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中:七旬圣贤的境遇:自由的孔子与不自由的苏格拉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39 次 更新时间:2008-03-26 01:01:03

进入专题: 孔子   苏格拉底  

喻中 (进入专栏)  

    

  摘要:在年届七旬之际,孔子与苏格拉底的人生都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变:70岁的孔子从政治转向文化,潜心于《春秋》的编纂等多项文化事业;通过传统文化的整理与提炼,孔子完成了为人间制定规则、确立准据、寻找意义之使命,从而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与之不同的是,70岁的苏格拉底被人控告,并被判处死刑,在神意与公众意愿的冲突中,苏格拉底除了走向死亡,别无选择。中西圣贤在七旬之际的不同境遇,体现了两种值得注意的思想与文化。

  

  一、70岁的孔子与70岁的苏格拉底

  

  考究中西文化的源头,人们习惯于把孔子与苏格拉底相提并论。就相同的方面来说,两位圣贤在中西文化传统中的历史地位大致相当,获得的尊崇难分伯仲,甚至都喜欢“述而不作”这种表达思想的方式——格言式的孔氏“论语”是孔门弟子整理而成的,论辩式的苏氏“论语”则是柏拉图、色诺芬等人记载下来的,等等。不过,两位圣贤之间的差异更加引人注目:孔子曾“居庙堂之高”,怀有强烈的用世之心,为了重返庙堂,曾多年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各国;苏格拉底始终安心做一个职业的雕刻技师,喜欢利用业余时间漫步雅典街市,自由闲适地找人谈天。此外,孔子晚年的基本身份是教师,招收的学生比较多,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的说法,相比之下,苏格拉底的朋友比较多,在交往的过程中,平等的争辩随处可见,似乎并不享有孔子那样的尊严……。

  倘若要就孔子与苏格拉底之间的异同做出全面的比较,显然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胜任的。因此,本文只想讨论一个相对具体的问题:两位圣贤在70岁时的境遇。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主题,是因为,两位圣贤在年届七旬之际,无论是内心体验还是外在处境,都截然不同。简而言之,70岁的孔子自由自在、随心所欲;70岁的苏格拉底却受制于人、身不由己。

  先看70岁的孔子。

  按照《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孔子享年73岁(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对于这段漫长的人生旅程,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有一段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番话,显然是孔子在垂暮之年对自己的一生所作的一个简短的总结。然而,这又绝不是一份单纯的“个人总结”,相反,它对于历代中国人的生命历程,都具有强调的示范意义与规范作用:一个人在30岁时应当站稳脚跟,在40岁时应当世事洞明而不至于迷惘,到了50岁,就应当知道上天为自己安排的命运,如果活到花甲之年,就要能够辨别各种话语的是非真假,等等。但是,最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还是孔子在70岁时的心境:他感到,只要按照心里的想法去说、去做,就不会超越规矩。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东方圣贤在70岁前后的一个显著区别:在70岁之前,他只能实现某个单一的、具体的目标,譬如辨别真假、找准位置之类;但是,年过七旬之后,他似乎就迈入了一个自由自在的全新境界:心身和谐、心口如一、言行一致;毋须掩饰、不用伪装、不必隐藏;不会犯规,不会出错,自在安详。

  再看70岁的苏格拉底。

  那是公元前399年的春天,70岁的苏格拉底被人控告。原告包括三人,他们分别是悲剧诗人迈雷托平、修辞学家赖垦、民主派政治活动家安匿托士。他们控告苏格拉底犯有两项罪行:一是渎神或慢神,二是蛊惑败坏青年。为了审理这个案件,雅典城邦依法组织了一个包括501人的审判官团队。在审判过程中,先由原告方提出控诉,然后是被告苏格拉底做出辩护。接下来,由审判官团队就被告人有罪还是无罪进行表决,表决的结果是281张赞成票对220张反对票,从而对苏格拉底做出了有罪判决。关于刑罚方式,原告的建议是处以死刑,苏格拉底的建议是罚款——起先认罚1个命那,后来受在场朋友的怂恿,追加到30命那。最终的结果是,审判官团队决定采用原告的提议,判处苏格拉底死刑。[1](P83-84)

