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早春二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09 次 更新时间:2008-03-26 00:5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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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复兴  

  

  十八年前的夏天,我如约到北京的北长街前宅胡同上海驻京办事处,孙道临先生已经早在胡同口等候着我了。记忆是那样的清晰,一切恍如昨天:他穿着一条短裤,远远的就向我招着手,好像我们早就认识。我的心里打起一个热浪头。第一面,很重要。

  要说我也见过一些大小艺术家,但像他这样的艺术家,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的儒雅和平易,也许很多人可以做到,但他的真诚,一直到老的那种通体透明的真诚,却并非是所有人能够达到的境界。

  那天,我们在上海办事处吃的午饭,除了吃饭,我们谈的是一个话题,那就是母亲。他说他在年初的一个晚上看新的一期《文汇月刊》,那上面有我写的《母亲》,他感动得流出了眼泪,当时就萌生了要把它拍成电影的念头(其实那只是一篇两万多字的散文),经过了半年多的努力,他终于说服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决定投拍,让我来完成剧本的改编工作。他对我说,读完我的《母亲》,他想起自己小时候在北京西什库皇城根度过的童年,想起自己的母亲。他也想起了在“文化大革命”残酷的岁月里,他所感受到的如母亲一样普通人给予他的难忘的真情。

  那天,他主要是听我讲述了我的母亲的故事和我对母亲无可挽回的闪失和愧疚。他听着,竟然情不自禁地落下了眼泪,我不敢看他的眼睛,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七十岁的眼睛居然没有浑浊,还是那样清澈,清澈得泪花都如露珠一般澄清透明。他忽然站起来对我说:我为什么非要拍这部电影?我不只是想拍拍母爱,而是要还一笔人情债,要让现在的人们感到真情对于这个世界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一老一少泪眼相对,映着北京八月的阳光的时候,我感受到艺术家的一颗良心,在物欲横流中难得的真情,和对这个喧嚣尘世的诘问。那天回家,对着母亲的遗像,我悄悄地对母亲说:一个北大哲学系毕业、蜚声海外的艺术家,拍摄一个没有文化平凡一生的母亲,并不是每一个母亲都能够享受得到的。妈妈,您的在天之灵可以得到莫大的安慰了。

  剧本断断续续写到了一年多,那天,为再一次修改剧本,我从北京飞抵上海。是个傍晚,正好赶上他去安徽赈灾义演,他在电话里抱歉说没有能够接我,却特地嘱咐别人早早买下了整整一盒面包送给我,怕我下飞机误了晚饭。打开那一盒只有上海做得出来的精巧的小面包,心里感到很暖,那一盒面包足足吃到了他从安徽回来。

  剧本定稿的时候,他请我到淮海中路他的家中做客。我见到了他的夫人王文娟,他们两口子特意做了冰激凌给我吃,还把那个季节里难以找到的新鲜草莓,一只只洗得清新透亮,精致地插在冰激凌里。我和他说起了电影《早春二月》。我说起第一次读柔石的小说时,我在读高二。那时,我们到北京南口果园挖坑种树,劳动之余,同学之间在偷偷传递着一本书页被揉得皱巴巴像牛嘴里嚼过一样的《二月》。书轮到我的手里,是半夜时分,我必须明天一早交给另一位守候的同学。老师还要在熄灯之后严加检查,我只好钻进被子里,打开手电筒,看了整整一夜。

  他静静地听我说完,告诉我当时拍摄和后来批判《早春二月》时的许多事情。我问他萧涧秋是不是他扮演的最重要也是最好的角色?他对我这样说:解放以后,一直在努力改变以往在屏幕上的形象,希望塑造工农兵的新形象,便拍摄了《渡江侦察记》和《永不消逝的电波》。但是在这之后,他一直渴望有新的突破,在塑造了工农兵的形象之外,能够塑造更吻合他自己本色与气质的知识分子的角色。终于等来这样一部《早春二月》,他非常兴奋,也非常看重。他说不仅他自己看重,就连夏衍先生也非常看重,特别在他的剧本中详细地批注和提示。没有料到,这样一部电影,付出了他极大的心血,却让他吃了不少苦头。那天的交谈,让他涌出许多回忆和感喟,颇有“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的沧桑之感。

  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代人,随历史浮沉跌宕之后,有些普通的词,便不再那么普通,而披戴上岁月的铠甲,比如老三届、红海洋、黑五类……早春二月,也是其中一个意味不寻常的词。这个词不仅有我们的青春作背景,也有孙道临先生的演绎作依托。因此,我一直认为,萧涧秋是他扮演的最重要也是最好的角色,他不仅成为新中国电影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一部分。从某种程度而言,孙道临和萧涧秋互为镜像,有着内心深处的重叠。

  我和孙道临先生往来不多,却也有过通讯,作为晚辈,我常常得到的是他对我的关怀和鼓励,偶尔也透露着他的隐隐心曲。

  1994年2月,他寄给我两张照片留念,都是在1993年拍的,一张是九月在海南;一张是五月在新疆,他七十二岁的高龄骑在骆驼上跋涉戈壁滩。他在信中说:“影事难题太多,1993年,我不务正业,东奔西跑,倒也增加不少阅历,只是‘心为物役’的感受越来越强了,也好,总要设法摆脱,让想象好好驰骋一番吧!”

  1995年2月,我寄他两本我的新书,里面有那篇《母亲》。他写信对我说:“再次读了你写的关于《母亲》的文章,仍然止不住流泪。也许是年纪大了些,反而‘脆弱’了吧。总记得十七八岁时是要理智得多,竟不知哪个时候的自己是好些的。”

  我之所以拈出这样两节,是想说过去常讲的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其实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老骥之时更需要的是对于自己和历史清醒一点的检点和反思。孙道临先生对于我们的可贵,正在于他一直保持着一个艺术家对于自己和过去的历史与现世的时代的反思和诘问,他的真诚才不止于一般的旨在澄心,而是持有那种赤子之心。这一点,我以为是和《早春二月》里的萧涧秋一脉相承的,或者说其中的矛盾彷徨自省与天问一般追寻,是有良知又有思想的艺术家的本质和天性。

  如果不是意外的巧合,就一定是命中的注定:我和孙道临最后一次交谈是在十多年前的早春二月,窗外上海特有的法国梧桐悄悄地萌发着沁人心脾的新绿。如今,孙道临老师走了,又一个早春二月来临了。

  

  2008年2月17日写于北京,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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