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对改革路径的再思考——私有化和宪政民主不能再回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170 次 更新时间:2008-03-27 01:3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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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 (进入专栏)  

  

  改革开放30年,到今天经济成就很大,这是世人所见、所公认的,中国人的勤劳终于有了成效。但是,我们也看到许多问题,特别是因为政治改革、体制改革滞后,各种问题开始表现出来,社会矛盾也有恶化的趋势。也因为过去只顾经济发展而忽视体制改革、忽视对过去30年经济成功背后的真正原因的研究认识,在今天的具体政策制定上,极容易做一些搬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比如,重新国进民退,重回强制性行政干预,以各类名义大肆征税,强化政府作为投资者和消费者的角色,推出备受争议的新《劳动合同法》。从表面看,这些现象似乎互不相关,但却都是中国式渐进改革的必然结果。如果继续下去,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会难以实现。

  实际上,从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和问题中,我们更能理解几年前杨小凯跟林毅夫关于“后发劣势”和“后发优势”的争论。“后发优势”指的是后发展的国家可以从先发达国家那里很快模仿到技术、不用重复先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这即为优势。而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指的是,正因为后发国家可以轻便地模仿,一下就能快速搞经济,所以,后发国家会缺乏动力改革自己的制度。正由于来得太轻松、能以技术替代制度变革,就没动力在根本性制度上做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变革,结果牺牲了长久繁荣的机会,后发便利反成了“劣势”。

  几年前,人们更多看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所以,那时不少人认同林毅夫的“后发优势”论。但是,现在,我们的确正在经历杨小凯讲的“后发劣势”。为纠正“后发劣势”对中国今后发展的影响,在本文中我们先看看过去30年的成功是如何来的,然后重点谈“后发劣势”的具体表现。

  

  重新思考中国“奇迹”

  

  那么,过去30年经济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大致讲,是通过“改革”(市场化、私有化)和“开放”充分利用了后发的“优势”部分所致。但是,仅仅“改革”和“开放”难以造成这些成就,因为晚清、民国时期是私有市场经济(所以,那时不需要做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而且也是“开放”(尽管晚清是被迫“开放”),可是,那时的“改革开放”没有产生这种经济成功。另外,单凭中国人的勤劳也不足以产生这种经济成就,因为不只是今天的中国人才勤劳,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人也勤劳,所以,勤劳是必要的起点,可是,单靠勤劳创造不出奇迹。如果说今天的成功是因为“人多力量大”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也站不住脚,原因是1830年时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二,而今天只占五分之一。那么,过去30年的经济成就是否真的是现代经济学无法解释的“奇迹”呢?

  客观讲,中国经济成就至少包括两个主因: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这种发展条件(或说,机遇)来自于世界,更具体讲来自西方,而非源自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在于让中国加入了起源于中国之外的世界潮流,让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后发之所以有“优势”也在于这种“便车”已经存在。如何理解这点呢?

  首先,我们看到,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安德森·麦迪逊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左右,世界人均GDP花了1880年时间才增加了一倍。然而,从1880年到2000年的120年里,全球人均GDP就增加了近5倍。也就是说,过去120年所完成的人均收入增幅,是1880年之前近两千年人类所完成的增幅的5倍。这种发展发生在中国之外,在中国积极加入全球化之前,世界潮流原来也想把中国卷入,但中国要么拒绝、要么不情愿地介入。

  从19世纪到20世纪,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发展?到1880年,工业革命已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全面进入新的高潮,特别是从那以后,电气技术、汽车技术、飞机技术、电话技术相继出现,1940年代后又出现电脑和互联网,生产技术方面也出现了许多根本性突破。工业制造技术越来越成熟,使其跨国界移植不成问题,而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使这种跨国移植又变得可行。这些发展从根本上使世界人均GDP自1880年后发生飞速增长。这是中国在1978年一“改革开放”即能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没有这种工业革命背景就不会有中国的成就。

