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卫球:自然人人格权及其当代进路考察——兼论民法实证主义与宪法秩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86 次 更新时间:2008-04-21 20: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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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卫球 (进入专栏)  

  

  一、前言

  

  人格权概念,被用来概括自然人就其人格受尊重的权利,属于排除权和绝对权范畴,从伦理立场言,不应具有支配权性质(拉伦茨语)。十六世纪的法学家登厄鲁斯(Donellus,1527-1591)认为,属于我们的东西,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本来就属于我们的东西,另一种就是我们所负担义务的东西。*2 登厄鲁斯所谓的本来就属于我们的东西,最基本的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格。自然人之人格,是指自然人处于独立状态下应具有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内容,但在法律上是指被认识的人之为人的那些属性或性质,例如生命、健康、身体、名誉等。*1

  人格权制度是民法中与人类思想方式联系最为密切的制度之一,是突现法律实证与法律价值关系的焦点制度,也是最富有发展性的一个私法制度。当代由于人权思想的深入,关于自然人人格权的法律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且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力量,推动了人格权制度的急剧发展,由于这种急剧性,自然人人格权发展问题成为当前法学界关于法律发展的方法和原则争论的一个焦点范例。因为,对这种发展的性质,易于使人产生疑问:人格权制度的这种急剧发展,是否已经根本挑战了私法发展或法律发展的自我逻辑性?

  法律发展的自我逻辑性,是指法律发展是以既有体系进行逻辑推导的,没有特殊条件不能进行非逻辑的发展(即法律变革)。*3 法律发展的自我逻辑性是宪政的基础之一。近代以来宪政确立的法治基础,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在条件,是法律的稳定性或者说人们对于法律的可信赖性和可预期性,这就是说,法治社会里,人们生活在一种可预期的并且稳定的规则体系之下。*4 社会是不断更新的,法律是需要发展的,如果法律发展没有自我逻辑和可预期原则的约束,就会在发展同时,有可能使人们丧失对法律的信赖,破坏法治基础。因此,如果要保持法治生活的基础,就要妥善处理法律的发展问题。

  通过以下的考察和分析,本文希望达成以下认识:以采取法定主义立场的国家为例,其传统私法上的自然人人格权制度在当代所经历急剧发展,包括其观念转型,仍然遵循了法律发展自我逻辑性原则,但是这种法律逻辑受到了宪法秩序的鼓舞,在很大程度上被放大了。不过,这个放大在现代社会看来是适当的,而且,自然人人格权发展没有逾越宪政体系,因此仍然遵守了法定主义的逻辑结构,并没有转向非法定主义或者是不可捉摸的立场。

  

  二、自然人人格权的两种制度体例

  

  (一)自然权利论与概括人格权体例

  从1804年《法国民法典》中,人们不能发现任何有关人格的措辞,更没有关于人格权的规定。后世一些学者因此批判《法国民法典》多注重财产权和契约自由的保护,而漠视人格之保护。*5

  这种认识其实是从法定权利的角度曲解了《法国民法典》对待自然人人格的态度。德国法学家萨维尼在观察法国的实践时,就注意到,法国实务一向以保护人格利益的态度执行着《法国民法典》的体系。萨维尼发现,法国判例实际上一直保护着个人的各种人格利益不受他人侵犯,其范围涉及生命、身体、名誉、贞操、姓名、肖像、信用等几乎所有的权利。*6

  实际上,《法国民法典》并不是忽略自然人人格保护,而只是否定从法定权利的角度规定人格权而已。在对近代法国立法有影响的自然人法论者中,相当多的人就已经承认自然人对自身有高于法律权利的支配权。*7 1789年法国大革命,将个人主义推向法律思想的顶峰,个人被认为先于法律而存在,作为个人据以独立存在和维护人身自由的主体性内容——人格,因与人的不可分割性,被视为与生俱来的东西,先于法律,不能作为法律或然规定的权利而存在,而是作为法律中当然的权利而存在。法国以1791年宪法与其他法律文件,如《人权宣言》,将人格权明确彰示为一种自然权利。为了与宪法文件的宣示相衔接,体现天赋人权的立法思想,《法国民法典》因而也对人格权保持自然权利的立法态度,即人格之被承认和受尊重,勿庸规定,民法上承认了自然人的主体地位,就意味着同时承认了保护自然人人格。

