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是经济并不发达的河南省省会，惠济区是郑州市的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行政区，年收入据说仅2亿。最近，这个区在全国被喊得响亮——报纸、广播、电视、网络都能找到“惠济区”的字样。你可能就要想了：这个区一定是在为人民谋福祉方面创造了惊人的业绩，所以才被全国瞩目。你错了。惠济区如此家喻户晓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建设了一座办公大楼。你可能要笑了：建设一座办公大楼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们亲爱的公仆们不是早就开始建设豪华的办公场所了么？难道惠济区有什么更绝的绝招让全国人民关心了起来？
没什么更绝的绝招，就是建设了一座办公大楼，号称“白宫”。
此“白宫”非彼白宫。此“白宫”一共投资了7个亿人民币，占地500亩，庞大的人工湖水面碧波荡漾、古树园里曲径通幽、6座办公大楼巍然屹立，容纳千人的巨型会议中心豪华壮丽。彼白宫又如何？世界超级大国的总统府共占地7.3万平方米，合109亩，为我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办公场所的1/5，整个由主楼和东、西两翼三部分组成， 主楼3层，共130多个房间，东大厅是白宫中最大的厅堂，仅可容纳200多人。
我想，这或许就是引起人们惊诧的原因。
对于人们的惊诧，惠济区区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委屈地说：“我们算什么第一？××市政府占了1000多亩地，比我们大得多呢。”所以你也就不能单纯地责怪惠济区做错了什么事情。如果我们把事情放到更大的背景上去看，就更没有理由责怪惠济区政府的公仆们做错什么事情了——先看一看北京各部、委的办公大楼，再看一看各省、市、自治区政府的办公大楼，再看一看各省、市、自治区所属区、市的办公大楼，再看一看各省、市、自治区所属区、市所属的县以及县级市的办公大楼，再看一看各省、市、自治区所属区、市所属的县以及县级市所属的区、镇的办公大楼……你就知道惠济区为什么要建“白宫”了。我们的公仆都是聪明人，我相信惠济区的公仆也是聪明人，他们绝对不会在没有同样事情发生的历史时空中去办别人从来没有办过的事情，他们即使比别的公仆智慧和英勇，别人办五分，他也只能办六分、七分，他不会去办八分、九分，以至于十分，除非他想死了——在严厉的党纪国法下，他应当知道超越通常规则办事情所导致的后果。正如惠济区区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抱怨所说：“我们算什么第一？××市市政府占了1000多亩地，比我们大得多呢。”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在一个年收入不到两个亿的行政区建造了七亿元的“白宫”而大惊小叫。
值得我们惊愕的倒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到哪里去了？
请允许我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中的有关部分：“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我要问的是：当公仆们贪污腐败、挥霍浪费国家资财，从而造成事实上的动摇和破坏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利益，破坏了社会主义这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的时候，违犯了“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这一至高无上的法律原则的时候，人民在哪里？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么，人民为什么没有看护好自己的利益和资产？既然“宪法”具体规定了“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那么，在腐败和浪费大规模发生的时候，这些机构都在干什么事情？它们怎样履行了自己的责任？既然“宪法”非常具体地规定了“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那么，人民为什么会整体缺位，没有履行自己的光荣职责？
这并不是多么复杂深奥的问题，一般人用一般的智慧就可以思索。但是，我觉得让一般人思索这个问题有些不公平，真正应当思索这个问题的，是那些一心一意要给人民谋福祉的领导人，是那些用高深理论研究如何构建和谐社会的专家学者，是那些在豪华办公大楼里一杯清茶一张报纸的公仆……老百姓哪里有功夫思考这些？他们正在为一个月不到一千元工资在高污染企业生产流水线上手忙脚乱地工作；正在地下八百米深处为黑心矿主（其中就暗藏着我们的公仆）挖煤背煤；正在由于把畜力车拉到市区贩卖果品破坏了城市形象而被城管人员高额罚款和驱赶；正在浇薄的土地上劳作，试图用卖粮食的血汗钱让子女读完初中；在贫困山区，农民正在由于出现一个无钱医治的病人而痛心疾首；城市深处阴暗潮湿的房间里，双双下岗的父母正在为子女高额的教育费用进行筹划，打算晚上避开熟人到垃圾箱里捡拾饮料瓶子……他们完全没有功夫去想其他的问题。
看样子这些问题只能由领导人、专家学者和各级政府机关的公仆们去想了。
这些同志是这样想的：“有些地方为什么热衷于修建豪华办公大楼？原因恐怕有公有私，公私兼顾。于私，有些不法分子可以借机捞一把——“大楼起来，干部倒下”，比如前不久的天津海事法院大楼案牵连出一系列部门的腐败工作人员；于公，就是威权宣示情结在作祟。”