  按照当时的惯例,苏格拉底原本可以免除一死。免死的方法也很多,譬如,在审判之前就流亡境外,这是当时比较常见的选择;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措辞温软,说些悔改的话,或追述战功,请求将功赎罪;要么自认充分的罚款,以博得审判者的宽宥;或者在判决之后、执行之前的一个月内设法逃亡,等等。只要选择了其中的任何一项,苏格拉底都可以继续活下来。然而,这位70岁的老人没有做出其他选择,而是选择了死亡。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中,这位临终的圣贤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处好,唯有神知道。”[1](P80)这样的悲剧性结局,与孔子的“从心所欲”,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反差。

  

  二、70岁的孔子为什么“从心所欲”

  

  先看70岁的孔子为什么“从心所欲不逾矩”。

  也许有人会认为,苏格拉底遭到指控,是因为三个原告平日受过苏氏的批评,怀恨在心,以控告作为报复的手段,因此,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缘于他树敌过多。然而,比较起来,孔子需要面对的论敌与政敌,恐怕并不比苏格拉底的对手更少吧,为什么孔子就可以“从心所欲”呢?

  在孔子时代的言论界,盛行的是百家争鸣。孔氏学说作为一门显学,自然会招致广泛的异议。譬如墨子,就对孔子的儒学给予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焉”,诸如不信天鬼,“天鬼不悦”;坚持厚葬,劳民伤财,等等(《墨子·公孟》)。在《非儒》篇中,墨子还说:(孔氏)“盛饰邪说,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在墨家之外,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子对于孔氏的批判与讥讽,更是不留情面。

  在政治实践领域,孔子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幸运者。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少年的“孔子贫且贱。”在他30多岁的时候,曾遇到齐景公问政,孔子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策,后来还说“政在节财”。这样一些政治见解,得到了齐景公的赏识,“欲以尼谿田封孔子”,但却遭到了晏婴的坚决反对。稍后,孔子又面临齐国大夫的迫害,只好逃离齐国。直到50岁左右,孔子才进入鲁国政府,先后担任过中都宰、司空、大司寇等职务。56岁那年,孔子还以大司寇的身份“行摄相事”,诛杀过“乱政者少正卯”。其间,孔子“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正当孔子踌躇满志之际,一场政治阴谋又把他逼下台,迫使他背井离乡。此后的13年里,孔子周游列国,希望再次找到伸展政治抱负的机会,但是,这样的机会再也没有降临。大约在70岁左右,孔子终于回到了鲁国。三年后,即鲁哀公十六年,73岁的孔子撒手人寰,告别了这个世界。

  从这样的人生经历来看,当孔子体验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时候,恰恰是他结束颠沛生涯、安居鲁国的时候。在最后的三年时间里,“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他把自己的工作重心从政治领域转到了文化领域。根据《史记·孔子世家》中的记述,孔子在这个时期的文化活动主要包括:

  (1)整理古代的“礼”——“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2)整理古代的“乐”——孔子自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3)整理古代的“诗”——“三百五篇孔子比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4)整理古代的“易”——(孔子)“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孔子)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5)编写古史“春秋”——“子曰:‘弗乎弗乎,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而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为‘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其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除了这五项具体的文化事业,孔子还在教育方面花费了较多的精力。《史记》上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

  在诸多文化业绩中,无论是编写《史记》的太史公还是孔子本人,最为看重的恐怕还是《春秋》的编纂。在太史公眼里,“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后人也说,在《春秋》中,“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这样的评价,当然包含了夸张或修辞的成分。不过,就像巴金晚年以五卷《随想录》作为他一生的“收支总帐”一样,年过七旬的孔子省视他的一生,大概也是把《春秋》视为他一生的“收支总账”的。在七旬孔子的内心深处,最值得“见于后世”的,大约不是以大司寇的身份诛杀少正卯,应当是潜心编成的《春秋》吧?倘若依照现代人的习俗,如果在孔子的墓碑上刻下“《春秋》作者之墓”,可能最符合孔子本人的心愿吧?