  《法国民法典》虽不是以权利的观念来看待人格,但从更高的自然地位看待人格。法律虽然不能在法定权利的意义上规定人格权,但是要比保护法定权利还更高地维护人格。《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规定:“任何行为使人受损害时,因自己的过失而致损害发生的人,对该他人负赔偿的责任。”该条规定有意使用了宽泛的语言,没有将法律保护或侵权赔偿限于对法定权利的侵害,凡是法律保护的利益都在考虑之内。*8 这里所谓使人受损害,既包括权利受损,也包括其他法律利益受损,既包括财产利益受损,也包括人格利益受损。而且,《法国民法典》还抛弃了列举具体行为类型(如罗马法上的盗窃、殴打等类型规定)的侵权行为制度,采取了一般概括性的侵权行为制度,对任何过失致损情形均予救济,不受不法行为类型限制,更体现了保护的广延性。

  《法国民法典》对人格权不仅不作法定,在观念上还采取了一种整体的不可分割的态度:人格权和人格标的统一不可分,承认自然人人格权就意味着承认了一个不可分割人格之权。不过,《法国民法典》初期人们对于人格的范畴,是一个历史观念的范畴,并不具有今天这样的宽度和深度。早期法国法的观念和此观念下支配的人格保护的实践,只是限于自然人的物质范畴和某些重要的精神范畴,还没有涉及到自然人的隐私和个人生活等范畴。*9

  《瑞士民法典》制定时原则上承袭了法国法,将人格视为统一不可分,并且不作出正面规定,但是一定程度上也接受了实证主义法学的影响,第27、28条等条文有保护“人格”的措辞*10 ,其保护方法包括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和排除侵害请求权;另外还在第29条和第30条将姓名权作为一种具体人格权予以立法,观念上别于其他人格权。

  (二)法定权利论和具体人格权体例

  古代罗马法时代,个人受家族、身份关系束缚*11 ,很难普遍享有独立人格权,但是随着法律对个人主体性承认,人格权制度逐渐发展起来,这种发展,呈现了逐个地法定承认保护具体人格的特点。罗马法通过诉权制度和具体侵权类型的发展,确立了法定人格权,具体受保护的人格要素有身体、生命、名誉、贞操等人格权利。*12 对部分人格内容,如自由,则纳入主体条件而加以规定。

  后世国家多在民法上继受了这种人格权法定以及具体人格权列举模式,即使英美国家也不例外。我国《民法通则》亦然。

  1900年《德国民法典》保留了法律发展的历史特点,奉行权利法定,成为人格权法定和具体化体例的典型代表。《德国民法典》采取了人格权法定主义立场,并正式创造使用了人格权(Personelichkeitsrechte)概念。尽管德国法学家在萨维尼的影响下,将权利作“原权”与“取得的权利”的划分,并将人格权视为原权,但是,观念上仍然将包括人格权在内的各种原权视为一种法律权利而不是所谓自然权利(不过在取得上承认其原始性而已)。*13 《德国民法典》时代正值德国统一之后,国家主义需要法律的统一和世俗权威,这可能是其观念上容易接受人格权利法定的一个特殊原因。

  《德国民法典》同时采取了具体人格权列举模式,从法律技术上将人格分割成一个个要素,择其主要者予以保护,形成一个个具体的人格权,构成今天看来比较狭窄的所谓具体或特殊人格权制度(einzelne Persoenlichkeitserecht)。*14 《德国民法典》 第823条、824条规定了受到保护的具体人格要素,有生命、身体、健康、自由、信用、妇女贞操。(拉伦茨称之为生活权益,认为它们在受侵犯时与权利完全处于平等地位,参见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第169页)。另外,《德国民法典》第12条正面规定了自然人姓名权(保护上可适用除去侵害之请求权及停止侵害请求权的保护方法)。德国《艺术品著作权法》(Kunsturhebergesetz)正面承认了一项关于肖像的特别人格权,可禁止其传播与公开展览。肖像是指自然人的照片和图像。肖像可以成为著作权人的艺术品,但根据《艺术品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肖像权人有权决定是否允许其肖像传播或者公开展示。在肖像权人死亡以后的10年内,只有征得其近亲属的同意,才能传播或公开展示死者的肖像。*15 梅迪库斯认为,德国《著作权法》中的著作权也包含有特别人格权。*16 近年来有认为个人数据保护也有发展为特别人格权趋势的,依据是1977年1月27日《德国联邦数据保护法》,但实践还持保留态度。*17

