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世纪之交谈中国变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24 次 更新时间:2008-05-12 01:5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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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 (进入专栏)  

  

  问:作为中国现代化史研究的首倡者与研究者,您如何评价上一世纪?上一世纪中国现代化可以借鉴的历史教训有哪些?

  要用简单的几句话来概括中国历史上也许最为丰富最为复杂的一个世纪,那将是相当困难的,然而,如果我们把着眼点放在社会主流的动向,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个世纪中的基本走向中看到一些大的特点,并从而对其作出判断。我认为,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存在着前后两个价值倾向上完全相反的阶段。

  第一阶段可以用一个形象的说法,是一个“愤怒出诗人”历史时代,从本世纪初到七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我们民族经历的就是这一政治诗化过程。这里的“愤怒”指的是,中国人在十九世纪未到二十世纪初,由于第一波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断裂,形成三大困境,并从而引发出的三种针对这种困境而形成的基本价值倾向,首先是社会全面失范与政治无序化、军阀混战的困境。这一困境引发出全能主义国家的价值倾向,即通过一种全能型的国家权威,来对社会进行全方位面的控制与支配,来稳定秩序,克服失范。其次是失范状态下的上层精英腐败的困境,这一困境引发的民粹主义价值倾向,即认定一切精英都是堕落、腐败而不道德的,进步的原动力只存在于在被左翼知识分子浪漫化了的神圣化的“下层”中。第三是失范状态下引发的贫富两极化的困境,以及由此产生的平均主义的价值倾向。三重困境相结合,巨大民族苦难与旧传统不断退化,就会在世人中产生一种被我称之为“文化地狱感”意识与痛苦绝望心态,更具体地说,就会形成在“地狱”废墟上,整体重建一个新社会的政治思维与价值取向,而上述三种价值相结合,即民粹主义、平均主义、全能主义的价值的结合,就会产生一种左翼的社会改造兰本。其结果就只能是通过一种左的理想主义、平均主义、政治上的激进主义与文化浪漫主义来苏解内心的痛苦,并盼望通过一种革命方式来重建理想社会。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人的政治思维,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诗人情怀的政治思维。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到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相当复杂,如果从价值论的角度而言,可以理解为左翼理想主义的异化形态。这是左派诗人政治发展到极致的结果。

  从七十年代未开始的第二阶段,同样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是一个“走出诗境”的历史过程。这是一个在价值取向上与前一阶段完全相反的过程,中国从此进入了批判浪漫诗化政治的世俗化时代。如果说,浪漫的诗化政治在实践上表现为平均主义、统制经济与对外封闭的小农文化价值。那么,我们的改革开放,其本质就是以世俗的经验智慧来为中国寻找摆脱乌托邦政治思维的过程。

  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二十世纪的前一阶段可以说是一个“入魅化”过程,后一阶段可以说是“脱魅化”过程。根据我个人研究二十世纪现代化历史的体会,前七十年是这样一个过程:在应对西方挑战的过程中,名教化的儒家深封固拒导致的民族危机,文化危机与政治失序,失范状态下的文化地狱感,以及在这一心态下激发的政治浪漫主义与激进主义,乌托邦主义,这种理想主义的激进化的极左主义,构成了入魅化的基本逻辑环节。后一阶段则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对极左的理想主义的全民族的反思,重新回到世俗化的经验主义,回到人类的常识理性。由于脱魅化过程同时也意味着对一切理想价值的重估与疑惧,这也同时引发缺乏精神价值支持的人们中的“人欲横流”以及本能化、动物化的价值倾向,相当一部分人以不同的方式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或一定意义上回复到失落的理想状态中去。

  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过程有什么教训,具有不同经历的人们会有自己不同的回答,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浪漫主义并理解什么是左的诗人政治的一代来说,我愿意在此引用我为一位朋友的书所写的评论文字:

   “旨在于追求平均主义理想的革命有其残酷的一面,但毕竟是美丽的。二十世纪是理想主义的世纪,是乌托邦主义焕发出无穷魅力与光环的世纪,也是革命以谁也不知道的逻辑来试图改造人性的世纪,是“建构理性主义”(波普语)给予人们以新生活的意义,同时又摧毁着人们的诗情梦幻与追求的世纪。”

  如今,我们已经站在新世纪的入口处,对这一段历史进行理性的回顾与评说,正是对那场逝去了的伟大革命的沉痛的纪念,是对未来人们内心踊动的浪漫的革命冲动的一种预先的警示,也是新一代的人们,面对这个美丽的反复无常的革命女神的无言的沉思。

  虽然,《切格瓦拉》以一种新左派的诗情魅力又在北京火红起来,我宁愿把它看作是那种浪漫政治心态的回光返照,虽然这种心态被民族苦难的经验所否定,然而毕竟因为它太美丽了,就如同扑火的灯蛾所见到的美丽一般。

  当人们在世俗化过程中怀念起左派革命的诗情时,千万不要忘记,建筑在平均主义、民粹主义与全能主义的理想主义基础上的的左派革命的本质,就是那种“登仙般的飞扬感”中的残酷的美丽。而七十年代未开始的回归世俗主义的思想运动与政治社会与经济变迁。正是一种走向常识的理性的合理的回归。常识世界与理想中的乌托邦世界相比,并不那么富于诗情梦幻,然而却健康、结实。

  

  问: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世纪,你同意这种看法吗?你如何看待二十一世纪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

