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新轴心时代与中华文化定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30 次 更新时间:2008-04-02 01: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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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 (进入专栏)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经济全球化并不一定会消除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在某些情况不还有可能加剧不同文化传统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因此,关于文化冲突与文化共存的讨论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是增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而引向和平,还是因文化的隔离和霸权而导致战争,将影响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命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由于殖民体系的相继瓦解,文化上的“西方中心论”也逐渐随之消退,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文化上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世界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目前,世界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两股不同方向的有害潮流:某些西方国家的理论家从维护自身利益或传统习惯出发,企图把反映他们继续统治世界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和民族,仍然在坚持“西方中心论”;与此同时,某些取得独立或复兴的民族和国家,抱着珍视自身文化的情怀,形成一种返本寻根、固守本土文化,排斥外来文化的回归民族文化传统的部落主义。如何使这两股相悖的潮流不致发展成大规模的对抗,并得以消解,实是当前必须引起重视的一大问题。在此情况下,我们必须反对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又要反对文化上的部落主义。要反对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必须是以承认和接受多元文化为前提,必须充分理解和尊重人类各种文明,以及各民族、各群体,甚至每个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要反对文化上的部落主义,必须是以承认和接受多少世纪以来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和互相影响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进程为前提,批判排斥一切外来文化的狭隘心理。人们应以一种新的视角来观察当前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并建立一种新型的文化多元的新格局。

   德国哲学家雅斯伯思(Karl Jaspers,1883—1969)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有老子、孔子,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而且这些地域的不同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并没有互相影响。“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雅斯伯思《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4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多种文化的发展正是对二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的一次新的飞跃。据此,我们也许可以说,将有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出现。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里,各民族、各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一定会要求发展其自身的文化,因而经济全球化将有利于使文化多元的发展。从今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看,将会出现一个在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发展的新局面。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发展很可能形成若干个重要的文化区:欧美文化区、东亚文化区、南亚文化区和中东与北非文化区(伊斯兰文化区),以及以色列和散在各地的犹太文化等等。这几种大的文化潮流将会成为主要影响世界文化发展的动力。这新的“轴心时代”的文化发展与公元前五百年左右的那个“轴心时代”会有很大的不同。概括起来,至少有以下三点不同:(1)在这个新的“轴心时代”,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的发展,把世界联成一片,因而世界文化发展的状况将不是各自独立发展,而是在相互影响下形成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各种文化将由其吸收他种文化的某些因素和更新自身文化的能力决定其对人类文化贡献的大小。原先的“轴心时代”的几种文化在初创时虽无互相间的影响,但在其后的两千多年中,却都在不断的吸收其他文化,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中说到西方文化的发展,他说: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

   到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又曾吸收过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欧洲文化发展到今天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由于它能不断的吸收不同文化的某些因素,使自己的文化不断得到丰富和更新。同样中国文化也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而得到发展的。众所周知,在历史上,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文化诸多方面的发展。中国文化曾受惠于印度佛教,印度佛教又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并由中国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而且在朝鲜和日本又与当地文化结合而形成有特色的佛教。近代中国文化又在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下,不断地吸收西方文化,更新自己的文化。回顾百多年来,西方文化的各种流派都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或仍然在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改变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面貌。显然,正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相影响构成了今日人类社会的文化宝库。新的“轴心时代”的各种文化必将是沿着这种已经形成的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相吸收的势态向前发展。因此,各种文化必将是在全球意识观照下得到发展的。(2)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将会成为二十一世纪文化发展的动力。由于世界联成一片,每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因此跨文化与跨学科研究会大大地发展起来。每种文化对自身文化的了解都会有局限性,“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从另外一个文化系统看,也就是说从“他者”看,也许会更全面的认识这种文化的特点。因而当前跨文化研究已成为文化研究的热门。以“互为主观”、“互相参照”为核心,重视从“他者”反观自身的文化逐渐为中外广大学术界所接受,并为文化的多元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各个学科之间同样也有这样的问题。今日的科学已大大不同于西方十八世纪那时的情况了,当前科学已打破原先的分科状况,发展出许多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但正因为如此,原来的学科划分越来越模糊了,本来物理学就是物理学,化学就是化学,现在既有物理化学,又有化学物理学,在自然科学之间原有的界限被打破了。不仅如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界限也正在被打破。因此就目前情况看,在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学科之间正在形成一种互相渗透的情况。我们可以预见,在二十一世纪哪种传统文化最能自觉地推动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和整合,它将会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二十一世纪的“轴心时代”将是一个多元对话的世纪,是一个学科之间互相渗透的世界,这大大不同于公元前五世纪前后的那个“轴心时代”了。(3)新的“轴心时代”的文化将不可能像公元前五百年前后那样由少数几个伟大思想家来主导,而将是由众多的思想群体来导演未来文化的发展。正因为当今的社会发展比古代快得多,思想的更替日新月异,并且是在各种文化和各个学科互相影响中发展着,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局面,因此就没有可能出现“独来独往”的大思想家。在西方,一二百年来各种思潮不断变换,其各领风骚最多也就是几十年,到目前为止看不出有那种思想能把西方流行的众多派别整合起来。在中国,百多年来基本上是处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是在建设中国新文化的过程中,可以遇见的是,在中国必将出现一个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和文化多元的新格局。我们可以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各种学说、各种流派如潮水一般涌人中国,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处在大量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之中,我们还没有能如在吸收印度佛教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宋明理学那样,在充分吸收西方文化基础上形成现代的新的中国文化。但在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分野越来越明显,逐渐形成了若干学术群体。展望二十一世纪,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出现适应中国现代社会要求的学术派别,但大概也不会产生一统天下的思想体系。这就是说,无论中外,由于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不断变换,大概都不可能出现像柏拉图、孔子、释迦牟尼等等那样代表着一种文化传统的伟大思想家。那种企图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众多的思想群体的合力推动人类文化的发展,这正是多元文化所要求的。以上三点只是可以见到的几点,很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新的“轴心时代”不同于前一个“轴心时代”的特点,这是需要大家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中华文化是当今人类社会多元文化中的一元(而此“一元”中实又包含着“多元”),在这经济全球化的新的“轴心时代”,在二十一世纪文化多元并存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给中华文化一个恰当的定位。我们应该看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任何学说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也不可能解决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更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说:

   不能自圆其说的哲学决不会完全正确,但是自圆其说的哲学满可以全盘错误。最富有结果的各派哲学向来包含着显眼的自相矛盾,但是正为了这个缘故才部分正确。

   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和其他文化(其他哲学)一样,她既有能为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有价值资源的方面,又有不适应(甚至阻碍)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方面,我们不能认为中华文化可以是包治百病的万灵药方。因此,中华文化应该在和其他各种文化的交往中,取长补短、吸取营养,充实和更新自身,以适应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新形势。人们常说,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在二十一世纪如果要实现“和平共处”,就要求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而大之就是要求解决好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儒家的“仁学”思想和道家的“无为”思想大概可以为这方面提供某些有价值的资源。人类社会要共同持续“发展”,就不仅要求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求解决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儒家的“天人合一”和道家的“崇尚自然”也许能为这方面提供某些有价值的资源。

儒家的创始者孔子提出“仁学”的思想,他的学生樊迟问“仁”,他回答说:“爱人”。这种“爱人”的思想根据什么而有呢?《中庸》引孔子的话:“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爱人”作为人的基本品德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从爱自己亲人出发。但是为“仁”不能停止于此,而必须“推己及人”,要作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要作到“推己及人”并不容易,得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作为为“仁”的准则。如果要把“仁”推广到整个社会,这就是孔子说的:“克己复礼曰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对“克己复礼”的解释往往把“克己”与“复礼”解释为平行的两个相对的方面,我认为这不是对“克己复礼”的最好的解释。所谓“克己复礼曰仁”是说,只有在“克己”的基础上的“复礼”才叫作“仁”。“仁”是人自身内在的品德(“爱,仁也。”“爱生于性”);“礼”是规范人的行为的外在的礼仪制度,它的作用是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之和谐相处,“礼之用,和为贵”。要人们遵守礼仪制度必须是自觉的,才符合“仁”的要求,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对“仁”与“礼”的关系,孔子有非常明确的说法:“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有了求“仁”的自觉要求,并把它实现于日常社会生活之中,这样社会就和谐安宁了,“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种把“求仁”(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为基础的思想实践于日用伦常之中,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了”。“极高明”要求我们寻求哲学思想上的终极理念(仁),“道中庸”要求我们把它实现于日常生活之中,而“极高明”与“道中庸”是不能分为两截的。如果说,孔子的“仁学”充分地讨论了“仁”与“人”的关系,那么孟子就更加注意论述了“仁”与“天”的关系,如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曰:“侧隐之心,仁也。”《告子》上)而朱烹说得更明白:仁者,“在天盎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也。”(《朱子文集》卷六七)“天心”本“仁”,“人心”也不能不“仁”,“人心”和“天心”是贯通的,因而儒家“仁”的学说实是建立在道德形上学之上的,故《中庸》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孔子儒家的这套“仁学”理论虽不能解决当今社会存在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部问题,但它作为一种建立在道德形上学之上的“律己”的道德要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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