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明:从自主性原则看传统思想与现代价值结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04 次 更新时间:2008-03-21 09: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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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晓明 (进入专栏)  

  

   自主性原则即是现代价值,又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一项基本价值。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说:“尽心、知性、知天”;又说:“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表明自得、自觉才是真信,真信自己才是有力量、才是生命的美好1。王阳明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教条示农场诸生》)。曾国藩诗:“撑起两根穷骨头,养活一团春意思。”熊十力说:“自性真实,无须向外觅天帝;自性自尽,无须悬想趋涅般。”2由此可见,从孔、孟到王阳明、曾国藩、熊十力,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都是肯定人的自主性的。然而这一古今相通价值所牵连的不同的历史文化脉络、不同的学理系统等,仍有待于进一步的疏理。自主的传统与现代价值在哪些方面可以结合,哪些方面不可以,这仍需要分析。在现代性的困境中,中国传统思想这方面的资源又有何作为?这些资源必须经由什么样的现代转化?等等。都是下面试图论述的问题。

  

   一、进路:自主与自由;心理学与价值哲学

  

   一开始就要对论题的范围加以限定,从这一限定中,也可以使得这一现代性价值逐渐地清晰起来。首先,自主(Autonomy)与自由(Freedom)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通俗的用法,自由的概念当然可以等同于自主的概念,因为从广义上说,自由的最基本的定义诸如“不被阻碍、不受控制、不被摆布”,也是自主的字面含义,但是自由这个概念包含的范围极广,它不仅包含诸如自主的字面含义等基本的东西,而且包含相当丰富复杂的观念、学科体系、历史条件、以及内部流派及其逻辑架构。从本文的角度,简单地区分,可以说自由是着重于讲政治哲学、社会理论的,而自主则是着重于讲价值哲学、文化哲学的。再进一步作内部区分,如果将自由区别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那么,自主将属于积极自由的范畴;如果将自由区别为政治自由与内心自由,那么,自主相当于内心自由的范畴。至少有两个以上的西方重要自由主义思想家是自觉作这样区分的3。所以我们在讨论自主性原则时,既要触及自由的基本价值、重要观念,又要作以上相对的区分。当我们从政治、社会、历史着眼时,我们较多涉及自主性原则的广义(即自由义);当我们从文化、价值和道德哲学着眼时,我们较多使用自主性原则的本义(即积极自由义)。

   自主(Autonomy)又是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尤其是发展心理学或人格心理学。自我意识、自主,在心理学中,构成了人格发展的主要方面,为生活提供意义,为精神成长提供动力。心理学有不少理论,将自主看作人格成熟的一大特征。譬如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的“后习惯水平”(post-conventional)、黎士曼的“自主定向”、马斯洛的“自我实现”(self-fulfillment),凯尔曼(H.C.Kelman)的“内化”4,以及凯根(Robert Kegan)的“意义采择”5等。有着极为丰富的学理。然而本文不同于心理/教育学的进路。因为心理/教育学的进路所研究的对象是人格发展的阶段,植根于结构主义的叙述方式,旨在揭示人的自我意识发展中,由外在控制到自我控制、由自我保护到自我建构等一系列的结构变化及其联系,而本文的研究对象则是跨文化的思想与社会变迁,植根于一种社会学和文化哲学的现代性理论,旨在描述价值的相通。当然,这并不妨碍在涉及到人的自我控制的心理机制等问题上,心理学成果对本题有相当的缘助作用(详下文)。

  

   二、自主性原则何以成为首要的现代性价值

  

