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我印象中的许志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59 次 更新时间:2008-05-06 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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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健 (进入专栏)  

志英兄辞世,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每想到他是那样决绝地告别人世,我就不仅难过、惋惜,而且更生出诸多莫名的惆怅与烦乱,以至想写点什么,都不知从何下笔。数月以来,仍然没写出一个字。几天前的一个夜里,睡前靠在床头读去年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读到女主人公的梦,我便迷迷糊糊入睡,也得了一个奇特的梦:

我和许志英在一个被竹幕大棚高高遮住了阳光的水塘边观鱼。正如《金色笔记》里所写的,“这水原来一点也不深,只不过是一只污秽的大笼子底部一层浅浅的臭水而已。”老许要我陪他抽支烟,我说戒烟已十年。他颇不以为然,淡然一笑,点上一支烟说:“戒烟完全是无端地难为自己,没有什么道理。人过七十,不应怕死。自由比生命重要。”这时忽见一条硕大无比的鱼游来,这条鱼似乎不能容忍池小水浅的拘束和灰暗污秽的折磨,愤而一跃冲上岸来。只见它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拍打着尾巴,大口一张一合,似在“呼吸”。看着那因窒息而瞪大的鱼眼,颇像许兄戴了瓶底般近视镜的双目,我说:“这‘自由的呼吸’,将是死亡。许兄,让我们把它再推下水吧!”但许志英口吐青烟,又是淡然一笑,说:“那是‘死水’,回不得,还是让它‘自由’吧!”

梦醒之后,心情几天为之不快,感到非常非常地寂寞和孤独。难道自由的代价就是死吗?我们这些苟活者,能忍受“灰暗污秽的折磨”,是“有幸”还是“不幸”?我的杂乱的回忆于是在寂寞、孤独的心绪中展开。

和许志英相识,是1977年的事。那年七月,我和胡若定为了开“中国当代文学”课,去北京了解有关情况,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是许志英接待我们的,他还特地陪我们访问了老所长何其芳和著名批评家朱寨同志。他早在复旦读书时就结了婚,虽然1960年就到北京工作,但夫人却一直留在江苏句容老家务农。所谓“城乡差别”、“脑体差别”在老许的身上“统一”了,其代价就是在那种毫无人性的人事制度之下过长期夫妻分居的生活。“文革”后,他联系调南京大学。我和老胡去京时,他已经着手办理调动手续了。这一层关系使他对我们的接待又多了一分热情,尽管他看起来老农似的少言寡语,甚至有些木讷。就在这年年底,他来到了南大中文系,我们成了同事。

然而不久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我的朋友有两类:一类是青少年时期结交的朋友,有同学,有老乡;一类是中年以后,在种种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事件”中遇到的“可以谈心的人”。许志英属于后者。我主要是佩服他那农民的睿智、黠慧和“实在”,已经与现代启蒙精神结合起来了。所以他的思想既“土”又“洋”,既“传统”又“现代”。他推重自由、民主,但个人行事颇多专制。我曾对他开玩笑说:“你是个‘小MAO泽东’,但你批判MAO泽东多中要害。”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有争论的问题,多有独到见解。尤其对1949年以来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看法,他是比许多人超前的。所以我喜欢听他海阔天空地“侃”,这大大有助于我的思想解放。他的敏锐和“先知先觉”终于招来了麻烦。在1984年搞的所谓“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中,老许被意识形态“权威”胡乔***木点了名,江苏省委和南大党委被命令组织对他进行批判。当时“领导上”曾要我在南大学报上发表一篇批判许志英的文章。老许说:“为了应付他们,你不妨写一篇,我不会怪你的。”但我终于用“拖”的办法赖掉了。

20多年后的今天看来,当年那场运动当然是十分错误、十分荒唐的,“理”是在老许这一边的。但在当时,我们都经受了一场政治恐怖,老许的压力特别大——他担心砸了饭碗,老婆孩子生活无着。记得陈白尘说:“老许,吃你的饭,读你的书,做你的事,不要管它!”这是我们的老主任、一位历尽风雨的老作家发自肺腑的安慰和鼓励。