还有些同志是这样想的：“在一些地方领导的意识中，惟其宏大，才能显示领导的气魄；惟其豪华，方可显示领导的政绩；惟其庄严，尽显政府权威。将威权宣示寄寓于器物上，豪华型办公大楼就是一个选择，此外还有豪华公车等。我们不妨观察一下封建时代的衙门：巍峨的建筑、宽阔的大门、深深的通道、高高的牌匾、大大的案台……一个‘大’字贯穿其间。这些高大的器物，无一不在向公众展示着衙门的威权。小民进入其间，有理也会在心里先矮三分。但现代法治型政府的权威，不能依靠这些，而只能来自于官员的廉洁和高效的服务。”
很好，我觉得这些同志想得都很好。
那么，作为民意的代表，行使国家权力的人民代表又是怎么想的呢？我先来引述2004年3月5日新华社在召开全国人大十届三次会议期间的报道：“一边是气派的政府机关办公大楼，一边是破烂的民居，眼前的一幕，你会觉得和谐吗？近年来，一些地区兴起的建设豪华政府办公场所歪风，受到出席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人大代表的批评新建机关办公楼，在一些地区几成风习，有的是随新的城市规划迁建，有的则是因为现有办公设施‘不合时宜’，进行改建。尽管情况不一，但比较普遍的问题是，相当一批新建办公大楼追求豪华，超出实际需要，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去甚远。在一些地方，政府机关豪华气派的办公大楼与居民低矮破旧的住房形成巨大反差。从媒体披露的重庆忠县黄金镇仿照天安门设计的办公楼、山西省沁水县端氏镇政府大楼、河南省项城市范集乡政府办公楼等典型个案看，兴建豪华办公场所之风，不仅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存在，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此风同样很盛。”
有的人大代表认为：“新建办公场所，适当超前，可以避免不断改扩建造成的浪费，但两个前提条件必须考虑：一要实用，二要量力而行。目前，一些政府机关大楼一味贪大求洋，暴露了个别政府公务人员严重的特权思想。”“中央倡导建立廉洁政府，一些地方却把办公大楼建得这么招摇，真是背道而驰。”
报道认为：“楼高未必形象好。被一些人视为代表着一地形象的豪华政府大楼，向人们展示的绝非好形象。有的地方，工资发放都有困难，仍然拿出大量财政资金，建设高标准的办公楼；有的地方，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公益事业投入严重不足，困难群众的生活水平非常低，却把巨额资金投向改善政府机关工作条件上；有的地方为建大楼，不惜挤占挪用各种专项资金，甚至借机向企业和下级单位敛钱。‘形象大楼’极大地损害了政府的形象。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过许多措施，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的建设，倡导节约，制止奢侈浪费，但个别地方仍然我行我素。其中的原因，一是对政府机关兴建办公楼审批把关不严，监督检查不够；二是对政府机关办公设施没有具体可操作的标准；三是对违规者的处罚偏轻，不足以起到惩戒作用。人大代表常金月专门就解决政府机关办公大楼建设问题准备了一件议案，准备提交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他建议，要用法律手段规范完善政府办公楼建设的等级、规格标准；各级人大要加强对政府的监督，推行政府办公楼建设公示和听证制度；提倡行政机关联合办公、集中办公，推行机关后勤保障市场化，减少非公务人员，节约行政办公费用；开展专项清查和审计，对超标准建设办公楼的地方公开曝光，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
这样能够解决问题吗？两年多过去了，最近终于又冒出了郑州市惠济区建造“白宫”的问题，可见，问题并没有解决。为什么没有解决？我觉得仍然是：上述所有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都回避了在国家治理中人民何以缺位的问题——这里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可讲，一个极为简单的设问是：惠济区用相当于这个区三年半财政收入的7亿元建造办公场所，经历了那些程序？这些钱是怎样转移到建造账面上来的？一个掌握着巨额资金而又不受任何监管的政府不可能不是腐败的政府，所以，有良心的专家才杜鹃啼血一般地呼唤，政府要转变职能，要成为服务型政府，要从市场中退下来……这一切都因为人民的缺位而成为空想。当权力失去监督的时候，它就是一种邪恶而野蛮的力量；只有人民的监督才能够赋予权力以正义，这不仅为理论所说明，也为我们的经验所证实。然而，我不知道为什么，正是在这一点上，所有人都在回避。
昨天，我非常幸运地从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中看到了惠济区的一位副区长，这位副区长解释建造豪华办公场所时振振有词：“既然要重建，就要建设的档次高一些，争取30年不落后。群众看到政府这样的办公场所，心情会很舒畅。”镜头一转，是一个因为政府的这次建设办公场所而失去土地的农民，这位农民说：“就这么一点儿土地，现在被征用了，你让我们怎么活下去？”记者问：“那当时你们就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吗？”农民苦笑了，说：“谁敢？他们带着武警，谁说话就抓谁，谁还敢？”
这样，我也就明白惠济区为什么能够建设起这样一个比美国的白宫还大五倍的“白宫”了，也就明白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人民代表在管理国家的重大讨论中，为什么要回避人民缺位的问题了。
（2006-6-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