威胁到党的统治的合法性,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守成派对传统革命符号,如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制,共产党的领导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神圣性的强调与维系,在邓小平为首的政治中心看来,就具有政治上不可取代的保护政权的积极功能。邓小平就会把他们看作是相对于自由派的平衡力量来予以肯定。

  

  两极政治势力与政治中心的互动关系

  

  实际上,可以发现,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六四以前的十年里,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中心,以知识分子与学生为主体的自由派,以及以意识形态官僚为主体的守成派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周期性的互动关系。

  首先,应该承认,在邓小平的政治中心看来,由于自由派在政治上具有对民间社会的自发动员能力,同时,在价值观念上又具有某种令他不安的“异己性”,政治中心确实有理由担心自己的统治合法性,会由于自由派的挑战而受到削弱,并从而引发政治不稳定,甚至有可能影响到他的权力地位与以此为基础的改革大业。守成派与老一辈革命家元老对于五十年代的匈牙利事件印象极为深刻,对于波兰团结工会与自由知识分子结合对共产党政权的挑战的前车之鉴特别敏感。可以说,因此,当邓小平认为自由派超越了自己的容忍限度,就会接受守成派对自由派的“越轨行动”的负面的解释,这样,邓小平的政治中心与原教旨守成派之间,就会形成暂时的同盟关系。由左派发起、并经由邓小平支持的八十年代初的“反精神污染”,以及八十年代中期的“反自由化”运动。均是在这种暂时同盟条件下展开的。虽然如前所说,邓小平未必在心里喜欢胡乔木、邓力群的正统政治倾向。他还在私下里认为胡乔木过于书生气,也过于固执。③ 他甚至否定了让胡乔木担任中央宣传部长,认为此人只是个笔杆子,无行政能力。④ 然而,即使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执政中心对左派正统势力在党内的政治地位的保留,对左派势力言论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的容受与妥协,被视为制衡自由派政治势力的政治平衡所必需。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守成派与邓小平之间的政治结合是暂时性的,并不牢固的。这是因为,守成派是基于否定改革开放的必要性这一前提,至少是在消极对待改革开放的政治态度上,来维护党的合法性的。他们的执着于延安式的革命理想,恰恰是与教条主义的固步自封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所谓的党性原则又恰恰与他们所坚持的观念的陈旧性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在根本目标上,是与主张改革开放的邓小平的政治中心是矛盾的,守成派在政治上的得势,又会坚持其意识形态正统性,阻止改革开放。

  正因为如此,守成派的复旧行动,反过来又帮助了自由派与党内开明的领导人摆脱受指责的困境。事实上,自由派与守成派往往都在不自觉地帮助自己势不两立的政敌。这是当代中国政治史上一个最耐人寻思的现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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