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诘问。
要回答这个问题，话题恐怕就要扯得远一些。
20世纪40年代末，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了著名的“轴心期”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在公元前800至200年期间（尤其是公元前500年前后），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彼此独立而又互不知晓的地区，几乎同时完成了一次划时代意义的文明的突破。
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与此同时，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包括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论和虚无主义在内的全部哲学；希腊则哲贤如云，以荷马为代表的悲剧作家、以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家，以昔修底德和数学家阿基米德等为代表的其他思想家，构成了那个时代璀璨的画卷。在长达数世纪的历史时期内，这些人物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同时产生并同时开始影响和滋润了整个世界。“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泉。”
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的这一精神过程标志着人类历史的真正形成，“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亚斯贝尔斯甚至极而言之：“轴心期成为了一个尺度，在它的帮助下，我们衡量各种民族对整个历史的意义。”
雅斯贝尔斯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第一次将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列入世界文明史的西方哲学家。将东方文明作为全球统一的历史文化现象来进行考察，绝不仅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这意味着一场革命式的整合，因此，特别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观察历史和思考历史的方式。
然而，这里必须指出，随着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国门的再次一步步封闭，亚斯贝尔斯并没有在中国造成应当有的影响，他的影响是很晚近、甚至可以说是最近二三十年才发生的事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这方面的深刻的文化自觉。
早在本书问世以前，中国杰出的知识分子就曾经对过去了“两三千年”的文学提出了质疑，从而比亚斯贝尔斯更早地肯定了“上古”的精神文化创造。
五四时期的茅盾曾经写道：“我们竟可以说：我国古代有文学，而且也不被误解，中古简直没有不被误解的文学……我们现在讲文学，正是开辟草莱的时代，我们欲跨过中古的二三千年时间去和上古接绪。”(《中国文学不发达的原因》，《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1 期，1921年5月10日出版)
茅盾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理解，他表达的是这样一种思想：我们在古代有非常优秀的文化，而自秦以后“中古的二三千年”，中国文化被扭曲了，要构筑好的文化，必须与我们的文明的最初形态相链接。茅盾在这里指的“古代文学”，当是秦统一中国以前，也就是雅斯贝尔斯所指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的文化，是被亚斯贝尔斯称之为“轴心期”期间的文化。这差不多已经完全是亚斯贝尔斯的观点了。
茅盾肯定没有阅读过《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因为这本书要在二十年以后才问世，而茅盾所着眼正是亚斯贝尔斯二十年以后要用一本书所论述的东西，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惊讶。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放到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又会觉得这不是一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
在这里，就很值得说一下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所做的事情。
如果我们对五四运动的精神进行考察，就会发现茅盾的思想并非他个人所独有，那个在西方文化刺激下被动产生的文化自觉，深刻地把反思的触角伸向了中国的文化深层，在那里看到了我们文化母体中潜藏着的限制中国人精神成长的因素，并将其置放在被审判的位置，毫不留情地进行了一场狂飙突进式的扬弃运动。这场运动所产生的精神成果，首先被一大批思想文化巨匠所体现，被政治、经济、文化以至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所体现。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还从来没有达到五四时期的高度，从来没有得到过比五四时期更丰硕的精神成果。孙中山等革命先行者之所以被所有华人所敬重，实在不是因为他的国民革命的不彻底和不成功，而是因为他代表了一场旷古未有的精神文化运动的政治动因。直到今天，我们也仍然能够从孙中山的政治理想中发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实现、我们仍旧企图为之奋斗的东西。
