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鸦片战争、公行制度与工业革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41 次 更新时间:2008-03-26 23:5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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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  

  

  “我们想起来了,当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好像静止的时候,中国和桌子开始跳起舞来,以激励别人。”

  ――卡尔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文1版,第88页注25)

  

  无论在马克思主义还是现代化论(韦伯、费正清以降)的解释视野里,鸦片战争是中国乃至亚洲从“传统”、“封闭”(帝国、儒教、宗法、闭关自守、自给自足),走向“现代”、“开放”的历史转折点,而在这里,扮演“历史核心动力”的就是“工业革命”。――英国正是通过“工业革命”焕发出巨大的“生产力”,造成了(世界)市场的扩大。因此,鸦片战争对于中国的“正面价值”,就应该这样被理解:古老的、传统的生产方式被抛弃,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被唤醒,原有的生产关系以“工业革命”(即先进生产力)的方式被重新组织起来。总之,英国的“胜利”是由于它“代表先进生产力”,而鸦片战争则迫使中国也走上了发展“先进生产力”的道路――于是,这么说来,鸦片战争倒是使得中国与世界“因祸得福”了。

  而种种迹象却表明,这一解释框架的适用范围实在有限,其留下的疑点又着实太多:例如:中国是被(英国的)“工业革命”打败的吗?鸦片战争前,英国唯一可以与中国抗衡的“商品”,实际上不是任何一种工业产品,而首先是白银。白银当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说工业革命的产品,因为它取之于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的掠夺。其次,长期以来(1804-1840年)英国可以向中国出口,用以平衡庞大的中英贸易的另一项产品,同样也不是工业革命的产品,而且那甚至也不是英国的产品,因为那是印度殖民地的产品:棉花――随后就是鸦片。最后,如果有什么看得见的英国工业产品在“打败中国”方面起了作用,那无非就是英国的“大炮”而已。因此我们不妨说,代表英国工业革命最高成就的,不是任何先进文明或者先进生产力,而是野蛮的军事暴力。

  也许还要附带说明一下另外的一点,――因为这在今天也还是必要的:“中国的工业革命”,其实是在10世纪50年代以后20年中,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完成的(Maurice Meianer,1986。讽刺性的是:“大跃进”因此也就成为毛泽东最大的罪恶之一)。“英国的大炮”甚至并没有推动世界工业化的进程、促进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恰恰相反,帝国主义的侵略瓦解了中国经济的基础。因此,诸如鸦片战争向中国输入了工业文明和工业革命的说法,越来越引起众多的怀疑、反思和不满,乃是理所当然的。

  因此,我认为另外一种与此完全不同的解释,显然就更接近真实: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从1500年开始形成、扩展的体系(布罗代尔),截至于19世纪初期(以鸦片战争为重要界限),这一体系的核心其实是在亚洲(Andre Gunder Frank,1998)。而这同时又意味着需要强调的两点:一,英国工业革命的基础和代价是印度、特别是“作为新外围的美洲”的殖民地经济和资源替代(Kenneth Pomeranz,2000),第二,也是尤其重要的:维持当时世界货币(白银)体系稳定的,则是庞大的中国经济和贸易造成的货币需求。而白银的这种稳定乃至增值,则是英国资本积累和进行工业革命的资本前提。

   年 度 进出口总值 进口 出口 出(+)入(-)货值

  1764      5545847 1908704 3637143 (+)1728439

  1765-1769   5952724 1774815 4177909 (+)2403094

  1770-1774   6451012 2094336 4362676    (+)2268340

  1775-1779   6721893 1995913 4725980 (+)2730067

  1780-1784    7002880 1994617 5008263 (+)3013646

  1785-1789   12944247 4489527 8454720 (+)3965193

  1790-1794   13243083 5894663 7348420 (+)1453757

  1795-1799   12946191 5008937 7937254 (+)2928317

  1800-1804   19129161 8737364 10391797 (+)1654433

  1805-1806   23517162 23348319 11168783 (-)1179536

  1813-1819   22823948 9053208 13770740 (+)4717532

  1820-1824   22630740 7952488 14678252 (+)6725764

  1825-1829   23551422 9161314 14390108 (+)5228794

  1830-1833   22636249 9192608 13443641 (+)4251033

  1 中国与欧美各国海上进出口贸易值统计

  1764-1833每年平均数 单位:银两

  资料来源:据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编》,第45页两表编制,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实际上,长期以来,一个很少被问及的问题是:漫长的17世纪以降,随着美洲白银的大量开采,随着白银源源不断的供给,在世界金融市场上,为什么没有出现、导致白银的通货膨胀?为什么银圆这个“象形文字”、这个“幽灵”没有出现必然的贬值,而“永葆青春姿色”?在许多答案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大清帝国几乎无止境的白银需求。正是大清庞大的经济和不断增长的对西方的贸易,维持着白银的价格稳定,阻挡了白银贬值造成的通货膨胀,以及这种膨胀对于世界经济的打击。