   所谓首要的价值,就是说,现代人之所以成为现代人的基本条件。现代人不等于天然地具备了充分的现代性价值,很多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却并不具有现代性的思想价值。这表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是要经由思想的反思或生活的磨炼过程,对个人的在世意味有一番真实的醒觉。自主性原则成为首要的现代性价值的第一个理由是:这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区分的重要标志。我们知道,传统社会比较强调一种现成的、安排好的生活样式,比较注重外在的权威、家族、社会或上帝的不证自明的主宰权力。而现代社会的首要因素,即个人的觉醒。依照启蒙主义者的话来说,就是人从外在权威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成为自己作主的人。依照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就是两个方面的合理化过程:一是世界的祛魅,一是“以个人面对上帝”。世界的祛魅,即外在的权威和不证自明的秩序安排在理性化的进程中崩解,“系统地运用凭经验得来的理性知识,揭去世界神秘的面纱,使世界全部服从因果法则;与此同时,世界是一个由上帝支配的宇宙这一伦理学公设,──除了在道德上有某种意义之外──已经最终遭到人们的非议,因为经验论的世界观已经在根本上排除了从内在世界的各种现象中寻找‘意义’的思想方式”(《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其结果,即“每个人都只身面对上帝”,意味着只有个人对自己清白无辜的相信、对自己成就自己的尊重,以及在世俗人生中恪尽职守、勤奋工作中,最终获得这样的自信与自尊,才能成为上帝真正的选民。由此可见,自主性原则不是逻辑的推理,而是在社会/历史的世俗化过程中,在自觉去除了传统的、习俗的种种他律束缚,个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的情境中,逐步确立起来的。

   这样的自信与自尊,内在一个因素是“权利”概念。上帝退出之后自我意识的重新合理化的关键正是天赋权利。“权利”将一般的自尊转化为积极有为的自主(自律)。因为几乎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尊观念。然而,正如泰勒所指出:“现代西方文明独特的地方在于,它倾心于根据权利的概念系统阐明这种尊重原则。这已经成为我们法律体系的核心──而且以这种形式传遍了世界。”“普遍的、天赋的或人的权利,就是把对人类生命和完整性的尊重与自律概念结合起来,就是设想人们在建立和保障他们应得的尊重方面,是积极的合作者。这个表述是现代西方道德观的关键特征。”6

   其次,自主性原则成为首要的现代性价值的另一个理由是:这是其他现代性思想文化价值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因而合乎逻辑地成为一个核心价值。我们知道现代性的基本价值譬如如民主、科学、理性、多元、平等,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文化动能与逻辑根据是个人,或自主的个人。从韦伯的观点说,如果没有每个人只身面对上帝的这一根本处境,就不可能发展出其他现代性价值。譬如民主,古代也有共和式的民主(今天依然有现代意义),如果没有自主的个人,那么民主就没有一个真正的自觉承担者、真实行动者,而且,民主可能成为一种空洞的形式主义。因为民主的真实含义是每一个人都运用自己的权利,参与政治权力。又譬如科学,不仅科学一直伴随着整个人类的历史本身(不是现代社会才有的);而且科学与理性也不是终极关怀,也必须以人为本,落实为个人的真实幸福,才成为现代价值。以科学和理性为武器的世界的世俗化的进程,更是真真切切地落实在每一个个人的行动与试误、对自己个体生命的经营、负责的过程中的。又譬如多元的价值,更是经由个人的醒觉、个人的理性评估之后选择的结果,才呈显其价值。又譬如平等,更必须落实到对每个生命个体的尊重,对不同的权利主体的承认。因此,在现代性价值的诸多观念中,自主性原则居于一种理一分殊式的地位,即每种现代性价值都可能多多少少分享着、涵蕴着自主性原则(。

  

   三、现代人不能自主的几种情形

  

   在个体生命的层面,人的成长过程中,由于认知的局限和创伤性经历而形成一些狭隘的认知模式或情结,这种模式一旦定型化便成为潜意识的一部分,它可以超越意识而成为一种强迫性的力量,自动地发生作用。在这样一些强迫性的思想与情绪之下,许多人想自主而不能自主。这种自主性缺失的危机,主要是属于成长的焦虑与心灵的锁闭,是可以通过心理的调适与重新解结,来加以化解的。