如果我们赞同茅盾的观点，也试图认为“中古的二三千年”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在文化意义上追问，问题仅仅发生在这个时段之中吗？我们有理由追问，在公元前800到公元前200年这一历史时段内，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让两千多年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还如此悲怆地慨叹我们所面临的文化不幸？它何以如此贴切地证实了一个西方哲学家六十多年前所做的断言？
中华文明有5000年历史，但是就带有普世意义的精神财富而言，中华文明应当从先秦说起，也就是说，那个历史时期是中华文明的发端。在那个历史时期，我们出现了“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
汤一介先生认为，“这六部文献是记载或者说代表我们中华文明的最重要的六部经典，具有极高和恒久的价值。我认为至少现在，这些经典仍然是我们的财富。”这些经典，“书以道事，诗以道志，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下篇》）涉及了自然、社会、人等多种领域。“六经”之后，又出现了先秦诸子百家。诸子百家主要是指春秋末期到秦朝之间几百年间先后出现的，在思想文化领域有杰出成果的多位思想家。所谓百家，其实主要是六家：儒、墨、道、法、名、阴阳。诸子百家的思想是在“六经”基础上做出的具有极高价值的阐发和创造。汤一介先生接着指出：“可以说这些思想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体系和框架，对后世的影响深刻而久远。值得思考的是，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怎么会一下子出现这么多思想家？”
这个问题至关重要，然而要准确回答它却不那么容易，我们暂时把它放下，不为它寻找答案。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轴心期”的另一个结果：“轴心期”末期，在西方、印度和中国彼此之间尽管几乎完全互不了解，却几乎同时兴起了主要靠征服其他弱小国家和城邦起家的强大帝国，以强力实现统一，发生了从多个国家到世界帝国的转变：中国出现了中华帝国（公元前211年秦灭六国，建立起大一统的秦帝国），西方出现了罗马帝国，印度出现了孔雀王朝（公元前323年-公元前187年）。
雅斯贝尔斯没有讨论“轴心期”的精神创造与“轴心期”末期世界帝国的兴起是否存在必然联系，但是我们不妨提出这样的问题：秦帝国的建立是中华文明成果的必然结果吗？它是伟大的历史进步吗？有学者指出，中国的轴心期突破包含一种政治概念的形成：整个华夏世界应当统一起来，并且应当由一位至高无上的天子来统治（这是先秦诸子百家曾经反复阐述过的思想）。这样说来，中华文明的丰富创造就先天地包含着天下为一和天子统治的政治期待了？秦帝国对其他诸侯国的征服就仅仅是把这种政治期待演变为身在其中的政治现实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认为以下论述是客观公正的了：中国在政治统一开始之前就有了关于统一的思想，这些思想早就被人（诸子百家）充分阐述过了；西方在政治统一开始之后，有关统一的观念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雅斯贝尔斯甚至认为，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完全没有天下一统的观念，相反，“希腊城邦奠定了西方所有的自由的意识、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现实的基础。”雅斯贝尔斯强调指出：“按照这种政治意义，中国和印度对自由一无所知。”
在西方出现了在东方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宗教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宗教和世俗势力在反复的争斗中达成妥协，在这种连续不断的争斗和妥协的过程中，诞生了人文主义思想，人上升成为历史的主角，并进而占据核心位置。十五世纪，科学技术在西方兴起，人类进步获得了空前的动力（“欧洲在公元1500年以后发生的各种事件中发现了世界，并给世界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人类理性爆发式地涵盖和审视着一切领域，最后终于导致以新教伦理为其基本精神特征的资本主义。
让我们很郁闷的是，中国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用雅斯贝尔斯地话说：“中国是在延续自己的过去的情况下才存活下来的。”
如果我们承认“轴心期”在世界不同区域改变了人类历史，那么，它在中国与在西方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在进行改变，历史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态，这种状况造就了东方与西方的原始区别，在历史发展中导致了中国与西方拥有完全不同的文明类型，并进而决定了我们与西方拥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直到今天，我们仍旧生活在这两种形态的巨大差异之中。
这是我们每一个活在现世的人都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宿命也罢，忧愤也罢，你都没有办法摆脱。
你是谁？你在哪里？这是一个能够回答的问题么？
我只能说，你就是你，一个被传统束缚的人，一个很难自主呼吸的人，一个眼睛能够看到、心灵能够感知，却无法接近你所期望的生活的人。
（2007-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