  而决定性的变化,却在1830年左右发生。那时,随着印籍英国港脚商人大量参与对华贸易,据他们发现,如下商品在中国有利可图:这主要是棉布、棉花和鸦片,从而便以放贷的方式,驱使广州行商从事此项贸易,此举产生的结果首先是:原来已经明显过高的白银价格和利息率(约20%)被投机生意进一步抬高,――而当事实证明:棉花是中国可以生产的,并且随着中国棉花通过内河便利大规模被运进广州,那么这项投机的失败就显形了,而当中国政府开始严厉查禁鸦片之后,投机生意的失败就注定了,从而,港脚商人的高利贷变成行商的呆坏帐――所谓“商欠”,也就是必然的了。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理由是:维护鸦片贩子的利益,以及通过武力讨要因投机失败所造成公行之“商欠”。众所周知――如果说前者在道义上不是理由,那么后者即使在商业上也更加不成理由。因为从历史上看,清朝政府每一次对待“商欠”的办法,都是由公行例银分摊,乃至国家动用白银储备周转赔偿,以照顾外商的利益(梁廷丹,1835;南开大学历史系,1959)。大清这么作的原因,既是出自“怀柔”的传统,而客观上起到的却更是维护贸易和维护白银价值的作用。但是这一次,鸦片战争却使得这一切全都突然改变了: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瓦解了中国国内市场和经济结构,这就从根本上瓦解了中国经济消化、吸收白银的能力,而由此开始的大规模的中国赔款,造成大量白银从中国外流,流向国际货币市场。

  随着鸦片战争,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之稳定,到此终于不得不急转直下了:因为――当中国丧失了巨大的白银需求之后,防止世界货币市场通货膨胀的最后一个消火栓就被拔掉了。世界货币市场上白银的价格应声而跌,“自1875年起,银价已是如此之低,致使它不断接近它的铸币价格,最后在1878年达到了这个水平。”(Rudolf Hiferding,1968)鸦片战争之后20年,世界货币市场上的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白银已经不能继续担当世界主要货币的角色。世界经济贸易体系由危机走向崩溃:因为这个体系的运转,一开始就是依靠美洲银圆几乎源源不断的供给,依靠中国看起来象是源源不断的白银需求来平衡着的,――但现在这个条件不具备了。

  因此,鸦片战争从根本上说,标志着世界体系扩展的一个周期的终结。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不是工业革命、甚至不是简单的鸦片贸易,而是一场导源于小型金融危机的野蛮战争,最终摧毁了当时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而如果清中国经常被贬损地称为一个“顽固堡垒”,那它其实就是守护这个体系安全的最后一个堡垒。

  世界体系这一周期的变迁使得我们认识到如下问题:一,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支配这一周期性运动的,是生产力或者新技术革命的唯一动力――比如英国工业革命。因为在此周期中,工业革命及其产品不但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小,乃至微不足道。(即使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英国国内产值,也比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中国经济要小得多。)而且事实恐怕是恰恰相反:是美洲资源和印度殖民地经济为英国工业革命提供了基础,而中国庞大的白银需求,则平衡了世界货币和贸易体系,而从这种贸易中,英国获得的利益远不仅仅是茶叶,而是积累了工业革命必须的资本。因此实际上,我们应该说:这个世界体系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基础”,而不能反过来说――所谓“先进生产力”(英国工业革命)是决定这个世界经济的基础。二,历史证明,如果所谓工业革命及其生产力要想支配世界经济,那它就必须成为一个霸权,进一步说――它就必须粉碎、废除原有的世界体系,并且按照自己的意志将其踩在脚下、彻底改造它――而要做到这个,单靠“经济”和“生产力”当然就是远远不够的。这就是为什么,要成为霸权,首先就必须破坏,即破坏原有的世界经济体系;而这又几乎无一例外地需要两只拳头:一个拳头乃是通过制造金融危机,摧毁原有的国际货币流通体系,第二拳头就是通过战争,迫使世界承认自己制订的规则,而这两只拳头上写的统统都是“霸权政治”,而不是经济。

  由于长期以来,马克思的学说竟然被改造为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和“唯生产力论”,更由于康德拉捷夫周期也好像总是向我们显示着:每一次世界经济的周期性,都是由新的技术和生产力出现所支配的,例如:19世纪是蒸气机、铁路,钢和化学,而20世纪则是汽车、电子信息产业等等,因此,在观察历史时,人们当然就总是会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而在描述现实时,人们也总是会欢呼:中国和亚洲(特别是印度)已经赶上了(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这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不必去区别和质疑:发生或者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技术革命是一回事,迫使全世界接受它则是另外一回事,而以粉碎世界经济贸易体系,瓦解世界货币体系为代价(最广义上的马克思所谓“危机”),来确立一种生产方式、一种技术标准的霸权,那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因为正如弗里德曼所说:“如果没有一个隐蔽的拳头,市场这只隐蔽的手永远也不会奏效。这正像如果没有F-15战斗机的设计者麦克唐纳 道格拉斯,麦道公司就不可能兴旺发达。有把握使世界接受硅谷技术的隐蔽的拳头,就是美国的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这也就是说:为新的技术和生产标准扫清道路的,不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更不是伪装成“先进生产力”的新技术、生产标准自身,而是掌握货币资本和军事霸权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正如阿瑞吉所指出的,世界体系的周期性,一般地表现为新的世界军事霸权的兴起和世界金融制度的调整,而并非是简单的生产力和技术革命――而在1840年以降,后者则意味着银本位制度的逐步废除,英国主导的金本位制度的最终确立。

  在下面的论述中,本文准备从两个方面,去再次解释一个被重复了无数次的老问题: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理解以1840年为标志的所谓中国的“失败”和英国的“胜利”?――而重新解释这一历史,对于今天理解“亚洲形象的构成”究竟有什么意义?

  

  一,究竟哪一个走进了“死胡同”:英国还是中国?

  

  Pomeranz在其创造性的著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将18世纪后期的英国工业革命,视为摆脱了土地和人口的制约的“现代世界经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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