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全球化背景下的儒学与中国文化整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47 次 更新时间:2008-05-11 00:3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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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星 (进入专栏)  

  

  一、全球化时代文化发展的特点及其带来的问题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发展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承认文化全球化,二是认为全球文化会多元化,三是主张全球文化多元一体化。

  “文化全球化”论者认为全球化是全方位的,如果只承认经济全球化而排斥文化全球化,那就违背了基本逻辑,它强调经济对文化的决定作用,认为经济全球化会产生相应的普世文化。“全球文化多元化”说则认为,文化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建立在人与人不同的前提之上的,因此,文化全球化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根本不能成立,它强调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别,认为经济全球化并不构成文化走向趋同或一体化的条件,相反,由于全球化条件下的差异性加剧或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存在,反而会使文化发展的多样化有了更为牢固的基础。显然,上述文化全球化说和文化多元化说均有其合理性与片面性,于是,为克服两说各自的片面性,就出现了“多元一体化”说,此说综合了上述两说的合理成分,给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认为全球文化一体化和多元化会同时加强。就其大端而言,此说固然不谬,但并没有很确切地表明哪些方面一体化趋势会加强,哪些方面多元化趋势会加强;从哪种意义上说一体化趋势会加强,从哪种意义上说多元化趋势会加强。这样,“多元一体化”说对现实文化建设的指导意义就大打了折扣。(孙景峰:《经济全球化对全球文化的影响——兼论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思想战线》,2002年第3期)

  对全球化及其产生的问题,李慎之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概括:“自从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使东西两半球会合起来之时起,全球化过程已经开始了。为什么现在才说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呢?这是因为在过去的500年中,我们看到的主要还是国家力量的伸张,民族利益的碰撞,宗教的传播,文化的渗透……总之,还只是局部力量的会合而引起的冲突和融合。而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超国家的、超国界的、全球性的力量在行动,全球性的问题在蔓延。从1989年柏林墙的坍塌到1991年苏联的瓦解,到1993年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和1994年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倡议纷纷出台,可以说是这样一种转折的分界线。……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应该说是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标志,还有许多其他的标志:环境污染的全球化,人口爆炸以及由之而来的移民问题的全球化,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所造成的对全人类的威胁,恶性传染病、毒品买卖与犯罪活动的全球化……甚至垃圾处理都成了全球性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1992年联合国日致辞时说:‘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时代已经到来了。’”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李慎之、何家栋:《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1月)这说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处于日益频繁的国际交流中,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地区间的文化呈现出异彩纷呈,百舸争流的局面,它们之间有吸收、有融合、同化,也有对峙、排拒、磨擦,甚至对抗。正如赛曼•杜林指出的:“全球化意味着文化形成越来越失去固定空间的限制,并很难集合为整体和传统。”(《全球化与后殖民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40页)这样就可能带来严重的文化挑战。

  全球化时代文化发展目前主要呈现一系列的两极化倾向:如全球性和本土性、世界性与民族性、一体化与多元化、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等等的张力。杜维明教授在新加坡《联合早报》75周年报庆活动的演讲中还指出:高度发达国家内部也有南北问题。他从族群、语言、性别、地域、年龄、阶级和宗教等七个方面,具体阐述了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文化差异性问题,指出南北问题不仅出现在高度发达的国家和正在发展的国家之间,即使高度发达的国家本身也有南北问题,因此,族群、语言、性别、地域、年龄、阶级和宗教这些根源性问题和全球的普世化问题经常是纠缠在一起的,他说:“这一种复杂的互动的现象,就是global和local之间的关系,英文世界里用一个特别的名词来形容它,叫做glocal,就是说既是global(全球的),又是local(地方的),因此同时是全球又是地方的现象。”(杜维明:《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第96-9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事实上,全球化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卷入了现代化的过程中,但这一过程从一开始就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强弱两极的不平等条件下进行的。总的来看,发达国家尽管也受到全球化的压力,但大体处于受益者的地位,他们的文化精神、价值观等得到扩张,主体性得到发挥;全球化虽然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但面对发达国家的先进优势,其民族文化处于边缘地带,甚至有失去自主性的危险。因此,由于对于上面一系列问题认识上分歧,人们也就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彻底变革论与怀疑论,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开放主义与排斥主义。

  全球化时代文化发展带来的问题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一、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是当今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借用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文化影响力自觉不自觉地推行的一种全球文化战略,其后果就是使西方强势文化在许多方面取代本土文化,使文化的多样性失去其真实的意义,成为空洞的形式。文化帝国主义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普遍性的,否定其它文化的“其它性”并改变这种“其它性”。这种态度带有一种悖论的特性:一方面,它要求保持自己文化的同一性,不能改变这种同一性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它又强调其独特同一性的价值是普遍的。②文化帝国主义的出现,与世界文化发展的多样化趋势是相反的,也往往被作为所谓的文化“一元化”倾向的主要表现来看待。其实,文化帝国主义既是对多样形态的挑战,又是对一元性的僭妄。