  为看清这一点,我们知道,中国GDP今天80%以上来自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尤其是来自1900年后才发展起来的新行业。比如,中石油一家公司在2007年的利润是近2000亿元人民币,营业额超过8000亿,对中国GDP贡献一万亿元以上(包括间接贡献)。中石油给中国GDP的贡献是怎么来的?一百年前,这一万亿的产出是不可能有的。换句话说,不管晚清政府有多能干,也不可能出现中石油这样的大企业,GDP不可能有这样的内容。原因是,地下钻油技术最早在1859年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发明,而石油行业真正有规模地发展还是1900年后的事,在那之前谈不上有什么石油行业,连今天我们熟悉的中东石油也是在1930年代才发现的。

  石油业的发展原因有几个。第一,汽车业是1900年之后才开始,到了1910、1920年代在美国才有比较快速的发展。如果没有1930年代在美国建设的高速公路网络,汽车的普及就不可能。如果没有汽车的普及,没有很多私家车的话,对石油的需求就不可能大。汽车的普及是石油业的前提。第二,飞机是另一个对石油业的推动力量,但虽然莱特兄弟第一次试飞成功是在1903年,航空运输的真正兴起是二战以后的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晚清、民国中国再能干,也不可能出现中石油这样的大企业。相比之下,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石油行业在全球已经很大,汽车烧油的程度、海运、空运的规模都已非常高。到那时为止,全球汽车业规模、空运业和石油业规模的发展客观上跟中国没有太大关系。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中国在1978年后很快发展了中石油、中石化以及中海油这些大能源企业,现在它们加在一起对中国GDP的贡献占10%左右。电力行业等也是19世纪后发展起来的。

  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世界发展的大潮流,这是前提。不过,许多评论家说,中国人均GDP从1978到1998年短短20年间就翻了两倍,这是“奇迹”,因为这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所没有的。也正因为这点,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经历超出现代经济学所能解释的范围。

  实际情况并不一定是这样。我们可以从历史背景来理解这点。1880年到1978年,世界人均GDP翻了三倍多,而在此期间中国人均GDP只翻了一倍,这等于是说,中国从前的内战和一系列政治运动中断了晚清开启的工业化进程,把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机会留给了1978年以后。结果,从1950年到现在,全球人均GDP翻了两倍,而中国人均GDP从1978年到现在也翻了两倍多。也就是说,全世界人均GDP花了50年才完成的增长,中国只花了30年,中国的速度不是更快吗?表面上,确实是这样。可是,50年前国际秩序和工业技术的发达程度,跟30年以前中国要“改革开放”时的情况,是没办法比的。

  比如,个人电脑和微软这类软件企业都是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才出现,互联网在1980年代以后出现。这些新技术使生产能力、生产效率提高很多,只要后发国家愿意模仿,越是后加入发展的国家,其追赶的速度可以越快。此外,在过去30年,不仅通讯技术和运输技术使各国的市场范围在全球扩张,而且从美国的里根、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到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到中国的邓小平,那么多国家都同时进行私有化改革、自由贸易改革,使中国的产品市场很容易就全球化。这些当然加快了中国的追赶速度,肯定比50年前选择发展的日本等亚洲国家能更快赶上。

  不要说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二战后的这些变化,就连美国的UPS快递公司也一样,UPS是美国最老的从事快递的物流公司,单单从这家快递物流公司的变迁就能看得出来过去30年发展机会的变迁。1909年UPS在西雅图成立,二战之前虽然有一些发展,但规模不大,可是去年这个公司的销售额是492亿美元,到这个水平的增长主要发生在过去30年。如果没有这期间的全球化和各国私有化改革,UPS的销售额不可能达到这种规模。

