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谁来解开思想之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35 次 更新时间:2008-04-10 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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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炜光 (进入专栏)  

近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解放思想,先要解放表达》的文章,指出:“语言是思想的‘外壳’,没有自由的表达,难有活跃的思想;限制了表达,也就限制了思想”;“在百花齐放的表达中,我们才能接触更多观点,收集更多信息,才能对思维模式产生强有力的冲击,新思想方能应运而生。”考虑到当前官方大力提倡思想解放的背景,“解放表达”这个提法自有其现实意义。

解放思想为什么首先需要解放表达?因为生活中存在着针对思想表达的禁锢。语言的本质是权力,控制了言论就等于控制了权力。在思想禁锢的体制下,“主流声音”之外的言论会被认为是“空谈”、“说胡话”,甚至连空谈和“说胡话”都不被允许,一切它看不顺眼的东西会被轻而易举地扼杀,很多时候,人们还会因言说而付出血的代价。历史上曾经有多少人因言说而献出生命,已经弄不清楚了。当思想者把自己的思想说给被人听、写下来给别人看的时候,也就把自己的脆弱的生命放置在风暴必经的路途上了,而他们的“罪”,不过是说出属于自己的思想而非“主流”的或“钦定”的思想而已。

任何思想,无论它多么深邃伟大,“说出来”才有意义。正是为了保护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存在的“潜在真理”,所以才不能给任何人以绝对真理自居并封住别人的嘴、迫使别人服从的权力。只有把束缚言论的绳索解开,撤掉所有遏制思想表达的权力,思想才能通畅传播,才能自由地冲向蓝天自由飞翔。如惠特曼所说:“真理的不可压制的特性,就在于它的全部要求和全部需要在于自由表白。太阳无须用碑文使其区别于黑暗。”一个国家,如果一方面呼吁人们解放思想,另一方面却不许人家张口说话,谈得上什么解放思想?如果说真话的人总是要冒风险,不得不蜷缩在某个角落,而说谎者却总能登上大雅之堂,到处招摇撞骗,它的前途在哪里?

执掌权力者热衷于限制表达,无非是怕人把话说过了头,说出了格,其实,稍微懂点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因为让民众说话而“亡国”的,由言论自由而推动社会进步的事例却比比皆是。自由表达虽然并不能够保证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不会发生悲剧,但是,起码可以保证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不至于整体性地陷入悲剧中难以自拔。

有人把解放表达理解为“让人说话”,这是不准确的,因为它没有回答“谁让”和“不让又怎么样”的问题。那么,谁来解开思想表达之索?答案其实很简单,唯有法治。法治保障人们表达思想的权利,就是用法律确认和保护人的言论自由,就是思想无罪,言者无罪。有什么言就发什么言,无事不可言,无言不可论。不管什么样的思想观点,只要说出来的,都是合法的。思想解放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探索真理、寻求发展之道,它只是为了赋予和维护公民自由表达的权利。所以,应该是法治“使”人说话,而不是谁让不让的问题。

表达自由与表达的内容没有关系,与发表言论的人是好人还是恶棍没有关系,与表达出来的东西是真理还是谬误没有关系。宪法和法律不仅保障公民说“对话”的权利,也保障公民说“错话”的权利。因此,解放表达对法律的最基本的要求是,第一,鼓励和保护人们独立思考、自由言说;第二,允许“异见”存在。人群中有不同的观点和意见是一个正常社会里的正常事,万众异口同声,肯定有问题。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宪法上都规定有言论自由这一条,我国的宪法上也有,那么,为什么还要强调解放表达呢?因为我们国家的法治状态还没有能力对国家(政府)实施以下限制:不得以任何借口,包括社会稳定、重大事件、战争状态、紧急状态等等为理由,剥夺或限制人民的言论及新闻出版的自由。当然,会有人抬出“自由不是绝对的”来反驳这样的观点,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就会有言论的绝对不自由。

法治社会中,任何人都有权说出自己的观点或想法,只要当他说话的时间、地点、方式符合法律规定,便不能干涉。即便是凭空说谎,无故造谣,蓄意诽谤,存心诬陷,政府也不得以行政命令的手段去干涉、取缔之,而必须按法定程序,经法庭审议判决。为什么强调时间、地点、方式的合法性呢?打个比方,如果在一个坐满观众的电影院里,明明没有发生火灾,却有人高喊:“着火了”,这就属于违法行为,就必须承担由此而来的法律责任。也就是说,法律保障的是合法的表达权。表达是自由的,但表达者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

法治社会的政府,是允许人民说话和思考的政府。一个真心追求民主的政府,不能限制人民说什么听什么看什么相信什么,不能只让说好话不让说坏话,不能只允许人民听见政府自己的声音,更不能要求人民相信这就是人民自己的声音。其实,把自己的好坏可以一齐端出来,坦白于整个社会、整个世界,让人品头论足说个够,这世界上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事情了。正如马克思所说:“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爱私人生活的人。”

据说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刻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几个字,笔者相信,所有针对思想的障碍被清除之日,也就是思想之花到处开放之时。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就是用自己的双手解开束缚思想的绳索,书写中国思想解放史上的极其重要的一页。

原载《人民论坛》,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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