  过于夸大二十一世纪中国现代化面临的危机,一有困难就说成是“生死关头”,我以为是二十世纪留给我们的一种心理遗产。在革命文化中熏染下,人们不自觉地具有那种“非进则退”、“非此即彼”、“毕其功于一役”、“不XX,毋宁死”。这种浮浅的类危机意识,滥觞于康梁,它是一种心理不平衡的结果。我非常不喜欢使用“生死存亡”的关头之类的用辞,这种夸张的用法总会暗示着某种虚幻的越轨的激进主义的合法性。

  对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前景,我还是比较乐观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从左的理想主义的批判中获得的足够的思想资源与价值资源,使我们民族整体上还不会由于世俗化的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困难,而走回头路。世俗理性,或常识理性会引导国人在敲敲打打中,在磕磕碰碰中,向前迈进。估计不大会有什么戏剧化奇迹。换言之,经济的发展,社会在点滴改良中逐渐进步的可能性,总体上还是大于产生振臂一呼的中国式的格瓦拉的可能性。世俗化的过程,将会苏解人们被二十世纪的革命激情弄得过于紧张的心态。然而,另一种不良的前景仍然是存在的,那就是弥散性的腐败引起的社会综合症。如果说左派的残酷美丽是“入魅化”的极致,那么,这种弥散性腐败与疲软则是“脱魅化”可能导致的另一极端。

  

  问:你认为二十一世纪有可能导致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断裂的因素有哪些?我们应该处理好哪些带有原则、方向性的问题?

  要谈及新世纪中国现代化可能出现的陷阱,我觉得可以把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现代化过程进行一些比较,看看两者有什么共同之处。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以前开始的现代化过程,称之为第一波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称之为第二波现代化,这两者的共同特点是,同样从传统的大一统天下主义中,从中国的信仰体系中摆脱出来并走向世俗化,同样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同样以参与与接轨的方式来走向西方文明为主角的世界游戏,同样从权威体制中走向社会与经济多元化。同样存在着体制的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来新陈代谢。正因为如此,考察一下第一波传统集权体制下的现代化运动失利的一些因素,对于我们认识自己所处的第二波现代化中的问题一定是有意义的。

  我研究清末改革有九年之久,我所写的《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中的激进与保守》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自戊戌变法至清末新政的这一变革过程,也即传统的专权政治条件下的体制创新过程之所以失败,有三个重要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在外力压迫的危机加剧的情况下,改革的滞后引起的积重难返,尤其是清末改革所必要的权威在庚子事变后已经流失,使此后任何深入的改革都无法通过现有的权威来整合。权威贫乏症,即受治者对统治者的权威已经失去信任,是清末新政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庚子事变后这种困境最明显地表现出来。

  第二个因素是,一旦陷入全民性的危机感,(这在庚子事变以后开始出现)在危机心态下的激进改革必然是大幅度的,饥不择食、慌不择路、“狗急跳墙”的,而不是有条不紊的。在人们看来,一切循序渐进、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改革思路,都会被认定“远水不救近火”。戊戌变法志士杨深秀所说的“死中求生”“救火追亡犹恐不及”,体现的正是这种对问题的判断与思维方式,到了一九零六年慈禧太后问张之洞是否要立宪,以及什么时候立宪为宜时,这位以温和稳健著称于世的重臣居然成为最激进的立宪派,他甚至说,由于中国大局可危,立宪实行越速越妙,预备阶段都是不必要的。这种思维方式与态度在当时的全民中具有普遍性。

  第三个因素是。在危亡情急之中,人们不自觉地以西方行之有效的、在西方文化背景上与西方长期经验中形成的政治模式,作为直接仿效的对象,例如君主立宪制以及议会民主制。他们只看到这些西方良制在西方产生的功效,而完全不注意一种制度产生上述功效所需要的复杂社会、经济、文化条件。清末立宪运动是如此,辛亥革命仿效多党民主制也是如此。而且是万口一辞,形成不得不依此模式而变制的巨大历史潮流。

  以上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清末以来政治体制变革的后果,就是导致旧的权威整合失效,新的立宪多元决策模式与议会主义模式同样也因缺乏产生功效的条件而失败,于是中国进入了一个可以称之为现代化断裂的北洋时期。而这一现代化进程的严重断裂的历史后果,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二十世纪前期的三大困境,即政治无序化,上层经济与政治精英的腐败化,失范型的社会两极分化,这三重困境正是文化地狱感心态与左翼革命主义的温床。

  正因为如此,与前一波现代化历史相比,当下中国现代化中不存在第一因素,即权威贫乏症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成果,已经对领导改革的政治中心的权威产生良性的增值效应。然而,第二种因素与第三种因素,却在今天的中国强烈地存在。例如,中国已经形成的腐败的积重效应,会越来越强烈地激发起社会上要求清除腐败而产生的激进大幅度改革的社会心态。

  如果我们不能在渐进中寻找到适应于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模式,当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时,那么,在危机心态的压力与驱动下,在二十世纪的政治思维定态的影响下,人们或者可能通过饥不择食的简单模仿西方政治模式,来解决中国问题,或者可能重新回到左翼平均主义革命的思路上去,这两种选择中何者会中国再次取得优势,则将取决于种种条件与内因外缘。当然历史完全重演是不可能的,但现代化断裂的类似的后果却会以某种方式出现。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对于中国未来的看法很简单,如果我们不能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那么,根据物极必反原则,历史将无情地推动这个民族在危机心态的压力与驱动下去再次尝试走大步,走急步,走歪步。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歪步导致的民族苦难,都是我们民族已经体验过的,难道我们这一百年来体验得还不够吗,还需要第二个一百年来再体验一次吗?

  

  2001年2月27日写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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