  从UPS的情形我们也看到,第一,从技术发展角度讲,晚清时候的中国不可能出现过去30年这种经济增长,民国时期也不可能。第二,从国际秩序变迁角度看,情况也如此。1914年之前,全球贸易体系和世界秩序是以海军实力为基础,你没有海军势力,你就不能发展世际贸易。连当年的跨国公司也要有自己的海军。换句话说,晚清政府即使想把当时的中国变成世界工厂,也不可能,因为先要有自己强大的海军。但是,二战之后,新的全球秩序是以规则为主体,今天美国的跨国公司要有许多律师,而不需要养庞大的军队。这也就是为什么1978年邓小平说让中国改革开放,在中国没有强大海军的情况下,马上就可以开展国际贸易。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维系全球贸易秩序和产权秩序靠的是规则,而不是靠炮舰武力。于是,即使没有强大海军,也不妨碍中国从事大规模对外贸易,让中国变为世界工厂。

  在讨论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时候,往往只把注意力关注在中国的纵向发展上,看今天的中国跟过去比怎样,这样当然看到奇迹。但是,如果把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过去150年的发展放在全世界的大框架做横向比较,并考虑到同期间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国际秩序状况,我们会发现,过去30年的发展于其说是中国的奇迹,还不如说是世界带来的奇迹。如果靠模仿也能给中国带来奇迹,那恰恰说明西方过去500年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厉害。

  后发优势的具体表现在于,越是往后才加入全球贸易、资本全球化和现代科学技术行业的国家,其增长速度会越快。今天,中国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但对科技创新的贡献、对建立并维系世界秩序的贡献却很少,低于五分之一,但,这些并没妨碍中国利用别人建立的技术和世界秩序发展。所以,“后发优势”实在太强了,以至于变成了“劣势”!正因为模仿也能一夜暴富,使大家容易产生错觉,好像政治改革做不做、法治有没有、国有经济比重低不低、政府干预少不少、对权力有无实质性制衡,都不重要,因为反正经济能快速发展。甚至还推出所谓的“北京共识”。得出“北京共识”这一结论本身就足以说明“后发劣势”的严重性。他们没有意识到,模仿对于一个处于初期的后发国家来说的确管用,但如果要靠一国经济自身持续内生出增长的推动力,仅仅模仿是不够的。

  

  国有经济要加快私有化

  

  那么,“后发劣势”的表现在哪里呢?先就以国家在经济中的定位、国有经济、国有企业为例,对国有制在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的认识不足,即是“后发劣势”具体表现之一。前些年大家对产权私有化、对国家退出经济的认识有许多进展,但是,正如刚才谈的,以模仿为主线的“后发优势”实在太强,特别是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国有、私有的企业都在增长,于是,一些学者和官员开始感到资产由谁所有不重要了,国家相对于社会、相对于私人的界限在哪里也不重要了。我必须强调,如果只是靠模仿、靠出口制造增长经济,国有企业或许也行,过去这些年的现实表现可能是如此。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能再依赖出口市场带动了,实际上今后的出口市场空间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无限地拓展,必须靠内需、靠内生的增长动力。而国有制从本质上在抑制中国内需的增长。

  以前关于国企是否应该私有化的讨论,只停留在国企和民企谁的资产回报率更高、谁的效率更高这些标准上,好像只要国企的效率跟民企一样高,就行。

  但,那是一种非常狭窄的标准。比如,今天许多人抱怨中国经济增长这么快,但普通大众的收入和生活状况不见得有太多改变,他们没有足够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以前喜欢把注意力放在分配制度上,说资本家拿的太多。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最大的资本家是谁?是国家,具体讲,是国资委和财政部。在中国经济仍然以国有制为主的情况下,增长的结果是,国家越来越富,而老百姓拿的是极少部分,这不仅抑制内需增长,而且扭曲产业结构。社会中的贫富差距的确在扩大,但国家与民间之间的贫富差距以远远更夸张的速度在扩大。

  如何理解这点?以美国为例,过去十年里,美国家庭累计储蓄1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不小。但是,如果我们看看美国土地、企业资产、房产等等,把所有资产的升值加在一起,那么,过去10年里,美国家庭累计资产升值总额为35万亿美元。把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来做比较,你发现,资产性财富增长跟劳动收入储蓄的比例差不多是22:1。(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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