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在制度化的过程中走向全球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33 次 更新时间:2008-04-15 10:4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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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 (进入专栏)  

  

  [[ 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既有非常积极的评论,也有非常负面的评论;既有称赞经济成就的,也有批评政治、法律严重滞后的;既有评论中国的环境非常糟糕,也有评论中国的道德文化状况非常令人担忧的。总之,什么样的评论都有。所以,不要以为《大参考》、《小参考》和国内的一些报刊上翻译的国际评论就能代表国际社会的全部了。翻译的时候是有选择性的,并不是全面的翻译。因此,如果你想要知道国际社会对中国真实的、全面的评价,你自己就必须要有很好的外文,并且要经常去读,而不是偶尔去看一下。不然你以为外国学术界和专业人士都是傻冒、二百五。]]

  

  一、对自上而下指令政治体制的反思

  

  对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国内有多种评价。我很幸运,出国快25年了,在世界很多地方参加过学术活动,做研究、教书,所以我比国内的人更了解国际上对中国的评论。

  据我了解,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既有非常积极的评论,也有非常负面的评论;既有称赞经济成就的,也有批评政治、法律严重滞后的;既有评论中国的环境非常糟糕,也有评论中国的道德文化状况非常令人担忧的。总之,什么样的评论都有。所以,不要以为国内的《大参考》、《小参考》和国内的一些报刊上翻译的国际评论就能代表国际社会的全部了,我们要看到,他们在翻译的时候是有选择性的,并不是全面的翻译。因此,如果你想要知道国际社会对中国真实的、全面的评价,你自己就必须要有很好的外文,并且要经常去了解,而不是偶尔去看一下。

  通常,国际社会中搞发展经济学的人对中国的评价最好,因为跟那些背景差不多的穷国相比,中国在过去30年确实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实实在在的、不可抹煞的成就。同时,也不要否认中国在取得经济成就的同时,在其他很多方面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成就。国际上的学者对此是有不同评价的,这个跟他是做经济学研究的,还是做法学研究的,是做政治学研究的,还是做社会学研究的,是做文化研究的,还是做道德、哲学研究的,大有关系。往往学科背景不同评价也会不同,因为每个学科都有自己重视的问题,每个学科的学者也都有自己的盲区。如果你去问一个政治学家,或者问一个文学批评家,或者问一个电影批评家,或者问一个研究道德问题的人,那么,他对中国过去30年的评价极可能非常不同于发展经济学家。

  同样,经济领域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系统,也不是说国际舆论对中国经济的每个方面都是那么正面的评价,得到国际正面评价最多的是中国脱贫这方面,因为30年前中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十年文革结束时,中国的国民经济基本处于崩溃的边缘——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把几亿人从贫困线上拉出来了,这自然会受到很高的评价。至于脱贫以外的其他经济领域,国外的评价就很不一样了,比如经济中非常重要的金融系统,负面评价就比较多,事实也是中国金融体制的发展和改革都要比扶贫滞后得多、差得多。

  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人们往往说这是一种“三高一低”的粗放型发展模式。我认为,从严格的学术的角度讲,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发展模式,即政治考虑大于经济考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是纯粹经济学的思路,许多事情就不会如现实这般处理。当然,这个政治经济学的取向和目标是有其合理方面的——邓小平等改革开放早期的一代领导人,他们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中国的动乱年代,既有外敌入侵造成的,也有中国内战造成的,还有1949年以后中国自身的激进政治造成的——在动乱时代成长的这一代中国领导人,觉得中国一天到晚在折腾,没有好好坐下来搞经济,因此中国经济的总体水平那样差,经济发展那样的波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他们选择把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是很合理的,因为那时候你首先要吃饭嘛!你不发展实在讲不下去。但是,如果我们的政治体制不是那样的一种自上而下、不是那样的强势的话,那么,把经济发展看作是一切目标的重中之重并且始终不能动摇的这样一种政治取向,就不会一直延续这么久。也即当这个发展模式延续了十年十五年以后,人们可能就会开始争论:在过去的十年十五年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有很大的合理性,但是同时积累了很多问题,我们不能老这样,我们要反思一下,我们是不是要纠偏,有些目标是不是要调整一下,从而增加一些新的政治目标?这样做是很正常的,但是在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制下,这样的声音进不了主流,至少是不能及时地为主流所吸纳。相反,如果我们有一个制度化的途径,就可能做到在起步不久的时候就能进行反思,从而比较快地进行调整——能够更快地对出现的问题进行补救,把那些合适的问题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使得我们的发展会更全面一点、更综合一点。