  

  三、自然人人格权制度的当代发展

  

  (一)人格权优先地位的确立

  当代法在努力提高人的“人格地位”上,所表现出来的广度和深度是显而易见的*18 ,尤其是二战以来,由于受“人权运动”影响,各国尤其关注人格权的地位规定和保护。在美国,沃伦法院时期接受了人身权优先地位说,不仅扩大了具体人格权利本身的实体内容,还将人权法案保障的权利约束力扩及各州。*19 在大陆法系国家,立法司法逐渐扩大和加强对人格权的维护,出现了所谓的“人格性正在向财产夺回桂冠”*20 的现象。

  (二)人格权及其保护范围的扩张

  1、扩张的一般趋势

  持自然权利论的国家,过去虽然把人格放在自然权利的位置,但是其一般观念对于人格的范围的理解还是受到时代限制的,没有重视现代人所非常关注的私生活范畴。自20世纪以来,随着要求扩展人格保护的呼声高涨,这些国家都及时采取了扩张保护的态度。例如,法国基于实务与学界的呼声,1970年修正《法国民法典》,在民法上添入了“私生活权利”的条款,追加保护私生活范围即广义上的隐私,以更正过去观念或实践对隐私保护的忽略。*21 不过,对自然人人格问题,法律发展的态度,总体上仍然维持过去的自然权利体例。受德国法律实证主义学说影响,并在部分学者的支持下,法国一度出现对人格采取法定权利态度的法典修正草案,但是这种修法企图最后遭到失败,除增设了保护私生活条款,《法国民法典》关于人格权的旧有体例得到维护。*22 《瑞士民法典》也通过后来的修正,大量增加对于人格的保护条款。仅第一章第一节人格法就由以前主要的4个条文,即第27-30条,增加到现在的第27、28、28a、28b、28c、28d、28e、28f、28g、28h、28i、28j、28k、28l、29、30条计16个条文。

  采取法定主义立场的国家,则采取了累积发展的办法,发展人格权制度。

  英美国家,主要依判例逐个增加了多项具体人格权及相应的具体类型的侵权救济,例如,隐私权、福利权、居住环境权等。*23 美国学者施瓦茨指出,20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扩充的权利中,第一类权利中,最主要的恐怕要数妇女和依赖公共救济为生的人们的权利了。除此之外,美国法律也开始确认适用于全体公民的具体人格权,其中最主要的是个人稳私权。但是,“比稳私权影响更广泛的是,在本世纪后期法律着手维护居住环境权……1969年,国会将公众的环境利益提高到法定权利的地位”,“不满于周围环境的公民和团体现在被允许提出诉讼。公众的环境资源利益成为一种法律保护的权利。哪些对公众负责的代表作为原告的地位被确认了”。

  日本立法20世纪50年代开始也逐渐以个别增加的方式发展人格权制度。*24 一些学者主张承认“一般人格权”概念*25 ,但是实务采取了扩张解释日本民法第709条“权利的侵害”的态度,认为它与法国民法第1382条同样包含了广泛的各种“法律上应受保护的利益的侵害”,因此不存在有将认定损害赔偿的前提仅限于具体人格权的必要。*26

  以德国为代表的一些法定主义立场国家,则通过对“一般人格权”概念的司法的解释创制,扩张原来民法上的具体人格范围,站在宪法秩序的高度,开放性地保护那些没有规定的但是属于人的必要属性。由于这种创制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涉及到深刻法理革命,有必要在以下加以详细介绍。*27

  2、德国“一般人格权”的创制:由“民法实证”到由“宪法基本保障”的跃升

  德国民法典的具体人格权制度,在经历了若干年之后,也暴露了不能适应现代社会个人主义精神的局限性,出现了不能满足个人人格的法律需要的严重缺陷。*28 到了20世纪50年代,德国社会特别提出了在名誉等方面拓宽人格权的要求。这与对纳粹轻视人的强烈反思有关。*29 这一时期起的法律发展,不是通过立法完成的,而是由德国实务界以法律适用中的解释方法,在已有的法律体系中,采取了更宽阔的逻辑发展思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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