  在做完了这些文化活动之后,特别是在完成了《春秋》之后,孔子感到,无论是对后世还是对自己,都可以有一个交待了。少年的贫贱,青年的困厄,中年的奔波,短暂的政治生涯,都已经随风而逝,了无痕迹。只有最后几年里完成的文化事业,才让老人的内心得到了足够的宽慰。特别是《春秋》的编写,简直就是一项立法活动:何为正当,何为不正当;褒什么,贬什么,都发乎孔子的心里,出自孔子的笔下。为什么“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原因就在于:在这个时候,孔子自己就是各种规矩的制定者、一切是非标准的确立者。他想什么,什么就是“矩”;他做什么,什么就是“矩”。

  

  三、70岁的苏格拉底为什么“别无选择”

  

  如果说70岁的孔子已经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那么,70岁的苏格拉底除了选择死亡,为什么没有别的选择?为什么西方圣贤不能享有东方圣贤体验到的那种自由呢?

  柏拉图写下的《苏格拉底的申辩》,详尽地记述了一段圣贤心曲。通过这篇“申辩”,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一代圣贤的不自由处境。

  一方面,苏格拉底对于自己的神圣职责,怀有高度的自觉;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可以万死不辞。他说:“凡职位所在,无论出于自愿所择,或由于在上者委派,我想都必须坚守岗位,不辞行险,不顾一切,不计性命安危,宁死勿辱。”[1](P65)在苏格拉底看来,自己的职责既出于自愿选择,但更是神分派的;履行认定的职责,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神负责。为此,他告诉雅典民众:“我相信,我了解,神派我一个职务,要我一生从事爱智之学,检察自己,检察他人”。[1](P65)可见,苏格拉底对于自己职责的神圣渊源,是坚信不疑的。即使有死刑的威胁,也并不退缩、屈服;甚至仅仅要他保持缄默,他也做不到,因为,“我不能缄默,缄默就是违背神的意旨。”[1](P76)

  既然“神”就在苏格拉底的心里,为什么还是被他人控以“慢神”之罪?其原因就在于:苏格拉底心中的“神”,大约不是雅典神庙里供奉的“神”——也许正是雅典民众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印象,他们才怀疑苏格拉底试图宣传新的神,这当然就构成了对于庙中之神的渎犯。如果要进一步追问:苏格拉底坚信的“神”到底是什么,那么,我的回答是,康德心中的“道德律”,或者爱因斯坦眼里的“上帝”,大概差可比拟。正是由于这种“神”的存在,正是由于这种神圣职责的约束,才为苏格拉底的以身殉职,提供了可能性。

  另一方面,如果说雅典公众是“酣睡者”,那么,苏格拉底就是“唤醒者”。在酣睡者与唤醒者之间,立场截然相反,愿意完全相悖,这就使苏格拉底不由自主地站到了雅典公众的对立面,这就为苏格拉底之死,提供了必然性。

  从过程上看,苏格拉底如果要履行自己作为“唤醒者”的神圣职责,就意味着要把自己的愿意强加于“酣睡者”,这就会引起“酣睡者”的反击。在这种困境之下,苏格拉底要么放弃自己的神圣职责,要么接受对方的惩罚。由于职责的神圣性和不可放弃性,这就把苏格拉底逼进了一个死胡同:接受对方的惩罚,——除此之外,他没有别的选择。事实上,苏格拉底对于自己所处的困境,已有清醒的认识,正如他在“申辩”中所说的:

  “你们如果杀了我,不易另找如我之与本邦结不解之缘的人,用粗鄙可笑的话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喻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孔子   苏格拉底  

本文责编:zhangch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8137.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