  很遗憾,我们还不是这样的制度化体制。而在非制度化下,达成共识很难,纠偏很难,及时纠偏更难。正是在这样的思考层面,我把这些年中国的发展模式称为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模式,而不是纯粹的经济发展模式。

  

  二、反思要有成果,必须要有制度化的保障

  

  对发展模式的反思,要有一些基本制度化的条件。一点儿毛病都没有的制度,世界上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会有。一个制度好不好,或者比较不同的体制或者制度哪一种更优越,最根本的看什么?就是看这种机制、这种体制、这种架构,能不能用较小的成本、较快的速度把自己改革得更好。如果没有制度化,如果没有好的制度,会怎样?也许也能让社会变得更好些,但这会花费更长的时间、付出更大的代价,甚至导致很多人为一个空头支票而掉脑袋。

  设想,如果中国过去30年来不是像我前面所提的那种自上而下的强制型体制,也许我们对发展模式的反思在更早的时候就能开始了,由于那时的问题相对后来要小,因此政策调整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就大。这样做——调整而非转向——总的方向不会变,中国还是要发展经济,但是这种发展就可能找到更好的方法,支付更小的代价,让更多的人得到好处,让人和社会、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更加可持续。

  再强调一下:在10年前、甚至15年以前,如果有更好更宽松的环境,比如在中国社会里有100个人在讲反思——20个在北京,15个在上海,其他的人在其他的大中城市里面——就极有可能慢慢地形成很多的共识,并将这种共识转化为有效的行动。反思使人明鉴:一个好的制度,就是说它能够以较小的成本、较快的速度来修改自己不好的地方,从而变得更好。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越来越大的范围开始对我们这30年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这虽然有些迟到,但总比再推迟10年20年好。我希望无论知识分子也好,政府的高中层官员也好,或者中国的工商界也好,更不要说中国的传媒界,意识要清楚些,观念要更开放一点,而不要把我们这回对以往发展模式的反思又变成像以前一样:折腾了三个月,然后就冷淡了下来,好像问题没有了似的,结果却是轮回——再过四五十年后又反过头来争论相同的问题。为什么有这样的担忧?你看看中国过去,从1949年以后有很多争论,但几乎都是没争了一半时间就不让争论了,而不让争论下去也就不能深入下去,也就不能达成共识,也就没有有效的调整,也就不能把调整行动变成一个稳固的体系。一句话,机会一旦丧失,可能就时不再来,至少代价会更大。

  制度化为什么重要,制度化的意义在哪里?对于发展中的问题,要说整个社会现在并不是没有人脑子清楚,只不过现在这些清楚的声音太单薄、太零散,没有制度化。而若能做到制度化,就能够让少部分人的先进的观念、先进的认识不会很快丧失掉,并且能够比较快地变成更多人的共识、变成更多人的行动,然后保留下来。

  

  三、走全球化道路不是愚蠢,国内常见的"愚蠢"是制度的结果

  

  全球化,这些年很猛。中国进入全球化,这些年最快。中国越全球化,发展得越快。面对越来越快的全球化,面对中国越来越广、越来越深地进入全球化,有人谈到全球化和民族化之间的平衡,言下之意是全球化有可能伤害了民族化。这是一个比较新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开始讲现代化的时候,这个世界只有一小部分国家交往很密切,全球化真正变成滚滚浪潮还是冷战结束后的事,即离现在大概15年。这一二十年来,产品的流动、资本的流动、技术的流动、人员的流动、观念的流动、制度的流动,以一种史无前例的速度在全世界进行。