  二、文化认同危机。文化认同是由共同的宗教信仰、历史经验、语言、民族血统、地理、经济环境等因素共同形成,其特性比起政治、经济结构更不容易改变。全球化进程迄今大体上和西方价值观尤其是美国文化对世界其他部分的渗透同时并进。牛仔裤、可口可乐、肥皂剧、好莱坞电影差不多被带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不仅娱乐节目已经模式化,就连国际新闻也深受影响。非西方文化的基础被削弱了。许多输入西方文化的地方出现了文化的混乱,表现为目的的丧失、道德的冷漠、暴力的嗜好、传统的破裂以及认识到属于“落后”社会而产生的心理痛苦。今天经历的文化全球化道路与百年前的殖民化过程一样,正在趋于破坏各个社会的传统文化,抹杀各民族文化自身的本质特征或文化身份。对此,亨廷顿在他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建构》中也有所描述:“90年代爆发了全球的认同危机,人们看到,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在问‘我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以及‘谁跟我们不是一伙?’等”。〔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建构》(中译本) 第129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这显然是全球化带给人的认同危机,表明信息时代的今天人的孤独感一点也没有减弱,所以全球化不仅让人失去了私人空间、精神家园,而且也产生了对私人空间和精神家园的需求。这就不难理解人们为什么会转而注重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

  三、更多的文化冲突。全球化带来的是现代化、西方化或者美国化的冲击。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弱势文化可能采取的态度一般会有如下几种: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接受两者;接受前者,拒绝后者。对传统因素还比较浓厚的、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而言,现代化同时会引起传统社会的文化反映。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引起一场文化和宗教复兴运动:“印度化”、东亚的“亚洲化”、“斯拉夫化”、“伊斯兰化”等等。尤其是宗教文化复兴直接表现为对宗教价值观的肯定,以至于有人指出,世界的非世俗化是20世纪末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事实之一。亨廷顿认为,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全球文明不仅没有发生趋同,反而日益分裂为相互冲突的七大文明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他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他还预言非西方社会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攻势将回归本土文化。如伊斯兰世界对西方“腐蚀”的反应;东亚社会归功经济增长于他们自己的文化等(亨廷顿:《西方文明:独特,但并不普遍》,《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6期)后殖民理论之所以引起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热烈反响,主要在于它被视为消解帝国中心话语,弘扬民族文化的理论武器。文化间的对抗同样发生在西方文化内部。如法国打算建立文化马奇诺防线,以保护法语,防止美国文化的侵袭;欧洲影视界则视好莱坞为劲敌等等。

  四、对精英文化的生存、发展构成极大威胁。在文化全球化的大潮下,文化生产走向市场化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文化只有成为商品进入市场才能被关注和被炒作,不能适应市场化要求的文化产品面临被淘汰或被边缘化的命运。尽管这并不像某些论者所担心的那样,意味着精英文化的末日,但的确产生了不容乐观的现象:一方面,物质利益原则占主导地位,“启蒙”、“审美”、“深度”纷纷让位于“娱乐”、“效益”、“平面”,以“混杂拼贴(Pastiche)”与“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詹明信语)为特征的文化商品充斥市场;另一方面,一些人文知识分子不甘寂寞,放弃原有追求,转向生产取悦于大众的、通俗的甚至低级无聊的文化商品。一时间,对精英文化而言,生存还是死亡已成为一个问题,而文化本身也面临被重新定义的境地。

  五、使弱势文化的发展面临陷阱。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使弱势文化的发展面临两个陷阱。第一个文化陷阱是民族虚无主义,这差不多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如中国在全面开放的条件下,转型社会中的民众可能会持中华文化己不如人的观点,导致彻底否定文化传统,经历另一种形式的“文化大革命”,结果是西方经济文化、消费文化乃至政治文化的全面介入,造成中国社会的无根状态和无序状态,这显然不符合基本的国家利益。

  第二个强势文化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固然可以作为凝聚民族、整合国家、推动经济起飞的强大资源但是,文化民族主义的前提之一是本国文化最优,在实践中处理不当往往会对外来文化采取排斥的态度,形成大文化民族主义,这在中国近代史上不乏其例。就当代国际环境而言,提倡文化民族主义容易给国际上别有用心的势力以宣扬中国威胁的借口,历史上华夏中心主义的文化心态已经使中华民族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它如在全球化的当代条件下复活,会损害中国崛起的国家利益。

  由于全球化的双重性,不同国家、民族在全球化过程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和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以及观察的不同视点和角度,人们对文化的全球化也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彻底变革论(全球主义论)与怀疑论,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开放主义与拒斥主义,等等。中国近代以来就是在中西古今的激荡中应对全球化问题和探寻中国文化出路的。

  

  三、儒学与中国文化整合

  

  在全球化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观照,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正处在一个经纬交错的十字形的交叉点上:它一方面要实现本土文化与域外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整合,一方面则要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的整合。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的整合就是要在世界性和民族性等两重性之间找到一条既构建起中国文化的新体系,又能够解决了人类文化问题的道路。

  

  1、主体性的确立

  

  正如其他文明形态的现代化变革一样,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也必然是一方面要面向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文化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又有其特殊要求。因此,我们首先明确中国文化主体意识,将其作为驾驭普遍模式和特殊要求的核心观念,否则,所谓变革就会丧失相应的价值支持和引导,以至于要走许多弯路。二十世纪探寻中国文化出路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已经证明,要使中国文化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就不能割离自身的传统,相反,对于传统不仅要正面面对,而且要发掘传统资源以明确文化主体意识,作为我们前进的原动力。

  近代以来观点的众说纷纭,都是因为失去了这个主体性以后的不知所从。中体西用在理路上就是试图确立这个主体性,但是当时的“体”已经是被掏空的“游魂”,不但与社会制度剥离了,而且与民族生命失去了联系,所以这一有价值的理论没有办法落实。今天,我们的文化建设应该出于“对传统、民族的一种生命式的理解,强调人这个主体在传统/现实、先贤用心/历史文本之中的转轴作用。”“我们今天的责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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