   然而心理学的视角往往只是局囿于个体心理发展,而缺乏真正的洞察力的。本文所叙说的则是现代性著名悖论之一:现代人往往不能得到真正的自主。而且,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发展,现代人往往重新被殖民化,重新失去辛辛苦苦争取而来的自主性原则。

   按照韦伯的另一个重要观点,现代社会就是人类的各种活动不断分化成为不同领域的进程。社会越是合乎理性,就越是成为一个“铁笼”,人就越是失去自由。因为从人的本性来说,是向往无限、整全、多样、和谐的,因为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利。然而现代社会的发展,其实是越来越走向理性的分化和价值的分立。譬如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私生活,譬如真、善、美,都有着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规则、不同的价值。这就命定了人的活动的有限性与不自由的必然性。合理化更强化了人的存在的悲剧性。“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这正是现代性最大的悖论之一。详论自由之于现代何以可能,牵涉到现代的规范性理论的正当化叙述,以及后现代的解释性理论的批判性叙述,是一个极复杂的论题。尽管如此,本文想说的是,现代人不能自主的问题,依然可以做必要的内部区分。也就是说,应分清究竟在哪个层面上,自主原则仍是存在着,仍有可能有限地获取;以及究竟在何种意义上,现代人或根本没有得到过,或是对于自主性原则的得而复失。于是,至少我们可以看出下列几种情形:

   首先,在社会历史的层面,如上所述,存在着由于现代社会合理性发展而导致自主的悖论。也即韦伯说的“铁笼”,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异化”。

   第二,在局部发展的层面,存在着一部分是社会的合理性发展,一部分是这一发展的衍生现象。换句话说,社会合理性发展本来有它的正当性一面,如客观化、定量化等,但是合理得过了头,认为可以主宰其他价值,本身又变成了需要正当化的对象。也就是说,可以通过重新合理化的过程,使在其中的人重获自主。举一个浅近也是最近的例子来说,当今许多高校和科研单位,以一种纯数量化的标准来进行学术成果的评估鉴定,使形式主义格调的所谓研究泛滥成灾,这正是一个有待于重新合理化,以俾使研究者重获学术研究的真实自主权力的过程。在局部的战役中,如果将攻击的目标定为全局,就会因聚集不对而力量全失。这一点,尤须分化的智慧。

   第三,社会大转型过程中,旧的与新的社会矛盾同时并存,让人无所适从。一方面,失去了原先的规范、习惯、习俗,而易流于放任而盲从,另一方面,社会变化太快,新的诱惑太多、选择太多元而出现“心理眩惑”,由追奇逐异而迷惑、误认。在当今的中国社会,由于新旧杂陈,发展过于迅速,实际上是前现代、半现代、以及后现代的社会生活形态纷呈,特别应警惕的是,旧的压抑形式,化装成新的现代组织形式,对人实行新的统治。举例而言,譬如科学拜物教、市场拜物教,以及权力拜物教,都是借着一些进步的名目重新夺走人的自主性。尤其是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俨然代表着“科学”、“进步”、“新经济”等迷人的光芒,率领着浩浩荡荡的信徒,指向唯一得救的道路。在重新唤起自主性力量的今天,尤须剌破这种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质。

第四,在当今西方,社会心理中呈现着“自由之累”。林毓生教授谈到:哈耶克先生生前没有面对一个大问题,即大部分人不要自由,对自由没有兴趣。西方制度给你很大空间,保护你,让你发展自己,可是西方却开始发现很多人并不要发展自己、申张自己的权利。……精神崩溃、金钱至上、食色至上、心灵空虚、宗教没有意义,所以反对宗教也没有意义了。对自由的冷漠、对民主的冷漠,谁当选都没有兴趣,好坏都是王八蛋。一方面表明制度确实很强势,社会确实稳态,另一方面也表明,人过于依赖制度,自由精神用进废退,人重新回到自我奴役状态(。尽管在一些事件(如、“911”、法国大选等)的刺激之下,会重新唤起人们的自主热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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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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