  全球化,就是在全球范围之内使很多很多东西互相进行竞争。我讲个不好听的,中国在过去160年到170年中间最最根本的变化就是进入全球化的进程,只是以前全球化的规模远没有今天这么大、速度也远没有今天这么快。从1840年到现在,你能找出哪一个中国社会的重大变化不是进入全球化浪潮的结果?你能找到一个吗?没有全球化,中国妇女裹小脚、不能上学,是不是?没有全球化,一个男人可以娶几个老婆,,可以在大街上对犯人凌迟酷刑,可以因为一个人犯法而诛九族,多着呢!现在那些所谓的慷慨激昂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在讲话的时候,我就想问他们:你身上有几件东西是中国原来就有的?你戴眼镜了,中国原来有眼镜吗?你戴手表了,中国原来有手表吗?中国原来有铁路吗?日常生活工作中你离不开的大件小件,有几个是中国发明的?电脑?电话?手机?空调?冰箱?你发明试试看?你现在还用毛笔写字吗?你现在还穿袍子吗?今天的中国社会有几样东西是原汁原味的传统?哪里有啊,我看不出来。

  中国离得开全球化吗?2008年中国要办奥运会,奥运就是全球化,全世界的运动员,用同样一个标准、同样一个方式来竞争,是不是?没有这个全球化,就没有北京奥运会,没有北京奥运会,北京会是现在这样啊?15年前我从美国回来以后,就发觉中国最好的旅游点和城市的路牌都不用英文,上面是汉字下面是拼音。我老讲这句话:能看懂汉字要拼音干吗?看不懂汉字看拼音能认出来?Nothing!一点意义都没有。尽管我提了那么多年,但没用。然而,这在今天至少在北京已经改了过来,汉字下面是比较地道的英文了。什么时候改的?就是为了奥运会才改的。这个例子从一定意义上说明:中国进入全球化绝不是愚蠢,中国的愚蠢是制度化的愚蠢。不是说中国所有人都是蠢蛋,而是由于没有一种好的制度化的机制来使得那些更好的观念、更好的文化或者语言表达成为日常通行的现实。没有全球化,中国类似的制度化的愚蠢很难改正,这方面我可以给你举出100个例子。

  当然,我并不否认在今天这样的全球化中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遇到了还要保留自己特点的问题,这的确不是一个假问题或伪问题。比如说,世界上有很多小的语种正在消失。再比如,我自己就有一种很深的体会:在全世界跑,买个纪念品是很麻烦的事情,你到一个地方后基本买不到这个地方最有特色的东西。还有,看电视时装表演,全世界都大同小异。正是出现了这些新现象,人们开始对全球化进行反思,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全球化与民族性的关系。

  那么,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怎么保持自己的传统?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中国是占全世界人口总量1/5的最大的人口群、种群,她怎么可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把自然的(传统的)特点完全丧失掉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在我看来,很基本的一点是:只要中国有很稳定的文化体制、政策——在教育、语言、电影、雕塑等所有广义的文化艺术领域,允许中国的公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能够尽可能地表达各式各样的、多姿多彩的东西——那这个中华文明怎么可能会衰竭呢?要是你只是一个200万、300万人口的国家,你可能会担忧,但是中华民族那么多人啊,你的块头就在那儿,你怕什么东西?但是,如果你一方面不给你自己的公民常规的(制度化的)发挥自己特点的机会,不给他们提供渠道、提供保障,另一方面你对外资也好、对外企也好,却有特殊优待的政策,这当然会造成很多人对民族性丧失于全球化进程中的担忧。让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中国人为什么不担忧中餐会被人家挤掉呢?文化部不管中餐啊,中宣部也不管中餐啊,虽然有一部分中国人喜欢麦当劳,但是大部分中国人还是喜欢吃中餐的。中餐的例子告诉我们,在文化艺术领域里之所以有一些中国人着急,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体制、政策不让个人进行自由创造或者给他们自由创造的机会太少了。

  因此,我最主张的就是:要用宪法和法律来保障公民创造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若能这样做,你就会对任何的“化”都不在乎,因为你这么多人呐,即使按照中国人的智商是世界人的平均值来说,中国人被取代的可能性、陷于消失的可能性就低,这是基本的道理。

  

  四、传统永远要在改革中演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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