当时中文系的师生员工大都是同情和支持老许的。恐惧归恐惧,老许心里当然是坚定不移的。因为经过“文革”的反面教训和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的锻炼,他的价值立场和思想方法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MAO泽东已经被从“神”的祭坛上请下。我们已经从多年来被灌输的那些反启蒙、反现代、非人、去真的,专制主义、教条主义的,充满了“瞒”和“骗”的种种“理论”、“原则”、“规矩”下解放出来了。我的解放比他缓慢,得到他的启发不少。在许志英当系主任的几年里,中文系学术自由、思想解放的空气很浓,左的邪气没有市场,学科建设、教师队伍培养均有很大的成绩,这些都与他的精神状态、思想作风有很大的关系。曾有左倾守旧者不怀好意地说:“中文系是右派当家。”如果联系多年来改革者、有良知的共产党员、好人、有现代精神的人、真正的爱国者、真正的知识分子都被骂为“右派”这一历史事实来看,这样说也没有什么不对。

89年那场“风波”发生时,我们的见解更加一致、感情更加亲近了。对左倾守旧思想的回潮和专制腐败势力的猖獗,我们充满忧虑,但对改革开放我们没有失去信心。许兄的缺点是冷静分析不够,总认为黑暗反动势力会很快垮台。这种“乐观”也有好处,它使我们敢于蔑视那些胡作非为、得志于一时的家伙。譬如1991年(请注意,这一年左倾势力大反扑,引起了邓小平的严重关注),当时的“教委”(今教育部)对大学文科进行大张旗鼓的所谓“清理”,贯彻极左的一套,又是查论文,又是查著作,用猎狗般的鼻子要嗅出点什么“自由化”来,以政治恐怖对文科的教学和科研进行了极大的干扰和破坏。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才制止了他们的倒行逆施。那时我在学校任副校长,主管文科,老许在中文系当系主任,我们一起抵制了“教委”老爷们对文科的“清理”,保护了一些老师、研究生,使之免遭涂炭。等到92年后文科要评博士点、重点学科了,得到保护的一些学科的优势就充分显示出来了。我曾调侃过一位紧跟“教委”搞文科“清理”的大学的头头:“你当时那么卖力‘清理’,搞得教授们灰溜溜的,现在评不上博士点了,教委怎么不‘奖赏’你们一个啊?”我把此事告诉老许,他乐得开怀大笑。我平常很少能看到他这样痛快的笑。

但我们也有为失败而一起郁闷、愤怒的时候。1989年初,老许和赵宪章要调美学家高尔泰来校任教,借以充实文艺理论学科,申报博士点。我对高尔泰的才华、为人和学识都很钦佩,当然想极力促成此事。在“风波”的高潮中,南大已经给高尔泰分了房子,与我住同一幢楼。不料有一天,高的夫人小雨跑到我家哭诉道:“老高在大街上,光天化日之下被抓走了!”我们都非常愤怒:一位著名的学者、教授,在没有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居然就被抓走了,这是什么世道!我们告到省委,得到的答复是:“他不是你们单位的人(那时调令还在路上),你们就不要管了。”我和许兄在一起唏嘘长叹,悲愤难已。事后得知,是四川省委某头头怀疑高是四川“动乱”的“后台”,但抓到后很快就弄清了,高尔泰根本就不是他们要抓的“后台”。更加叫人气愤的是,这位“领导”指示:“抓错了,暂时不要放,以免造成不良影响。”(这倒是“官儿们”的普遍性逻辑:“做错了事,千万别认帐,否则要下台!”)所以又拖了一段时间,高才被释放。听赵宪章说,老许去世前还在写回忆高尔泰的文章,不知写好了没有,真想找来看看。

我们俩敬佩高尔泰这样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但我们蔑视、厌恶那种无“骨”、无“气”、无“特操”的市侩知识分子(或曰“伪士”)。1984年那次对老许的批判,有些朋友是被迫写文章的,老许知道他们是应付差使,很理解他们,并无一点怨言。但有一位老兄却不是,他的批判是主动的、卖力的,一篇不足,再来两篇,很明显是借此沽名钓誉,讨好当局。此公后来果然当了官,且洋洋得意,颇以官位为荣(譬如陪某高官出访,就成了他向朋友显摆的谈资)。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老许遇到此公,此公想与老许握手,被拒绝了。我面皮薄,性中庸,好妥协,大半生中曾多次很不情愿地跟自己厌恶的人握过手,这是懦弱,也是虚伪,并不是真正尊重对方。我在很多方面不如许志英,而这一点尤其值得我反思。

2008年4月18 日于跬步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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